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红岩精神是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植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革命传统，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近代重庆革命传统和作风，是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渊源。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生动体现，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阶段的精神风貌，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肥沃土壤，受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哺育和滋养，体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第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易经》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即自然，其运动刚强劲健，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因此，人应顺应自然法则，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强，发愤图强，永不停息。这就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它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体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不屈不挠反抗压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基，影响并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难深重，外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是一项极端艰苦的事业，离不开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离不开为争取独立民主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在中共南方局时期，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不仅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而且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同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传承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形成了积极进取、锲而不舍的政治品格。南方局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在各种困难和风险面前，始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
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察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
第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中国文化以和为内核，看重和谐，崇尚中道，主张“和而不同”。“和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洞明“和实生物”之道，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功，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规，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终极关怀乃是“天人合一、宇宙和谐”。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宏伟开阔的气魄。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就是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的存在，尊重不同个体各自的特性，与其他个体和谐相处，既不屈己从人，也不强人从己，在平等原则下吸收融合，形成和谐统一的新形态。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以团结抗战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和上层政治任务中产生着积极影响，更感染和激励着广大大后方的人民群众，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共南方局的重要任务。中共南方局在统战工作中高度融会了“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尤其是作为南方局负责人的周恩来，深受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影响，在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中，往往能以其卓越的智慧，通盘把握全局，掌握最佳时机，该突出“同”时即突出“同”，该强调“异”时即强调“异”，通过对各种差异与矛盾因素的综合与协调来推动事物趋向整体的和谐。正是在这里，周恩来表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超艺术。1937—1946年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艰难、内容复杂、规模宏大、成就辉煌。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是道德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为大义舍小义，为大家舍小家，才能获得道德责任选择的自由，才能实现行为价值的最大化，从而使个人道德人格和境界在责任选择中得到升华。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能维系几千年的根源，也就在于这种责任意识的外化，即对君父的忠孝、对朋友的友仁以及做人的诚信。重视对责任意识的培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造就一代代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栋梁的有效途径之一。
爱国主义应归于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内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无一不是在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感召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天下兴亡放在肩上”，顾全大局，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面临艰难险阻，从不移爱国之志。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相忍为国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
。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根本看法，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身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动力和支柱。红岩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共产党人在弘扬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红岩精神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毛泽东曾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
重庆是一个革命传统极其浓郁的地方，自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后，近代重庆便随着中国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而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融入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民主革命的大潮中。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传入，重庆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等几十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马列主义在重庆传播，随之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如辛亥革命时期的邹容，在国内崭露头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寻找救国济民之路，这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潮头，以世界的眼光，以重庆为舞台，探索济世救国的新途径，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社会思潮，进行民主革命的实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聚集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由此掀开了重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早在1920年3月12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就率先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
该组织虽然没有进入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系列，但它确是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崇尚共产主义、向往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地方组织。1922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重庆地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成立。
在重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周贡植等。他们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初，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冉钧于1926年担任中共重庆支部的书记，杨闇公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人。他们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在接受新思想和不断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到重庆开展工作。1921年7—8月，邓中夏来到重庆，宣传进步思想、提倡革新精神；1921年10月，恽代英来到重庆，主持川南师范教务；1923年1月，他受团中央委托考察重庆，了解重庆地方团组织的情况，加强了重庆与中央团组织的联系。1924年11月，张闻天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任教，他与萧楚女在重庆团地委的支持下，联合重庆进步力量，与教育界的顽固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舆论斗争，并指导川东师范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著文宣传阶级斗争，支持革命运动。1922—1924年间，萧楚女多次来重庆，他根据团中央的指示精神，将重庆团地委改组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在重庆的革命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抗战爆发后，中共南方局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刊登了相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以及国内许多学者的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传播。其中《群众》周刊第3卷的社论，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共产国际五一宣言》里，就阐述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发出了对无产者的号召：“我们需要增加我们力量的团结，我们需要民族范围内及国际范围内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对于我们的需要，好像面包、空气和水一样。只有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在统一战线的帮助之下，把这力量发动起来，然后才能发动全人民的力量，发动整个劳动人类的力量。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需要永远消灭法西斯主义，消灭侵略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
当时在重庆地区有很多的报纸期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错误的解读，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为了消除误解，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对马列主义进行正确的宣传、传播，消除民众对马列主义的误解。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刊载了数百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周恩来和艾思奇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国家与革命》等，以此唤醒民众，反驳国民党的诋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大后方广泛传播。另外，抗战时期，大后方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呈快速发展态势。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来到大后方，如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杜国庠、华岗、胡绳、吴泽、嵇文甫、赵纪彬、陈家康等人，他们创办《读书月报》《理论与实践》《群众》等刊物，成为新文化界的一支劲旅。由此，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和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的延安，逐渐形成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中心。
由于身处国统区，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工作条件下，依然秉持着学术敏感，并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与学界同仁交流意见，推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
通过学术的研究与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后方的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共南方局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形成了“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重庆是一个革命传统极其浓郁的地方，近代重庆社会随着中国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而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融入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民主革命的大潮中。重庆的近现代历史，也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和重庆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是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875年，英国制造了“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打开了侵略重庆的大门，随之各种侵略活动纷沓而至。之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把重庆辟为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成立由英国完全控制的海关，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各种侵略活动愈演愈烈。重庆人民一直在不断抗争，1889年，大足县余栋臣，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而宣布起义。1897年，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爱国杂志《渝报》，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03年，杨庶堪等人在重庆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公强会。
在重庆革命活动期间，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等形成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为红岩精神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