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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培育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精神。它是在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升华而形成的，而这种传承一经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沂蒙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则很快上升为一种先进的民族精神，使它与其他革命精神一样，成为我们党的精神瑰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信仰的力量
信仰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活动。在战火硝烟中铸造出的沂蒙精神，它的历史永远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时期，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蚕食，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根据地军民始终坚信革命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信仰像长明的灯塔，为黑暗里前行的沂蒙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革命先辈对信仰的呐喊，至今仍回荡在那段风雨苍茫的历史长空。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从一大会场带回崭新的希望，播种在自己的家乡。他坚信，这点火种必定会在沂蒙大地上生根开花。从1923年到1937年，沂蒙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沂蒙人民的革命意识不断觉醒，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显示了沂蒙人民的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英勇献身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是鲁南特委、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创建地，是当时华东和山东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在这里工作、战斗过。当时沂蒙山根据地人口420万人，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0多万人拥军支前。从沂蒙山区出发，罗荣桓率雄师挺进东北，陈毅率大军直下江南。特别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七十四师，对山东和全国的战局，都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沂蒙人民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有十万多革命烈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了闻名全国的“抗日楷模村”渊子崖、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女子火线架桥队”等一大批英雄典型。在沂蒙这块土地上，“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沂蒙军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创立、巩固、发展了沂蒙根据地，创造了光辉的革命业绩，铸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在当年的沂蒙根据地，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艰苦、不怕坐牢，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真正做到了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而献身。年仅35岁的鲁南区党委书记、鲁南军区政委赵镈，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文件，放弃逃生的希望，被捕后经受种种酷刑，反复只有一句话：“我代表鲁南共产党，共产党员就是我，怎么处置都可以。”
在行刑的土坑前，赵镈没有哀伤生命的消逝，而是向周围的国民党士兵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演讲：“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度过暂时的困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日寇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反共卖国的中国人手里，这使我终身遗恨、死不瞑目。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死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抗战一定能胜利，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曾经的鲁南“山大王”万春圃，半生地主，半生革命，最终抛弃殷实富裕的生活，把一支人枪四百、武器精良的正规队伍交给了党。这支部队很快成为鲁南抗日的中坚力量，后来发展为威震鲁南的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老五团”、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23团。万春圃也成长为一名我党的高级将领。罗荣桓曾这样评价他：“一个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坚持站到了革命人民的这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赵镈
历史证明，由坚定的政治信仰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沂蒙党政军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
（二）捍卫人民利益
革命战争年代，在战火纷飞的沂蒙地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根据地正确执行群众路线，党与人民共同铸就了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
党在根据地解放群众。自由民主是共产党人首要的价值追求。共产党八路军在根据地首先解放群众，唤起民众。共产党到沂蒙地区之前，沂蒙女性处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之中，没有丝毫的权利，地位极低。党通过成立妇救会等专门机构和颁布系列政策法令来维护妇女的权益，包括放脚自由、受教育自由、结婚自由、抗日自由等。从此，沂蒙女性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权利，第一次拥有做人的尊严，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从而爆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沂蒙母亲”王换于当时连名字都没有，跟着丈夫姓，叫于王氏。女人没有名字，更谈不上社会地位。王换于这个名字就是开辟根据地的党员干部给起的，那个时候她已经年过半百。共产党八路军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堂堂正正地做人，有尊严地活着，使在封建黑暗势力压迫下的沂蒙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党在根据地教育群众。共产党八路军来到沂蒙根据地之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讲救国救民的真理，领导群众学文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快板、地方戏曲等成了教育宣传的好形式；墙头、路边、房屋、树木成了教育宣传的阵地。抗大一分校驻沂南期间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宣传活动。学员一有空就到大街上或者附近村庄刷大字标语，到人多的地方唱抗战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或者进行激情演讲。在党的教育宣传下，用知识武装起来的群众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沂蒙地区的妇女们首先喊出了“要识字、要救国、要解放”的口号。沂南九区刘氏大地主燕翼堂的刘曾蔼四姐妹，走出了富裕的家庭，背离了自己的阶级，加入了革命队伍。
党在根据地爱护群众。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关心爱护群众，在关键时刻把安全交给群众，把危险留给自己。在1940年徐向前指挥的九子峰战斗中，八路军已经把敌人压缩包围，但是为了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没有发起攻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在突围撤退时却把群众的20多间房屋纵火烧毁，沿途大肆抢劫。
根据地的官兵亲民爱民。1941年到1944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四团先后三次驻扎在临沭县朱村，严谨的作风和亲民爱民的形象深深印在百姓的心中。曾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支前、现年86岁的朱村王克昌说：“老四团俺熟，他们住谁家，那家人就不用挑水了，也不用扫地了，战士们都干了。还有村口的土路，他们在两边开沟，用于排水，而之前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他们不嫌脏，不怕累，连村民在家垒粪坑都来帮忙。平日里八路军把老乡当成自己的亲人，让农民翻身大解放，朱村人都愿意跟党走。”
谈到当年为什么支前，他说：“这都是感情啊。共产党对我们朱村人好得不得了，我们也要对共产党好。没有好感情，怎能惊动百姓们的心？”在领导干部身上，亲民爱民的形象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徐向前在沂南麻其家住时，他有空就帮麻其干活，还将自己的大衣给麻其披上，对麻其说：“俺住在你家，你就是我的父亲，一家人可不能见外啊。”陈毅在兰陵时发高烧，警卫员小于去田地抱了个西瓜，看着四周没人便放了一张借条。陈毅批评他：“小于啊，瓜小影响大。国民党兵抢瓜，我们趁人家不在摘瓜，一个抢，一个摘，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不能干违反纪律的事。”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在伟大的人民战争中催生了沂蒙精神。沂蒙精神之所以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沂蒙地区得到很好的落实，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三）永远跟党走
爱党、信党，坚定信念跟党走，是沂蒙地区人民最宝贵的品质。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时期，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沂蒙地区人民以对党的无比信赖和忠诚，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产生和丰富了沂蒙精神，爱党、信党也因此成了沂蒙精神的鲜明特征。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诞生于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经典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表达了老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无限热爱之情，是沂蒙地区人民对党忠诚和信赖的最好诠释。
这首歌的诞生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1940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此时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转战到沂蒙地区，为了迎接建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学校要在这一年“七一”举行党代会开幕式。开幕式筹备期间，校政治部请校文工团创作一首新歌，向党的生日和党代会献礼。
当时，作曲家王久鸣任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副主席，他接受任务时说：“如果有人在10分钟内能写出歌词，那么我10分钟也能把它谱成歌曲。”政治部干事沙洪听到后说：“他能在10分钟内谱成曲，我也一定能在10分钟内作完词。”说完他就在树荫里席地而坐，竟然真的只用10分钟就把歌词写好了。拿到歌词后，王久鸣一边看一边哼唱着，谱完曲子后一看时间，也正好是10分钟。随后，这首歌就由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出。从此，这首歌便唱遍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与老区人民一起唱着这首歌走向了抗日的战场。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地
根据沙洪回忆，当时他们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每到一处，无不被沂蒙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豪迈热情所感染，正是感受到山东军民对党的爱戴和信赖，才有了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歌颂党是“领导”“核心”的真情表达。
沙洪说：“要写一下子就出来了，不需要多少在文字上的作，不是作出来的，那是山东军民的一种声音迸发出来的。”
党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也把党放在心上；党把群众当亲人，群众也把党当亲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沂蒙根据地加强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并发展文化教育，建立了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党的建设上，沂蒙地区是山东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到1943年，沂蒙地区基本实现了山东省党的一元化领导。政权建设上，按照“三三制”原则，沂蒙地区陆续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做主。经济建设上，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措施发展生产，减轻了农民负担。文化教育上，陆续开展了以冬学、识字班、常年民校等为主要形式的民众教育，把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教育推向了高潮。这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代表了劳苦民众的利益，沂蒙人民从实践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翻身得解放，从而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山东动员近百万名青壮年参军入伍，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充足的兵源补充；先后动员1106万人次支前，随军民工北上东北、渡黄河、进中原、战淮海、下江南，转战17个省市。沂蒙党政军民戮力同心，血肉相连，用鲜血和生命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它向世人揭示了赢得战争胜利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共产党八路军在根据地坚决执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从而得到群众的普遍追随，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里，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山东党政军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并肩抗敌，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爱党爱军”体现的是沂蒙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爱戴，展现了沂蒙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政治信仰，是沂蒙人民坚定不移的自觉行动，是沂蒙人民政治本色的根本体现。在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用生命和鲜血砺炼出“爱党爱军”高贵品质，在和平建设时期，沂蒙人民继续用真情续写“爱党爱军”的新篇章。
在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近百年中，沂蒙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长期生活在黑暗和苦难中的沂蒙人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摆脱苦难、消除祸患，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可是，谁能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沂蒙人民指明前进道路的方向？谁能与沂蒙人民一道同仇敌忾，迎来独立自主的幸福生活？
（一）苦难深重的沂蒙大地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苟延残喘，加重盘剥；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大地，疯狂掠夺，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沂蒙大地同样黑云密布、哀鸿遍野，沂蒙人民在黑暗中苦苦挣扎。
首先，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造成沂蒙人民深重灾难的主要因素。中国自战国时期开始的封建制度延续了1700多年的时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晚清政府吏治腐败，腐朽没落，使得封建制度危在旦夕。1840年，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残余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战争赔款，全部转嫁给了广大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沂蒙人民同样遭受着封建顽固势力的压榨和剥削。在抗战前的沂蒙农村，地主阶级以及商人、官僚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和掠夺，占总人口约3. 5％的地主占有45. 8％的耕地，而占总人口70. 5％的贫雇农仅占总土地的18. 4％，大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以小土地租佃的方式分散经营。由于资金的匮乏和技术的落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高额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成为沂蒙农民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加剧了沂蒙人民的贫困。
其次，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也是造成沂蒙人民深重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彻底打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通过强占领土、逼签条约、建立租界、开设商埠、垄断航运、资本输出等多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依据1898年《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攫取了胶州湾—沂州—莱芜—济南的铁路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内的矿藏开采权。德国人还成立了“德华矿产贸易公司”攫取了沂州、沂水等五地的矿物特权，掠夺的魔掌伸向了沂蒙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攫取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垄断资本势力迅速崛起，沂蒙地区的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成为垄断资本直接榨取的对象，这大大加剧了沂蒙地区劳动人民的贫困。
再次，地主豪绅和土匪的恣意横行使灾难深重的沂蒙人民雪上加霜。旧社会，沂蒙地区的一些地主豪绅多是当地的土皇帝、大恶霸，他们有的“当官为宦，世代相传，靠着政治权威压迫人民”，有的则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把持着乡村政权。如莒南大店庄家，沂水刘家，莒县管家窑的管家，临沭县朱樊的王家，临沂庄邬的杨家、长新桥的宋家，“都是官僚地主富贵之家。他们姻亲相连、裙带纵横”，且“与官府串通一气”，“成为统治人民的一个上层特权阶层”。他们还设“公役”，养团练，“对一般群众有传讯、拘留、关押、审判、裁定的权力”
。他们当着本区的区长、乡长，作福作威，不可一世，老百姓苦不堪言。
民国时期，山东一直是匪患的重灾区。“1923年军阀田中玉督鲁时期的‘临城劫车案’就是抱犊崮土匪孙美瑶所为，该事件震惊世界”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仍然是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山东土匪历来以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组织严密、武装程度高而出名，土匪已成为山东一股非常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由于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大小土匪蜂拥而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八百里沂蒙几乎无山不匪，无村不盗，他们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把广大农民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当时的地方官府迫于民怨，不得不例行公事，数度剿匪，但就像隔靴搔痒，难以消除匪患。沂蒙百姓为了自卫，自发成立了“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为躲匪、抗匪，小村并入大村，有些村庄还建围墙，筑圩子，造土炮，买枪支；不少地方还成立了“联庄会”，联合抵御土匪的袭击，但也难逃土匪的洗劫。
到19世纪20年代末，沂蒙地区有名有号的匪伙多达50余股。他们少者数百人，多者万余众。至于拦路抢劫、入室盗窃的散匪草寇，更是难以计数。当年主要活动于沂蒙地区的著名匪首刘黑七（刘桂棠）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刘黑七凶残狡诈，抢劫绑票，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从1915年拉杆子为匪，到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横行29年，啸聚匪徒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劫掠范围涉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山西等十几个省。刘黑七活动范围之广，横行时间之长，聚匪人数之多，作恶程度之深、手段之残忍，实属历史罕见。在多路土匪的摧残劫掠下，沂蒙地区村落凋零，民不聊生。
在地主恶霸残酷压迫和统治下，在匪患不断的侵扰下，无数农民被打死、逼死，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或流离失所，连基本的生命权都毫无保障。长期生活在黑暗和苦难中的沂蒙人民，盼望着摆脱苦难、消除祸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二）共产主义曙光照耀沂蒙大地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奠定了沂蒙人民红色信仰的基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出生于沂蒙地区，他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风暴，吹响了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号角。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之一是收回山东主权。因此，山东人民的斗争浪潮尤为高涨。运动爆发后，全省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济南为中心，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内容，以发表通电和集会、示威游行、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为主要形式的群众爱国运动。5月7日，齐鲁大学、省立女师等21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济南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影响遍及全省各地。沂蒙地区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立即行动起来，蒙山沂水间迅速掀起了反帝爱国的斗争浪潮，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沂蒙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
5月中旬，为声援北京、济南等地爱国运动，临沂城各学校师生纷纷举行罢课。以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今临沂第一中学）为主体的各校学生300余人，联合工商界人士，在城内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贼的强烈义愤，高举标语横幅，手执各色旗帜，高呼“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行进在临沂城内的主要街道上，不少居民自动加入游行队伍。5月30日，临沂城各学校2000多名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许多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呼吁人们赶快行动起来，奋起救国。在学生们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商人们纷纷举行罢市，抵制日货。临沂商会通知各商号，限于8月1日前将所存日货自行处理，逾期一律没收。人民群众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将自己使用的日货自行销毁，以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义愤。各界人士迅速联合起来，标志着临沂的五四运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山东广泛传播。1920年，党的早期活动家王尽美、邓恩铭一起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励新学会，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青年觉悟。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王尽美秘密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他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一大后，王尽美曾回到家乡沂蒙地区（王尽美出生于当时的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市）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在他的影响下，沂蒙地区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先进青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沂蒙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25年春节前，王尽美在济南与反动派连续辩论三天，疲劳过度，吐血晕倒，此后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抱病参加工人大罢工，继续慷慨激昂地演讲。当年夏天，他终于力不能支，回到家乡养病。回到家乡后他饱受肺病折磨，又因革命事业心急如焚，病情很快恶化，乡亲们把他送到青岛。病危期间，王尽美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
王尽美
受王尽美等人影响，在沂蒙地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还有刘氏叔侄和李氏兄弟。
刘晓浦、刘一梦叔侄是沂水县西南乡垛庄（今属蒙阴县）大地主“燕翼堂”的后代。“燕翼堂”鼎盛时期有土地5800亩，山林上千亩，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并在上海、济南等地设有商号，在沂蒙地区可谓首屈一指。刘晓浦早年在临沂、济南上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南通职业纺织学校。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多次走向街头、集市，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暴行径，为此被校方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学，在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育下，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写信劝告家庭将部分土地、财产转让给贫苦农民。1923年夏，由王尽美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每逢假期他就去济南，协助王尽美通过“平民学会”宣传革命。在上海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上海、南通、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刘晓浦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中共山东省委遭严重破坏，刘晓浦受党中央的派遣，同刘谦初到济南重建山东省委，开展党的工作。刘晓浦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不避艰险，四处奔走，找地下党员谈心，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筹备召开了省委会议，并秘密走访遇难者的家属，设法营救出几名被捕的共产党员。
1929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刘晓浦和他的爱人曹更新等八人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1931年4月5日刘晓浦被韩复榘杀害，就义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刘一梦是刘晓浦的侄子，他早年毕业于驻临沂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23年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校直接受到瞿秋白、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诲和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同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经常利用假期回乡宣传革命，从事革命文学的评论和创作。他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失业之后》，被列为太阳社丛书之一。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曾称此书为“优秀之作”。叔侄两人在回乡探亲时，带回许多革命刊物，交给知识青年阅读。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他们还向农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1928年，刘一梦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同年3月省委遭到破坏，刘一梦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被国民党反动军阀杀于济南，年仅26岁。
在刘氏叔侄的影响教育下，当地很多人接受了进步思想，并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仅他们刘家后来就有20多人参加了革命。
李清漪，字泮溪，家中排行老三，是马克思主义在沂水的最早传播者，沂水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天资聪颖，爱好广泛，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已有一定造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7岁的李清漪考入了临沂省立第五中学，一年之后，由于不满该校教学保守、管理不善，又转考进以民主空气较活跃闻名的济南育英中学。在此，他接触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1923年，他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翌年，转入社会学系。进入上海大学不久，李清漪就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陈望道、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人，并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4年，经瞿秋白介绍，李清漪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李清漪因病回到家乡疗养，他带给家乡的是人们闻所未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李清漪一边治病，一边工作。他和胞弟李清潍一起，创办了一份《农民小报》，自己编辑、刻印，发放到附近农民手中，宣传革命和党的政策主张，用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故事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更广泛地传播了新思想，使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在沂水西北部得到了初步普及。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平民夜校在下胡同峪村诞生了，并吸收了周围村庄的30余名贫苦青少年到校学习。李清漪和李清潍亲任教师，他们自己编写教材，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农村进步青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波及全国，济南也不例外。5月20日，李清漪正在阅读整理文件，没能及时发现前来查户籍的军阀警察。警察闯入房间后，他急忙将手中的密件吞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察从房中搜出了一些进步书刊和党内文件，李清漪不幸被捕。被捕后的李清漪受尽敌人的酷刑折磨，两肋被烛火烧焦。1927年5月23日，李清漪被秘密押往刑场，就义于济南千佛山附近的南圩子门外，年仅25岁。当时与李清漪一起被杀害的共产党人还有山东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的鲁伯俊等四人。他们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们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浩然正气谱写了一曲生命的慷慨壮歌！李清漪的革命生涯为沂水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李清漪遇害后，沂水西北部的许多热血青年，尤其是受过他革命启蒙教育的青年万分悲痛、义愤填膺，纷纷寻找党组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弟李清潍也更坚定了继承哥哥事业的革命意志。他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延安，先后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青训班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4月毕业后被派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氏兄弟的积极影响下，相对愚昧封闭的沂蒙农民慢慢开始觉悟，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逐渐觉醒。李氏兄弟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沂蒙大地深入人心，点燃了乡人寻求解放的希望和信心。抗日战争时期，沂水西北乡的埠前村、胡同峪、葛庄等地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这与李清漪、李清潍早期的广泛发动、积极影响是分不开的。
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山东党政机关、华东局机关等在沂蒙大地长期驻扎，沂蒙人民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下，沂蒙人民迸发出高涨的革命热情，积极参与革命、支援革命，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政治品格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爱党爱军”是沂蒙人民用奶水、煎饼、小米养育几十万人民军队、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懈追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它已经内化为沂蒙人民稳固的政治意识和优良的政治传统，外化为一代又一代沂蒙人民的自觉行动。
（三）坚定不移跟党走
沂蒙地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在1926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系列革命活动。共产党员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壮举，使沂蒙人民深受感染。沂蒙人民逐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沂蒙地区的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党的活动遍及沂蒙大地。沂蒙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尽管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损失，但扩大了共产党在沂蒙地区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8年2月，日军铁蹄踏进沂蒙大地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疯狂屠杀，先后制造了沂水县沭水集、临沂县长新桥、临沂城、郯城县三捷庄等几十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惨案。如1938年3月8日，日军在沂水县城西南上、下峪子两村，残杀百姓120多人，炸毁民房20余间，炸死牛、驴、猪等家畜30余头，造成了抗战初期震惊沂水全县的上、下峪子大惨案
。1938年4月21日，日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临沂惨案”，攻占临沂城后，疯狂屠杀无辜居民3000多人，血流成河
。1939年夏，日军对沂水东里店进行狂轰滥炸，300人被炸死，40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据此，侵华日军以确保其占领区的“治安”为主，以“彻底肃正华北”为重点，对我党领导的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展开了连续的毁灭性的大“扫荡”。日寇在这一时期对山东根据地的“扫荡”，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共北方局也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深入农村，发动人民武装抗日，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中共山东省委及沂蒙地方党组织，坚决执行这些指示，发动了全区性的抗日武装起义，组织了各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组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根据地，组建起十几支八路军游击部队，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沂蒙大地燃烧了起来。1939年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奉命挺进山东。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西山前村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抗日典型代表。
西山前村位于临沭县西南部。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山前村是华中地区经过山东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的必经之地。八路军在该村组织了村自卫团和乡分队，筹资购置土枪土炮，修围墙，筑炮楼，抗击日本侵略军。1941年9月30日凌晨，驻临沂日军川本、汉奸大队长许兰笙纠集日、伪军1000余人，对西山前村发动了突然袭击。发现敌情后，山前乡乡长、西山前村自卫队队长张作洪组织全体村民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并亲自带领乡分队和村自卫团100余人到北岭阻击敌人。在张作洪的率领下，乡中队、村自卫团和全村男女老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他们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和农具，同敌人展开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张作洪身背大刀，手持钢枪，一边指挥战斗，鼓舞士气，一边不时向敌人射击。在村东南角围墙垛口，张作洪不幸中弹牺牲。老村长阚宝增挺身而出，指挥村民继续战斗。疯狂的日寇向村里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并惨无人道的向村子发射了毒瓦斯。时近中午，四周围墙都被炮弹炸开，日、伪军随后冲进了村子，烧杀掳掠。八路军东进支队和临沭地方武装闻讯赶来支援，日、伪军仓皇逃离。这场保卫战，西山前村民共打死日、伪军100余人，乡长张作洪等38人壮烈牺牲。滨海专署授予西山前村“抗日模范村”称号，追认张作洪为“抗日民族英雄”。
在抗日战争期间，像西山前一样英勇抗日的事例在沂蒙地区不胜枚举。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彪炳千秋的壮丽战歌。抗日战争期间，沂蒙军民与日军作战4万余次，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25万余人。沂蒙军民有6万余人为抗战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沂蒙人民欢呼胜利的声音还未散尽，蒋介石就挑起了内战，把沂蒙人民又推向了战火之中。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两天，即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在莒南县大店镇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政权。山东省政府的成立，使沂蒙人民以及山东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政权和政治靠山，人民群众第一次感受到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尊严，从切身实践中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从内心深处更加感激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在解放战争中，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边参加土改，积极生产；一边参军支前，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12月，鲁南战役前夕，郯城县组织的300名木工、200名铁匠、100多名泥瓦工和1200多名青年突击队员，顶风冒雪，连续奋战3昼夜，在沂河上架起一座宽6米、承载3吨以上的大桥，保证了参战部队的汽车和重炮的安全通过。1947年5月，驰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人民奋勇支前，有7. 6万名随军常备民工、15. 4万多名二线民工、69万名临时民工，总人数超出我军参战部队3倍之多。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期间，沂蒙地区的广大群众，从10月20日开始，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陇海路北的大片新区内修通了临沂至滋阳、台儿庄、潍县等31条总长达1300里的公路以及95里的大路，修建桥梁380座，保证了淮海战役期间我军作战物资的交通运输。
新中国成立以后，沂蒙人民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展现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典型，特别是莒南县王家坊前村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家柳沟村创办记工学习班、厉家寨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改造自然三个先进典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
改革开放以来，沂蒙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谱写了沂蒙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爱党爱军”的政治立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价值取向和沂蒙人民相信党、热爱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