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岩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任何“精神”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反映并反作用于客观存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它的产生鲜明地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蓄意挑起侵略战争。中国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在5天之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同年11月，日军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忍让的政策丝毫不会阻止日军侵略的步伐。1932年1月，日军攻占热河省。1月28日，日军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企图一举占领上海。3月，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之后，日本对华侵略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同时，日本与英、美在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霸权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扎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日军从华北、华东两个方面向中国大举进攻，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相继进行。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其国力已无法支持更大规模的战争。此后，日军被迫停止发动正面进攻，转入巩固和加强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中国东、中部地区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及大量的工厂企业、学校科研单位、金融机构、新闻文化单位、外国驻华机构纷纷迁至重庆。重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变化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实行全面抗战，积极倡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分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提出武装抗日的政治主张。随后中共中央又发表一系列宣言，深刻揭露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强调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随时准备对日作战。

1935年8月1日，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意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主张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协商，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该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这次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直接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以及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在对西北“剿匪”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首先实现了与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为了适应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救亡的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计前嫌，及时调整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政治，为以后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共、开创抗战新局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面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及其国内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蒋介石对抗日救亡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1936年7月13日，他在谈到外交方针时指出：国民政府外交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他国强迫国民政府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国民政府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做最后牺牲的时候。针对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诉求，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感召下，12月12日，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妥善处理复杂国内政治关系，张学良、杨虎城当晚将事变情况告知中国共产党。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途径。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基本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重要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而努力奋斗。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同时承诺，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做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为结束国共两党对立局面、实现联合抗日做出的重大让步。此后，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就国共合作问题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谈判。

为了纠正国统区工作中的“左”倾，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五六月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白区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实现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指出，中国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会议强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就是在敌占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以推动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抗日力量，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洛川会议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认真总结抗战经验、科学分析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基础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定。1939年1月5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其职责是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地党的工作。中共南方局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倒退、投降，组织和动员国统区人民参加抗战、争取民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三）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密切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局部侵华给首都南京造成的危险，开始筹划在中国内地寻求一个安全的战略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开始考虑把西北作为抗日救亡的后方根据地。1931年9月2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把首都从南京迁到西北，集中于陇海路，准备对日一战。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他又在日记中表示：“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 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表示国民政府拟迁都洛阳。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做出三项决议：一是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是以洛阳为行都；三是筹备陪都事宜，组织筹备委员会，提交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西安，以西北地区为后方战略基地，只是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其统治范围时所做的迫不得已的抉择，也有防范苏联的战略考虑。但是，在资源上，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文教相对落后，人力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在地缘上，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民党政府认为，苏联的威胁仍不可忽视；在政局上，西北地方军阀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军阀割据尚未解决。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蒋介石的关注。蒋介石借口“围剿”红军，乘机向西南渗透。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西南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四川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逐渐推进，从而实现了国民党对四川、贵州、云南的直接控制。此种政局变化成为抗日大后方发生转移的重要前提。1935年3月起，蒋介石两度入川，考察西南诸省，将其理想中的抗日后方战略基地逐步由西北转向西南。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战事急剧变化，日军不仅突破中国守军防线，向沪西包抄推进，而且日机更是频繁狂轰滥炸南京，致使国民政府不能正常办公，转移首都迫在眉睫。当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处于不利、南京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10月29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并提出把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驻地。

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商定迁都重庆的具体事宜。11月12日，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政府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者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者迁长沙以南的地方。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官员，乘坐“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驶向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指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目的在于坚持长期持久抗战、统筹全局，号召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不懈奋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表明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正式确立。此后，“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 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南为重点，包括西南与西北的大后方，成为支持中国抗战的战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