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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是今天公共权威的时代特征之一。当然，它绝非表面的做派，而是来自内心世界的真正平民化，来自一种心灵上的朴实。
历史上，无数充满魅力的人物，以其突出的“人格化行政”留下了某些印记。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有些历史是以个人为标记的。而今天，从“个人魅力型”向团队型、平民化的领导模式转型，是世界范围内领导风格变革的重大特征之一。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假设，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权力形态分为“个人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三种：个人魅力型是一种“人格化行政”，不需要规则、不需要班子、不需要组织架构，主要依靠个人魅力来运作，特点是随意化、非科学化倾向；“传统型”则普遍存在于人类前现代社会中，典型形态是家长制和世袭制，其行政管理班子不是官员，而是统治者个人的“仆从”；而“法理型”是建立在制度和法律基础上的“非人格化系统”，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行政过程是制度化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精神的“理性合法权威”。
非人格化的制度、规则、程序等，是现代文官制度的灵魂。“个人魅力”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当“个人魅力”“明星政治”主宰行政过程的时候，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就难以得到保证。从世界范围看，一名魅力型领袖的身后时常是动乱、纷争和变数。相较而言，发挥协调作用、基于“班子”整体功能的法理型团队领导者在今天和平发展时代的国家结构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优越性和稳定性。
毫无疑问，比起“个人魅力”来，制度规范、民主法治、集体领导等“非人格化行政”，在公共生活中更攸关重要，因为“当制度强有力时，它们就会成为我们解释受其影响的行为的决策模式的一部分”，“在协调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时，制度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这种为政之道的另一面，是“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今天，各国领导人尽管性格、风格迥异，但“平民化”是普遍的追寻目标。包括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威，都以亲和力的“普通人”为取向。“普通人”是今天公共权威的时代特征之一。当然，它绝非是表面的做派，而是来自内心世界的真正平民化，来自一种心灵上的朴实。
中国的政治建设，在 2012 年书写了重要一笔。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新老交替的新时代，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的新形象，显示了强健的科层理性、制度理性和团队理性。正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的问题……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人类之所以需要规制，是因为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非人格化结构，具有维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到一系列场合强调反腐败，对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出构想和要求，都把制度建设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与成熟，可以说，中国的“制度时代”正在到来。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开局伊始，就新风扑面，如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所涉及的都是人民群众议论多、意见多的问题，引起强烈反响。
作风和形象是一个政党的生命。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和日益成熟的市场环境中，领导行为模式从“卡里斯玛”型向更多发挥团队功能的“非人格化行政”转型，是大趋势，体现了科学领导的历史逻辑，也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人类公共生活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呼百应的“政治明星”，而是求真务实、大气谦和、具有大智慧和公共理性的领导团队。这是一个国家政治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
（《决策》2013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