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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试错”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不能过于伦理化了。精神领域的游戏有其特殊性，观念系统的拆除、变更或重建，都得付出极高的交易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每前进一步，都会与各种“观念”发生遭遇战，打激烈的观念仗。中国大地上每一项改革，每一种创新，每一次突破，首先都是“观念”上的重大突围，直至今天，“解放思想”仍是个严峻的公共命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之所以都得来一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换脑筋”之类的革命，改革、创新之所以成本高昂，就在于种种反向的精神力量的束缚和狙击。很多事情，你得有个“说法”，否则不但做不成，甚至还会麻烦缠身。
很多禁锢、束缚社会发展的东西，时常以正确的、定律性的姿态横亘在人们面前，以各种方式干扰时局。苏轼有一首描写“花影”的诗说：“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才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
用这首诗来描绘种种旧观念，相当贴切。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练，往常很多“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的旧观念已是明日黄花，但它们还会飘飘忽忽，时不时地出来干扰人们思维和前进方向。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要“解放思想”？老是要作一次次的“观念”突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那些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给发展、变革、创新带来重重阻力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很多观念形态，比如“计划经济”的观念，比如“左”的观念，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我们花了气力建立起来的。它们从无到有、从微到强、从道理到真理，渐而蔚然成风，成为“行动定律”。一种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常常花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建立一套套观念系统，然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和气力去破除它们。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还强调，“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恩格斯还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我们公共生活的基本教训之一，是花大力气，建立一套观念系统，然后再花更大的力气去打破它们。问题在于，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观念建筑”都不似“形体建筑”那样可以“定向爆破”，“轰”地一声，说倒就倒。它们建立难，拆除、重建更难。更何况这些东西还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深藏于人们脑海深处。
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试错”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不能过于伦理化了。精神领域的游戏有其特殊性，观念系统的拆除、变更或重建，都得付出极高的交易成本。对于面对着无穷尽探索领域、客观上必须不断“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人类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应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知”与“行”的统一，敏于行而讷于言，唯真、唯实而不唯“道”。这才是健全公共生活的大智慧。
（《决策》2010 年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