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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公共生活中，需要的不是对腐败的群情激愤，而是拿出更加科学审慎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特别是按照中央部署，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和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主旋律，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有效解决当下的诸多社会问题。而从新近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件来看，人们更看到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严峻性、急迫性。
如最近广州市纪委通报：被称为“房叔”的番禺城管分局政委蔡彬“未如实申报家庭财产”，拥有 22 处房产，包括别墅、厂房、商铺、商品房住宅和车位等，累计 7203.33 平方米，超 4000 万元。深圳宝安区长李文龙贪腐 16 亿元，在广东有 3 家工厂，在香港有 6 处房产，情妇 19 人，家属全部移民美国；而之前被披露的辽宁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 2 亿逃往美国，其家人亦早移民美国，为典型的“裸官”……
2011 年 6 月，央行发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专题报告，截至 2008 年 6 月，中国大陆已有 16000—18000 名贪官外逃海外，共卷走 8000 亿元，人均卷款 5000 万元，“平均每个中国人被外逃贪官掠走 610 元”。
腐败是人类公共生活的必然现象，也是个世界性难题，但腐败可以被有效遏制。人类规制的产生，正是为了补救人性的缺陷。今天我们公共生活中，需要的不是对腐败的群情激愤，而是拿出更加科学审慎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特别是按照中央部署，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澳门廉政专员冯文庄在今年 10 月份发布的《澳门廉政快报》中指出：导致滥权及腐败的主因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欠缺有效的制约方法；认为“澳门廉政建设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制度创新，强化制度的制约力量。
目前我国公职人员在财产申报上，尚无正式的法律规定。目前依据的主要是 1995 年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 年颁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 2011 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近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在一些地方试点，不少地方试点力度颇大，如浙江磐安县对新提拔干部财产申报的公示等，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曾是破冰探索的地方或试点力度较大而成为“改革样本”的地方——如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如今因各种因素“人走政息”、“偃旗息鼓”。
正如思想家波普说的：“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反腐败的基点不在于“觉悟”或“道德”的自律，而在于有刚性钳制的他律。财产申报是世界公认的反腐败利器，是最有绩效的反贪机制。事实上，今天中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已到了非着手立法不可的时刻，只有以此为突破口，通过体制创新，才能构建起反腐败的强大制度体系。
因此，要紧的是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从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向前推进，触及矛盾越深，涉及利益越复杂，遇到阻力就越大。但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的：“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今天，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科学发展去解决。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我们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切实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迎来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更加灿烂的明天。
（《决策》2012 年第 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