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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我们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并将其与明朝（1368—1644）整个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既要发扬光大其中的优秀成分，又要认清其历史局限性与不足。
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加之当时国力比较强盛、物资条件许可，使得明朝的外交呈现出浓厚的纯粹王道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明成祖更是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向“西洋”各国传播中国的友谊，宣传明朝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理想，同时与各国开展平等的贸易活动，不带有一丝的掠夺性、征服性、暴力性与不平等性。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向当地国王宣读明朝诏谕，诏谕上明确写道：“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赐皆赏。”郑和一行每到一地，首先向国王或当地头人进行礼节性的访问，宣读皇帝诏书，赠送大量物品，然后开展贸易活动。
除严格限制的自卫以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
而除规模空前与技术精湛外，郑和下西洋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可取之处主要有二：
其一，勇气惊人，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首创精神，这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来说，郑和七下西洋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与弥足珍贵。
其二，纯粹王道的理想值得颂扬。郑和下西洋自始至终坚守和平、和睦、平等、自律的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风格与和平王道精神，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充分体现了纯粹王道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如更进一步地深入分析，我们就不应回避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历史局限性，而应全面与辩证地正视历史。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纯粹王道外交具有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郑和下西洋以对外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精神为主要使命，重义而轻利，厚往而薄来，对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有所不足。
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的国力，对外大力从事不计成本的睦邻外交活动。我们可将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做一比较，从中看出明朝纯粹王道与汉朝务实王道的差异来。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二，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花费的多，收益的少；送出去的多，拿回来的少，造成巨大的物资支出。另外，郑和下西洋的厚往薄来之举，在当时的封建帝制条件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成祖本人的帝王虚荣心与好大喜功的特点。
其三，受明朝封建社会的限制，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对外宣扬和平，虽然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依旧是小农经济主导，明朝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简言之，在21世纪的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们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与无私精神，也应实事求是地反思其若干历史局限性等不足之处。
人民网2005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