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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治政模式是极不安全、极不可靠的。一个由现实的、利益偏好的人，或经济学所称“理性人”组成的社会，觉悟、良知、善端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它们不能成为治政的基础。
规则和伦理，都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规则的产生，基于对人性弱点不可避免的洞察；伦理的产生，则基于对人性“善端”的希望。规则强调客观性，强调不依赖于人自身的外部约制；伦理强调主观性，强调依赖于人性的觉悟和自省。
规则表现为刚性和强制性，伦理表现为柔性和教化。伦理与人关系比较复杂，人们受制于伦理的表现差异极大。正如有句话说的：“圣贤和无赖，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规则和伦理，也是人类社会两种基本的治政能力，大体上规则是一种“工具能力”，伦理是一种“道德能力”。
对于人类的生存，规则和伦理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但在集体行动中，规则高于伦理。制度是用来弥补人性缺陷的，如果人都是圣贤，就不需要任何制度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哈曼说过一句挺有意思的话：“规则就像处女，她们若是没有受到非礼，是生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对于一个由非圣贤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公正的游戏规则，是任何社会得以正常运行和保持公平正义的基本条件。马路上的交通灯，作为一种物化的“制度”，其制度效益是调节不同方向交通流量的平衡，确保公共交通的正常秩序。
太多的经验表明，伦理的治政模式是极不安全、极不可靠的。一个由现实的、利益偏好的人，或经济学所称“理性人”组成的社会，觉悟、良知、善端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但它们不能成为治政的基础。
西方有谚语说：“篱笆好，邻居好。”意思是，只有先设置好明确的篱笆，才可能有好的邻里关系。这句谚语表达了一个普适性原理：“法理”愈明，“人情”愈亲。只有以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人们的权利空间和边界，才能产生秩序、公正、和谐这些东西。而这种产权关系的建立，如果没有健全周密的法规体系是不可想象的。
在治政效率上，规则除了“非人格化结构”外，还具有忽略个案、作用整体的特性。我们有 100 项事务要处理，如果一事一理，会十分繁杂、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如果进行管理抽象，根据它们共性制定出规则，就能“集成”地处理这 100 件事，这就是规制的“事类处置”功能。《韩非子·难一》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这是说，用有限的生命，去制止人们无限的过错，能制止的太少；如果树立赏罚的规则，在天下推行，下命令说：“做事符合规定的有赏，做事违反规定的就罚”，这个命令早上公布，到晚上风气就会改变；晚上公布，第二天早上风气就会改变。两千多年前韩非的这一卓见，远远超出了他同时代的人。
“规则高于伦理”意味着，在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时，规则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伦理则是它结构性的辅助和补充。规制减少了不确定性，使世界变得能预测，激励和约束着“政治行动者的行为和他们的集体选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觉悟”不被泛化，“觉悟”会更有尊严；“人情”越理性和节制，“人情”会保持得越好。全球化时代，人类治政的本质是规则理性。可以由规则、制度来解决的事情，应尽量避免滥用伦理的方式。伦理的和人治的交易成本，有时低于规制的交易成本，但是它长远绩效一定是低的，且伦理和人治不是人类社会公共治理的根本之道。
（《决策》2010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