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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而事实上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分法才更为合理，其中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务实王道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辉煌的发展前景，对其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美国学者江忆恩把中国的战略文化（即军事政治与外交思想，本文侧重指外交思想）一分为二，即“一种源自孔子—孟子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两分法。另外他还声称“传统上中国所运用的战略文化明显表现出强硬实力政治的倾向。”而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则将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一分为三。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才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其中第一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居于中间。
笔者认为，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其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则是：不管邻国对己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单纯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元三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其中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其并非只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如“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72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睦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流。
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它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特色与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
（一）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再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儒家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政王道，追求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对外则推行王道睦邻外交。墨家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道家则属于消极的复古主义，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与知足常乐。墨家与道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其相关合理成分则被儒家所吸收。进而言之，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两类主张或两种思想倾向，即以孟子为首的绝对理想主义和以荀子为首的相对理想主义。前者重义而轻利，尚德而黜力，贵和而贱战，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追求所谓的纯粹王道政治外交；后者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主张务实王道政治外交。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于政治领域，兵家专注于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于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的政治外交。
儒家理想主义与法家现实主义两大体系之间冲突对抗的结果是，由荀子所开创的务实王道外交兼收法家等现实派若干合理成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占据了首位。可以说，荀子一派的务实王道既是儒家又不全是儒家，因为它在儒家基础之上还有效地吸收了以法家为首的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合理成分，并由此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一分为三的格局：融合众家之长、理想与现实并重、居首位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汉、唐及清前期）；耽于道德理想、鄙视实力与利益、居次席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宋、明）；根本否定道义、一味强调实力且唯利是图、仅居末位的霸道强权外交（秦、隋及元）。
（二）中国现当代外交哲学的守成与革新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一代表，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马列主义，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外交哲学充满了马列主义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法思想，例如其矛盾论、阶级斗争学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力量对比的方法等等，而其过失则是有时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分歧，过于强调对外斗争。周恩来的外交哲学与毛泽东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周恩来的外交哲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智慧与世界潮流、国际惯例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更具开放性、适应性与可行性。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二代表，邓小平外交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灵活务实，例如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感觉、对国际格局的深入洞察、对中国总的发展战略的心中有数，以及后来及时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等，显示了他敏锐的时代感、深刻的使命感与长远而清晰的战略眼光。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三代表，江泽民外交哲学主要是对邓小平的继承与发展，包括进一步明确中国崛起与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等等，其根本特点则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中国外交哲学前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哲学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真正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外交哲学进行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把中国优秀的睦邻外交传统发扬光大，将中国古代睦邻外交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历史哲学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的本质）与历史认识论（如何认识与研究历史）两大部分，其目的则是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如果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睦邻外交，将其放在广义国际关系史与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来看待，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出中国睦邻外交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启示，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本身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国际体系是由不同国际行为体（含国家）彼此互动所共同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和总的国际系统，它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并进行相互交往之时开始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根本有别于国家内部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还是逐步演变的？对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拘泥于狭义的国际关系史，认为以无政府性（其特征是混乱无序及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为本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悲观地认定这种无政府性是一成不变的。与此相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一分为三，并抱持体系进化的乐观看法。例如亚历山大·温特就指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还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作为洛克文化形成的标志，他认为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是沿着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洛克无政府状态→康德无政府状态的发展线索而演变进化的，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是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而在局部地区则已经产生了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他并说：“霍布斯文化时期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而康德文化则会是将来国际社会的主导特征。”
笔者认为，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具体区分与进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只是其以观念与文化决定一切的看法太过偏颇，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巧合的是，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三大流派刚好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霍布斯文化对韩非子的法家霸道思想、洛克文化对荀子的务实王道思想、康德文化对孟子的纯粹王道思想，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外交与政治思想（尤其是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早熟与历史超前性。
笔者还认为，应该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国际关系来逐步超越主权国家本位的国际关系，以整体全局的思维方式逐步取代基于个体国家的思维定式，以和平合作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用宇宙的宏观眼光来看待地球上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从而逐步超越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摆脱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应该努力培养“地球村”意识，宣传各国同舟共济、同“球”共济的合作精神，并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向公平健康的轨道。对此，中国睦邻外交传统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只有将其与西方所倡的主权平等观念以及着眼于世界全局的全球治理等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逐步克服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