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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26日，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北部的松基三井喜喷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的诞生，也标志着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
“中国贫油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据有关资料记载：1913年，美国美孚公司的一个调查团，对中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调查勘探，并于次年在陕西延长钻井7口，结论是“没有一口井有工业价值”
。美孚公司的调查对世界影响很大。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艾·斯达金公开声称：“中国的石油储量极其贫乏。”
1922年，美国地质学家勃拉克·韦尔德发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认为中国的地质没有生油的条件，并得出结论：“中国是绝不会生产出大量石油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从美国请来地质学家芮奇，他在中国石油储量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建议你们忘却了吧”。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曾在阜新盆地、海拉尔盆地等地方勘探石油。日本投降以后，内野敏夫等人在《东北矿产》一书中断定：“在东北找油没有希望”。
以上这些，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结论却是一样的：“中国贫油”。然而，以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潘钟祥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不为洋人的结论所束缚，从我国的地质情况出发，认真进行分析，闯出了一条中国石油勘探和开发的新路。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对美孚的言论提出了质疑。1941年潘钟祥也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也能来自淡水沉积物。”
1948年翁文波把松辽盆地列为具有含油远景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石油工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找石油艰难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这代表了党中央的决心。当时铁人王进喜就喊出了石油工人忧心如焚与无比坚定的心声：“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外国人的地底下，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就没有油？”
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却体现出了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一种敢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伟大民族精神。
旧中国留下的石油工业家底是何等的微薄！难怪外国人曾经断言：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的石油连一个星期都维持不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新的历史篇章。石油被喻为“黑色的金子”，是“工业的血液”。缺少石油就是“工业贫血”。“工业贫血”，经济怎能迅速健康发展？靠进口原油过日子，大量外汇又从哪里来？何况当时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封锁。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企盼着石油工业的崛起。1952年2月，毛泽东发布命令，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师共7747人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扩大石油队伍。
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石油工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当时，石油工业在国家工业部门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石油产品的产量，大体上只能满足国家需要的25％左右，而且石油资源情况还不是很清楚，这同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成为一对突出的矛盾。1953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征询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意见。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表示，他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天然石油的贮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地质勘探工作。国家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天然石油的潜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只是勘探周期较长，投资较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长远地、根本地解决石油问题，只有大量的开发天然石油才有可能。但当时人造石油的资源比较现实，见效较快，是近期增加原油生产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石油工业的产量很低，同需要的程度相差很远，我们必须努力地去找寻更多的石油资源和研究发展人造石油工业的办法，以便把石油工业的建设规模加以扩大”
。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方针，大力加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国务院于1954年12月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7月，国家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由李聚奎任部长，全面加强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从此，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发工作。根据国家确定的方针，石油工业部把发展天然石油放在首要地位。从1953年至1959年，用于天然石油建设的资金，在石油工业建设总资金的比重达71％，天然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相继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通过对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个突破，克拉玛依油田也成为了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
陆相生油（terrestrial facies of petroleum），资源地学术语，是指陆相沉积条件下的石油资源形成过程。人类发现并利用天然气和石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是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手段发展石油、天然气只是近100多年的事情。经过不懈的理论探讨和勘探实践，人们逐步确立和完善了系统的油气生成、聚集和油气藏形成、分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和结论都认为，石油的生成和油气藏的形成都是在特定大地构造单元内的海相环境中进行的。
长期以来，传统石油地质理论认为石油仅仅为海洋生物生成。1863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T.S.亨特阐明了石油的原始物质是低等海洋生物；前苏联地球化学之父B.A.别纳科依在其名著《地球化学概论》中也明确指出，石油是海洋生物生成的；1943年美国地质学家W.E.普赖特再次强调，“石油是未变质的近海成因的海相岩层中的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石油及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陕北发现了石油。12世纪，先人们在四川钻成了气井。但自1878年近代石油勘探技术在中国出现以后的近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石油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陆相贫油”
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如前所述，因为1913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调查，没有什么收获。据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埃蒙斯教授于1921年断言：“所有的产油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在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中再次强调，中国没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积，似乎为“中国陆相贫油”又增加了论据。
与国外所云的“贫油论”调相反，李四光1928年曾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办”。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孙健初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先后到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及天山南北进行油气地质调查，分别于1937年和1939年在陆相盆地中找到了新疆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1936年，孙健初三出嘉峪关，对玉门老君庙和石油沟进行了地质和石油资源的详细勘察。1938年冬，他与严爽、靳锡庚等一行9人骑着骆驼，顶沙冒雪到达玉门老君庙，次年陆续钻浅井6口，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一辈石油地质学家正是以坚持实践第一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大自然奥秘不断求索的精神，拉开了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序幕。
1941年，《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陆相生油》这篇划时代的论文首次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议上宣读。“中国陆相生油”，这一崭新的命题，出自当时正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位中国青年——潘钟祥。1931年，潘钟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4次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并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他指出：陕北的石油产自陆相三叠系及侏罗系，四川产天然气的自流井无疑也是陆相地层。赴美求学后，他在浩瀚的文献中也发现了诸如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北部泡德瓦斯油田的原油产于陆相第三系的例证。“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找到大量石油提供了依据。4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玉门油田所开展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又为证实“陆相地层”生油提供了新的佐证。从1955年开始，人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找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并陆续在酒泉、柴达木、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找到了油气田，这一切充分展示了陆相地层的含油气远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石油勘探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找油重点战略东移。至50年代末，松辽盆地发现了特大型油田——大庆油田，原油产自白垩系陆相储层，油源岩也由陆相湖泊沉积物形成，厚度达1000米以上，油田规模约1000平方公里。大庆油田从规模开发以来，年产量稳定在5000万吨达27年。这一重大突破不仅是勘探实践上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学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大庆油田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陆相油气藏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存在很大规模的油气聚集，形成大中型乃至特大型油田。这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而且表明了依靠对陆相地层的研究可以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