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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大量事例表明，知识学养很欠缺的人，不可能成为称职的和优秀的官员。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很难形成良好的领导人格，很难有真正好的领导力。
官员是必须读书的群体。从政的职业特质，要求领导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这不仅因为公共行政、公共决策的基础是经验和知识，不仅因为治国理政需要知识，更因为知识本身是一种美德，我们的人格行为需要书香来涵养。
在中国古代，除了士子群体，官员是读书量最大的群体，而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士子。至于饱学之士，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屈原、张九龄、姚崇、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张居正、纪昀……都是饱读诗书的“公务员”。他们的许多文章著述，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毛泽东阅读《旧唐书》《新唐书》，对“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姚崇，有“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的批注。范仲淹做地方官时，应邀为新落成的岳阳楼写点文字，他没机会到实地看，只凭图纸，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这就是一种文化素养。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由一批读书人作为其灵魂的。
但在今天，官员不读书已是普遍现象。大部分官场从业人员工作之中忙事务，工作之外忙应酬。白天劳心劳力，晚上应酬放松。他们没有时间读书，也没心思读书。就是偶尔读点极有限的书，也多为宫廷秘事、炒股经纬、官场秘籍、易经测事之类。当年毛泽东批评“不读书、不看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今日尤甚。
当下中国，实用主义理性高涨，凡人凡事，一切皆以“有用无用”为考量标准。读书离“实用”太远。在西方，强调知识学习是一种“德行”，工业革命后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是美德”没失去它的光芒。在中国，即使读书最盛的年代，也强调读书的“经世致用”。今天人们更是重术轻道，轻视知识、贬低知识、读书无用作为一种社会倾向，整体性地重新抬头。
在中国古代，官员不读书是很难混的，不读书你连奏折都写不好。今天，稍有职务的官员，根本不用读书和动笔，一切由文秘人员或专门班子代劳，即使三五分钟的“讲话”或一个场合的开场白，也得有专人起草。在整个行政过程中，官员完全可以“不读书、不看报”，一切由人操办。但是，勤于读书、善于研究和思考，历来是共产党人领导行为的应有之义。任何“工作繁忙”“缺乏时间”的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都不能成为不读书、不学习的理由。
领导者“书生气”不好，“书卷气”是需要的。《刘向新序·杂事第五》记载，鲁哀公问子夏说：“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说：“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陈寿《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孙权要大将吕蒙多读书，吕蒙以“军中多务”作搪塞，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说：“多读两句书，少说一句话；读得两行书，说得几句话。”凡为领导者，应多一些读书，少一些应酬；多一些沉静，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书卷气，少一些市侩气；多一些宁静致远，少一些纵横捭阖。
官员从事的公共事务和公职活动，决定了对于知识和理性的内在信赖性。古今中外大量事例表明，知识学养很欠缺的人，不可能成为称职的和优秀的领导者。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很难形成良好的领导人格，很难有真正好的领导力。在今天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领导者要重视“读书人格”的培养。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要求、是领导力内在支撑，还应当成为一种情趣高尚的“生命的快乐”。
（《决策》2010 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