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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正在展开。郑和下西洋，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精神，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而言，其意义更加难能可贵。并且，郑和下西洋始终坚守和平、平等、自律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有天壤之别。
因此，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我们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