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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及其中共南方局的革命活动，是红岩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共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围绕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战线，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场正义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这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深刻指出：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
因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担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事实上在抗战初期，围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的工作较为顺利，国共合作气氛较为融洽。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先后在南京、武汉等地设立办事处；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中共代表团也常驻武汉，就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经常沟通和协商。更重要的是，为加强对国统区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还在武汉建立秘密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而长江局时期，由于王明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出现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以及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提出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正确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他还特别强调：“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
这就是说，虽然抗日民族战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不能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兼顾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大体承接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任务。但在抗战形势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南方局承担的任务已不再是组织公开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而是扎扎实实地巩固中共组织，代表中共中央，担当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巨任务。从中共南方局建立伊始，中共中央对其工作就做出了明确部署。1939年8月24日，毛泽东就指示中共南方局，要在做好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巩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把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南方局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中共南方局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中共的总任务。1940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上又着重强调：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应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他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中共中央以后的工作包括国统区、沦陷区和交战区三个方面的内容。他强调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带有全国性，要进一步发展。这是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把国统区工作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与中共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战略思考密切相关。毛泽东还强调：“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国统区工作放到党的全局工作中肯定下来，并突出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为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开展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变化着的国内政治形势，中共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分裂、倒退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中共中央的“击敌和友”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及团结抗战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在坚持抗战方面，中共南方局成为抗战中后期维持国共军事合作的重要桥梁。中共南方局利用地域优势，积极建言中共中央，协调国共合作关系。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联络沟通，积极维护抗战初期已经形成的军事合作关系，支持和推动国民党对日作战。在与国民党当局的交往中，重大问题的交涉、重大事项的合作，均由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出面；一般日常工作，由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出面联络。中共南方局承担的国共军事合作联系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转达国民党当局要求，并建议中央军委采取措施。1939年冬，国民党军队发动对日军的冬季攻势作战，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在山西上党一带和正太路、平汉路、平绥路、同蒲路、津浦路、陇海路沿线协同作战。叶剑英召集相关人员研究蒋介石电文，并报送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叶剑英又将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方案转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此次冬季攻势作战给予了有力配合。1941年5月10—11日，刘为章、蒋介石先后约见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在日本进攻华北时配合国民党军队行动，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
二是向国民党当局直接转报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计划和战报。周恩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它看作是与国民党当局沟通情况、维护团结，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战绩，驳斥各种谣言、诬蔑的重要手段。1939年12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将贺龙、叶剑英部八路军击毙侵华日军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的战斗经过及出战官兵情况转报给蒋介石。1939—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向山东、冀鲁豫、冀南、华中等敌后挺进以及发动“百团大战”等，周恩来把这些八路军、新四军的这些活动都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并得到国民政府的多次嘉奖。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一度决定停止向国民党当局送战报。但周恩来认为这样不妥，后经毛泽东同意，逐渐恢复向国民党当局报送军事情况。
三是负责军事情报的中转交换。为了巩固和维持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情报系统将搜集的日伪军作战部署、参战部队番号、主官、作战行动、作战特点、实力、武器装备、训练情况、补给情况等，电告中共南方局。南方局军事组经过分析研究，通过急报等形式报告国民党当局，并纳入每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国民党当局也把他们编发的《敌伪广播》（日刊）、《敌情通报》（月刊）等情报资料送给国统区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实现军事情报共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一般军事情报交换工作一直持续，有力地配合国共两军协调作战，对打击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协调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提出“他一周后，将去西安，拟在西安约泽东同志一晤”。周恩来即刻电告毛泽东，并建议中共中央以毛泽东生病为由，“以林彪代表至西安见蒋一谈”。
8月19日，接到毛泽东回电后，周恩来仍建议“对目前形势答：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力，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毛会面似嫌过早，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
9月3日，毛泽东再次复电周恩来，表示愿意会见蒋介石，“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再次指出：“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A.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B.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9月8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同意其提议：“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
通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电文交流，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高超的协调能力，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维护团结局面方面，中共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斗争求得团结的方针政策，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协商，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为维持团结的抗战局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会主要方针虽仍是坚持抗战，但明确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对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民权等避而不谈。会后，国民党当局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试图对中共严厉限制、防范和打击，并加派军队前往冀、鲁等，试图限制中共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调整对华侵略政策，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共磨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主张坚决、有力地还击，通过斗争维护团结。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系统阐发了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思想，为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思想指导作用。
1940年7月，在纪念抗战三周年的宣言中，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限制在交战区、沦陷区及陕甘宁边区23县境内，不向其他容易引起军事冲突的地方发展，愿意在交战区、沦陷区与一切抗日军队协同作战。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200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对于国民党军队，不论任何军队，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的，只要他们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都应当采取缓和态度，对某些顽固派，只要有可能（例如李品仙）都应与之订立和解协定，就地解决争议。打击日军，团结国民党军队，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总方针和总原则。
1940年1月的皖南事变让国共合作关系跌至冰点，但国共双均对此作“定性和控制”
，避免了国共关系全面恶化，尤其是中共从民族大义及抗战大局出发，极力维持团结局面，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应对蒋介石“一一七命令”给周恩来的指示中指出：“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4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有区别地对待各类国民党军队实现争取多数的方针的指示》中强调：“对国民党军队的总方针是联合同情者，争取中立者，削弱顽固者，消灭隐藏的汉奸队伍，以求得争取多数军队，坚持抗战到底”；“加强友军的联络工作及充实联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对于各种武装（友军、伪军、土匪、红学、会门等）有影响的人物，只要品行端方，就应以师旅名义聘请他为我军参议，给以优厚的月薪，以影响这些地方武装部队及进行争取工作。一切以为友军工作已告终止或几乎中止的想法（这在皖南事变后可能成为普遍观念），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以真实的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200万友军的重大号召。”
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蒋介石及卫立煌的方针指示》，要求彭德怀、左权以及刘伯承、邓小平，“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寇仍将继续进攻……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目前即可经过袁晓轩向卫建议，为了阻止敌人渡河及直接配合作战之目的，请他允许我军进至中条山及三角地区，如他不同意则将来敌人渡河我们无责任，如他同意则我军即可合法南下”。
另外，中共组织各种友好活动，积极营造军事合作氛围。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要求陕甘宁边区党及留守兵团，通过军事代表走动、节日联欢、解决困难、优待友军家属等与国民党军队交朋友，保护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2年7月至10月，蒋介石在重庆先后会见周恩来及林彪，11月国民党派邓卓延到延安，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化解皖南事变的影响。11月12日至27日，国民党十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专门通过中共决议案。这次会议强调：对中共仍本着宽大的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1937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三民主义，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这个决议表明，只要中共不超出国民党当局所设定的范围，国民党愿意与之合作。同时，也对1939—1942年国共不良关系做了总结。至此，国共两党因“皖南事变”而紧绷的关系趋于缓和。国共双方关系趋于好转，直接影响各地区国共驻军的军事合作关系。1943年4月4日，新四军与韩德勤部签署军事合作会谈，达成相关共识。
但是，不可否认，国民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仍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从而致使相互配合抗日的成效大减，1944年豫湘桂战役尤为显著。在1944年10月10日双十节演讲中，周恩来明确指出：这绝非偶然，这是由国民党政府历来执行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政策造成的，这是由国民党当局实施专制独裁、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政暴敛的法西斯主义政策造成的。国民党当局历来是只许政府抗战，不要人民抗战。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动人民抗战，便被诬蔑武力割据、违抗军令，而他们在大后方，对人民不动员、不组织，只有捆绑勒索，于是壮丁越来越少，军队越打越弱，政府也就越抗越没劲。尤其是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实行专制统治，鱼肉人民，却把敌后积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诬为“奸党”“奸军”，丑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
在推进民主进步方面，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推动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
中共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掀起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大后方宣传中共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中共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共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总之，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国民党的联络、谈判、斗争，同中间力量的交往、协商、说服，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竭力维护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日军为扭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打通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在短短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总计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军事崩溃，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当局抗战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社会各阶层要求国民党实行根本性变革，结束“一党专制”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
18日，周恩来又致电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如果中共提议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各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同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商谈，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9月4日，中共中央就提出改组国民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示他们：目前中共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专制，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9月5日，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中共对于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抗战反攻的“急救办法”，是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他明确指出，希望国民党当局立即结束“一党专制”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发了林伯渠这个报告，重庆各大报纸亦全文登载，引起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在林伯渠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一是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二是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三是在国是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四是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五是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六是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10月13日，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代表，再次明确地表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结束“一党专制”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如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以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由此，国共两党围绕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谈判。
1945年2月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指示：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除专制独裁，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允许人民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否则中共不会参加组织政府的。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打出的是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蒋介石决定打出另一面旗帜与之抗衡，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将“训政”变为“宪政”，以宪政名义抵制联合政府。3月，蒋介石宣布1945年11月召开“国大”。3月2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当局召开“国大”给王若飞指示：蒋介石集团的御用国大，必须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意见相同，主张先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等到收复国土、人民解放条件具备，再开全民普选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积极与各方政治力量磋商，并及时向中央报告。
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继续推进民主运动，帮助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成立新的或扩大已有的政党组织，以加强民主力量的联合。在这种背景下，中间党派活动空前活跃。1945年8月15日，民盟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9月14日，第三党向国民党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要求。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1946年4月14日，李济深、蔡廷锴等组织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成立。5月4日，由许德珩等发起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名为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至此，经过中共南方局的不懈努力，中国各进步党派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壮大的民主力量，成为国共两党之外一支不可忽视的政党政治势力，民主政治新格局在当时的中国呼之欲出。
解放战争初期，为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中共南方局配合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18个月艰难曲折的和平谈判，为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中共南方局参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推动重庆谈判的成功；协助中共代表团促成停战、整军等协议的签订；促进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等决议；参加“军事三人组”在东北和中原地区的军事调处工作。总之，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创新性开展工作，为创建光明的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