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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0年后的今天，在21世纪如何继承并发扬郑和精神及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从而古为今用、继往开来，稳步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大业，这应成为纪念郑和下西洋的重中之重。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应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
“纯粹王道”外交的内涵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
“务实王道”外交的内涵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霸道”外交的内涵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外交的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务实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纯粹王道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为第二长，包括两宋与明朝，郑和下西洋就属于纯粹王道；霸道外交只在秦、隋、元三朝占主导位置。
总之，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存在着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在两宋时期），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时至今日，我们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取舍原则，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传统的优秀成分发扬光大。
首先，我们可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将昔日的郑和下西洋与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联系起来看待。
关于东西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互动与竞争态势，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是，在16世纪之前，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在总体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即为明证。但从16世纪（1500年）开始，西方内以科学民主，外以殖民掠夺，通过近代化与现代化逐步赶上并大幅超过东方世界，成了全球的主宰。
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古国正摆脱落后状态，加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今天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再创辉煌，一方面是要坚决否定西方列强在近现代的殖民扩张，另一方面则应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王道尤其是务实王道传统，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其次，弘扬中国传统的“天下”思维，以新的全球战略眼光审视中国的和平发展。
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战略决策属于中国古代的“天下”世界观，值得今人借鉴。
200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首次并适时提出了中国的全球战略眼光与全球战略意识两个新概念，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从对国际竞争的积极参与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即站在全球与世界的高度，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以中国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进步。
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之为和平发展战略，其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明确战略目标，包括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致力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其二，优化战略手段，包括善用经济外交与善打市场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模式的软实力优势；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外交活动，参与国际制度与规则的制定。
其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外交的务实王道精神，即义利兼顾、刚柔相济、积极进取、有所有为。
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其所经之处主要属于今天的亚非地区，这与今日中国的大周边外交不谋而合。
60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新背景下，面临和平崛起与和平统一的双重历史重任，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其一，高度重视大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积极推进大周边外交。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是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块周边外交基础上，将这四块连成一片，进而再向外推进，包括向西拓展到西亚非洲，向东南延伸到大洋洲与南太平洋岛国。大周边对中国具有极重要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价值，它在21世纪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占首要地位。
其二，睦邻友好、强调团结、增进合作、寻求共赢。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与富邻，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安全对话。
其三，处理好与美国、大周边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寻求中美两国在大周边地区共处双赢之道，确保中美关系大局稳定；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大周边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如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及东盟、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沙特、埃及、南非等。
其四，加速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维护海权、促进和平统一。今天，面临美日军事同盟深化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严峻挑战，我们尤其需要借鉴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意识与威武雄风，以强大的海军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人民网200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