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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主要大国纷纷调整或出台相应战略，竞逐国际秩序的新制高点。中国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长补短、综合创新，积极运筹对外“大战略”，实现从“被动反应型”到“主动塑造型”的“蝶变”？
首先，需要完整阐释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既要弘扬“国大未必强—国强未必霸—国强不应霸—国强决不霸—国强贡献大”的新理念，开创大国崛起新境界；又要反复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无条件与孤立的，而是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理解与配合。
其次，需要坚持五个兼顾：一是兼顾发展中国家与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双重身份；二是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做到“韬晦有为”；三是兼顾硬实力与软实力，做到刚柔并济；四是兼顾经济与安全，做到均衡发展；五是兼顾自身利益与国际贡献，做“负责任的大国”。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在《求茂才异等诏》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崛起，也可说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策”，“策”即大战略。
《瞭望》2011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