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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国县级行政区包括地级市的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等八种。2005 年我国共有 2861 个县级行政区
，截至 2017 年 11 月，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有 2876 个，其中市辖区 986个、县级市 363 个、县 1356 个、自治县 117 个、旗 49 个、自治旗 3 个、特区 1个、林区 1 个。这里讨论的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016年全国县域内人口 9.1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70.9％。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相对都市较为落后，农民的地位较低。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地区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设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78 年改革开放使农村地区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农村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相比于城市差距还很大。正如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的，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特别是在县域农村地区，不仅距离全面小康有更大的差距，几千万农村人口还处于低水平的不巩固的温饱阶段；而且农村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2004 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261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2.8％；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 4977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其中，592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1613 万人；农村低收入人口为 2580 万人。扶贫重点县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 61.8％，低收入人口占全国的 51.8％。
2001 年以来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人口比重
2004 年，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东部地区为 374 万人，中部地区为 931万人，西部地区为 1305 万人，绝对贫困人口占各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2.8％和 5.7％；在低收入人口中，东部地区为 837 万，中部地区为 1744万，西部地区为 2396 万，低收入人口占各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2.2％、5.3％和 10.5％。如图：
2004 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地区分布
自 1978 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虽在下降，但是扶贫工作仍很艰巨。如下图：
1978 －2004 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人口比重
从城乡之间的比较来看。目前我国农村有 1.5 亿～ 2 亿呈“隐性失业”状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不足造成农民收入增幅长期低于GDP增幅，更低于市民收入增幅，城乡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之势。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消费品零售额的 26.2％，与 69.1％的农村人口比重相去甚远。农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市 1980 年代末期水平。2004 年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 0.3692，比上年提高 0.0012，低于上年提高 0.0034 的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维持上年 3.2∶1 的水平。
从县域之间的比较来看。2003 年的经济百强县与上届相比地区分布变化不大：东部 94 个，中部 3 个，西部 3 个，产业集聚形成的路径依赖继续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百强县的数量不足全国县（市）的 5％，人口不到全国县域总人口的 10％，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全国县域经济的 25％，即相当于 715 个县域经济总和；GDP增长率平均为 10.49％，比全国县域高出近 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为 30.48％，大大高于全国县域经济的 10.26％，在全国 2000 多个县域中，百强县域经济总量占总数一半以上，财政与金融占1 /4，投资总量占 1 /3 左右。与百强县相比，全国大部分县市人均GDP水平在2500 元左右，仅为百强县的 15％；人均GDP在平均值以下的县市有 65％。
根据 2016 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汇总数据，2016 年末，全国农村共有拖拉机 2690 万台，耕整机 513 万台，旋耕机 825 万台，播种机 652 万台，水稻插秧机 68 万台，联合收获机 114 万台，机动脱粒机 1031 万台。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乡镇占 8.6％，有码头的占 7.7％，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占 21.5％；虽然 99.3％的村通公路，全国 99.7％的村通电，但是仅有 11.9％的村通天然气，25.1％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生活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事关民生，事关国盛。
中共十六大在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县域”这个概念，而且发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
温家宝总理在 2005 年“两会”期间就中外记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话：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温总理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要说明，因为“三农”问题在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穷人的经济学”，需要发展穷人地区的经济。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措施，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大幅度降低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税费负担，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随着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面貌和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363 元，比 2012 年增长 47.4％，实际增长 36.3％。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高1.5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扩大的趋势成功实现逆转，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2％，比 2012 年下降 5.3 个百分点。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虽然这些年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发生了重大积极变化：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三农”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水平仍然不高，城乡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郡县治，天下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突出反映了县域在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同志深入县域考察调研，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中国政府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在推进各项建设的同时，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个县发展什么产业，这些产业又位于什么地方，基本上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前者主要反映县域的产业在市场中是否具有独特性或者具有竞争优势，后者主要反映县域产业的空间组织能否有效地推动产业的创新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理论上人们可以根据区域发展条件、比较优势和市场情况等来决定产业的选择和定位，但要把握住瞬息万变的环境实际上并不容易，而且大多数地区不具有明显的理论定位条件，主导产业常常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这使得许多规划往往出现偏差甚至失败，人们为了避免过多的失败，在实践中常用弹性规划方法来灵活处理产业定位问题。例如，工业用地规划中只定干路不定支路，按最大可能产业需求预留基础设施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