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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地址在重庆城内的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3—4日，重庆遭日机大轰炸，中共南方局及新华日报社的房屋被全部炸毁。随后，中共南方局着手寻找新址，建设办公住宿用房。经中共地下党多方联系，最后选定重庆城郊的化龙桥红岩嘴大有农场。该农场主人饶国模女士思想进步，慷慨解囊，同意办事处迁往红岩嘴。同年秋天，农场内办公、住宿用房竣工，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入。当时门牌号编为“重庆市沙磁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的机房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理概念而言，它指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13号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党内外革命同志，就已经把红岩作为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的总称。曾家岩50号虽然名义上是周（恩来）公馆，但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部分机关的驻地；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代表机关的主要工作机构，其中以红岩嘴13号最重要，因为这里是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驻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当时革命者实际上是把红岩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代号。来自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同志要到南方局，就说是“上红岩”；进步人士要找共产党，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首先想到的也是“上红岩”。这样一来，“红岩”一词就与地图上所标明的红岩嘴这个具有一定方位的、单纯的地理概念不一样，而是象征南方局，对当时国统区的进步人士来说，也就是象征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中共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在《红岩村题诗》中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诗中写道：“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这里的“红岩”就是指设立在红岩的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这首诗又说：“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
这说明红岩这个荒芜的山谷，由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的所在地，因此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原中共南方局常委吴克坚1982年在重返红岩时写道：“红岩领导大后方，坚持革命有主张，党和人民鱼水情，凯歌高奏嘉陵江。”
这里的“红岩”，象征中共南方局。
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将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按原状修复，建立纪念馆，布置陈列，对外开放。在为纪念馆命名问题上报中央请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等商量后，定名为“红岩革命纪念馆”，并由董必武亲笔题写馆名。随后，国家文物部门又把重庆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新华日报》总馆、重庆市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中共代表团驻地和作为重庆谈判地点之一的“桂园”等旧址归属红岩革命纪念馆。20世纪60年代起，国务院先后将这批革命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红岩村”旧址，构成一个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红岩作为以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象征，既是历史的产物，又与国家行政部门有关法规密切联系。
红岩精神主要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革命实践斗争的培育，但与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入住红岩，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红岩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为了实现战后和平建国方针，1945年8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同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王若飞召开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抵达重庆，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新华日报》发表读者胡其瑞等四人来信，指出：“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柳亚子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第三天，就到桂园探望，并赠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遮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在诗中，柳亚子称毛泽东亲临重庆谈判是“弥天大勇”，又称毛泽东此来是“霖雨苍生”，是为拯救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在红岩村度过40个夜晚。
图为毛泽东在红岩村的办公室兼卧室。
在重庆的43天，毛泽东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去桂园，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情况，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具体的对策。他们研究得非常深入和细致，常常研究到深夜。每天与毛泽东研究完谈判事宜后，周恩来还要回到自己的房间，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其他重要事务。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谈判的下一步工作。忙完谈判事宜后，毛泽东还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他不仅要看一般报道，而且特别重视一些重要文章和报道，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社会各界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发展。
在重庆43天，毛泽东除主持谈判与国民党政府针锋相对的斗争，随时领导和指导中共中央的斗争实践外，还同社会各界朋友进行广泛的接触，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他会见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在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见和接触中，毛泽东虚怀若谷，自然随俗，平易近人，讲话幽默风趣，引人入胜，表现出豁达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使他们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当进步人士为他的安全担忧，劝他早日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神情坦然，悠然一笑，感谢道：多谢关怀，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这表现出毛泽东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识和气魄。
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但“红岩精神”这个概念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提出的。1985年10月，原中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回顾艰苦革命岁月，题写“红岩精神永放光芒”，这是国内第一次提出红岩精神的概念。1990年6月25日，原中共南方局秘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对中共南方局历史的谈话中指出：“南方局的历史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非常光辉的一页……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党。”
1991年4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在瞻仰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革命纪念馆时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1996年，在重庆直辖前夕，为切实推进“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振奋重庆人民的精气神，加快重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重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首次将红岩精神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1998年4月15日，江泽民为武警重庆市总队题写“弘扬红岩精神，当好山城卫士”的题词，殷切希望把弘扬红岩精神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2002年5月23日，江泽民考察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谈到红岩精神时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江泽民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强调它同中国革命精神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以及其历史地位。他还深刻地阐明了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要求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0月3日至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到重庆考察工作。他在听完重庆市委、市政府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胡锦涛的讲话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角度阐述了弘扬红岩精神的现实价值。
总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培育和形成的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为本质的红岩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