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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晋西北物产相对丰富，但由于交通闭塞，旧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军阀混战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与山西其它地方相比，晋西北却是一个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地区，这必然引起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落后。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山区农村中90％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许多村庄中只有一两个人能识字记账。甚至不少山区村庄没有识字的人，过年过节、娶儿娉女要写一副对联还得跑几里路请人代笔；有的山庄过春节无人会写春联，只能以碗刷墨，托一副碗锅锅来代替。
与文化落后相伴随的则是封建迷信的猖獗，每个村庄都有三五个巫医、神汉，他们散布在农村中，骗人骗财，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巫术折磨甚至残害百姓，致使群众在经济上受到不少损失，肉体上和精神上也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使流行病、传染病经常发生，并迅速蔓延，疾病传染比较严重。抗战前境内多次发生流行性传染病。据史料记载，1904年、1907年，岢岚县曾多次发生霍乱，1918年，鼠疫由东北地区传入境内静乐、五寨、神池、岢岚等地。境内的传染病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白喉、伤寒、流脑、百日咳、麻疹、脊髓灰质炎、布鲁氏菌病、猩红热、炭疽等18种。境内的地方病主要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布鲁氏杆菌病、地方性克汀病3种。
自然环境的恶劣，山河的阻隔，长期处于相对贫困和封闭落后状态，乡村居民大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食其力的生活，形成纯朴、善良、老实、忠厚、务本求实、吃苦耐劳、勤劳简朴、爱憎分明的民风。若与人交往，则肝胆相见；效力公事，则竭尽全力；外出求学，则刻苦用功。但进取心和竞争意识不强，表现为小富即安，知足常乐，乐于安居故土，富不喜外，穷不嫌乡，且不善交际，合作性差。
抗战时期，晋西北的社会秩序既具有落后的封建军阀性、日军残酷的殖民侵略性，也具有中共的民族革命性，三种社会秩序交叉并存。直到抗战胜利，晋西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了封建军阀的奴役和日军残酷的迫害，普遍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秩序确立。
（一）阎锡山封建残余势力的延续
抗战前，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1919年在全省实行“编村制”，以便加强其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但这一政策的出台，恶化了乡村秩序，晋西北人民遭受着地方官神恶霸的欺压。以晋西北兴县为例来说明战前晋西北社会的混乱状况。当时兴县有800多个自然村，分编为150多个主村，各所属村叫“副村”。主村设有村公所，每一个村公所设有村长一人，村副一人，书记一人，村警三至五人。各副村也设村副一人。主村和副村分设闾邻制，五家一邻，设邻长一人，二十五家为一闾，设闾长一人，组织颇为严密，层层节制，便于摊派。村长和村副都是县区指定的。1933年，阎锡山委派尹必有到兴县当县长。此人是大地主出身，他上任以后，在兴县重用了一批土豪劣绅充当村长、闾长。这些人凭借手中权力，随便给群众摊派粮款。什么“圪针钱”、“麦粘钱”等等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只要当上几年村、闾长，霸地为王，就成了暴发户。比如兴县城关的白万桂，外号叫“笑面虎”。他是个善于投机，巧于言辞，最会欺压群众的伪君子。此人由经商起家，爬上政治舞台，当上村长后，在烟、酒、财、粮各种税务上私自提成3％－5％的附加税。遇上城关骡马大会，牲畜成交，每头要提取2％的解缰税。除此以外，每年还要摊派无限额的公杂费、招待费，这些费用除花销一部分外，全部装进了他的腰包。没几年他就成了兴县有名的大财主。
兴县廿十里铺的王海龙，从小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原来是个“穷圪节”，1933年当上村长，很快就发了大财。他进一次城就要摊一次差旅费，开一次会就要摊一次补助费，每月摊公杂费，每年要摊办公费，这些摊派一年不下数千元。直到1940年，兴县解放以后，搞“四项动员”，在王海龙的家里搜出黄油三千斤，白酒十几瓮。
兴县苏家吉村的高述曾，出生在地主家庭，从小娇生惯养。1923年在兴县孟家洼联村当上村长，一直干到1936年。当了十几年村长，大量勒索民财。他在县政府领回印花税，不给群众往下发，说什么庄户人家没处贴。他把印花税钱分摊到各村，比原来的印花税加大了好几倍，留下的印花税票卖给了奸商。除此以外，派人不定期的查税，只要查出漏税，就要严加惩处，罚款大部分装了腰包。其次就是名目繁多的摊派款，他公开讲：这些摊派款就是他一年当村长的收入。有一次他摊了360块白洋，名曰工杂手续费。
兴县樊家圪塔村有个大地主，叫樊学迟。从小依仗权势，欺压群众。民国初年，他用贿赂手段，购买了一个“秀才”头衔，从这以后就成了谁也不敢惹的地头蛇。樊学迟有四个儿子，人称“四大阎王”。大儿子当县督学员，终年游手好闲，无恶不作；三儿子在岢岚县当区长；四儿子在河津县当承审员。樊学迟依仗这些权势，肆无忌惮地欺压、剥削农民。在樊家圪塔周围，他掠夺了二千多垧土地，方圆二十多个村庄都有他的佃户，每年仅地租一项就收二千余石。
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榨下，广大劳苦群众终年吞糠咽菜，不得温饱。1929年兴县沿黄河一带遭了特大旱灾，整整一年几乎没有下一场雨。大半土地没有下种。60％－70％的农作物没有收成。可是阎锡山政府硬逼着缴纳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兴县各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比比皆是。兴县白家卯村有个贫苦农民叫白来生，全家八口人，租种地主的56垧山坡地。这一年一共收了七石八斗六升粮食。除交租和还外债外，剩下二石三斗一升粮食，全家人没等到过春节就“扣锅了”。全家老小饿得皮包骨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白来生的父亲喝了卤水而死。白来生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沿街乞讨，饿死在石沟里。白来生含着悲痛的眼泪，挑着一卷行李，领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童养媳，逃到黑茶山下的贾沟村。为了活命，他忍痛卖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和自己的童养媳给地主当了长工，过着非人的生活。
（二）日本法西斯殖民侵略扩张
抗战爆发后，晋西北沦陷区人民在继续遭受封建奴役的同时，又沦落为日军殖民统治的奴隶。从抗战爆发到结束，晋西北始终是日军侵略的重要区域。其中1941－1942年是日军对晋西北最疯狂的侵略时期。据1942年2月统计，晋西北大小敌据点有160多个，其分布情况是，静乐区：47个，太原区：54个，岢岚区：14个，临县区：31个，雁北区：54个。日军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统治区人民实行残酷的强化治安管制。
1.军事方面
为加强对军民的控制，敌人活动区域以大队为单位，根据据点联络方便划分，对我军民采取驱逐、剿灭的方针。具体的控制措施有：一、增加据点，1941年单在太原区就增加了20个据点，封锁山口，扩张领域。二、扩大伪军，各县警备队一般都在五百人左右，为地方性伪军，此外，还有宪兵队、治安军等。如交城县有300人，文水、清源各有200余，小的据点也有30人上下，各据点内日军甚少，一般不过伪军半数，常有二三个日军率领伪军数十人，轮流巡视各村。三、整训伪军，洗刷“料子鬼”，对敌忠诚的留下，做侦察工作，不中用的送回家去，另抓青年壮丁来顶替。四、修筑围墙，每村修筑6尺高围墙，只留三四个出口，墙外挖沟，宽8尺，深6尺，以限制我军政民的活动，便于敌人包围和逮捕。五、活动平凡，在强化治安期间，日军往往昼夜不分，平均每日出动三五次，每日每村巡逻两次，在其认为已经治安好了的村子，每隔二、三日去一次，在有八路军行踪的地方，一日之内可能去六、七次。
2.政治方面
加强特务工作，日军在汾阳设立山西总特务机关，经常训练大批特务，男女老少都有，充作其特务人员。每县均有特务工作队及宪兵队百余人，敌人在村中公开设置坐探，强令村中负责保护，建立秘密新民会，破坏我军地方工作。敌人派遣特务人员打入我军政民各系统，实行内奸活动。强迫各村设公开的情报员，每日按时报送情报，不送则火烧全村。
加强伪政权，严密控制村政权，每月举行村长会议两次，做政治报告，讲八路军的坏话，说八路军穷，不能成大事等。对某些村长采取诱惑的办法，如亲自点名，个别谈话，甚至请吃饭等。经过诱惑后，许多村长就动摇了，对敌所托之事不敢推诿。对农村抗日的村长则施以杀戮，喂狗吃、活埋等，1941年以来汾阳村长被日军狗吃掉的在20人以上，交城寨子村长因为敌人向他要抗日区长，他拒绝交出，便被敌人毒打、灌辣椒水致死。
对村中居民颁发身份证及居民证，贴上本人像片并摁上手印，写明本人身份面貌、居住地址、门牌号数等，限制活动。在伪新民会统一领导下，建立伪群众组织，如灭共自卫团、少年灭共团、兴亚妇女会、兴亚佛教会、安清道、哥老会、防共青年同盟、兴亚国术学会、俱乐部、合作社等。
提倡种植鸦片，大量贩卖毒品。收买流氓、地痞，调查抗属、强迫抗属写信诱其儿子脱离抗日军队；优待伪军家属，使其安心为敌服务。利用青帮、一贯道等秘密教首，收买落后群众。
3.经济方面
实施残酷的剥削。敌人的正税只有钱粮，但正税外则用各种名目榨取百姓财物。诸如罚款，敌人到村以后，借口任何小事情，将村长带走，罚款数百元，再放回。应酬费，敌伪每次到村庄后，总要吃喝抽烟，花费甚多，单是纸烟，每村每个人至少得上缴5包以上。此外还强迫村里唱戏、举行赛马比赛等。
加强统治，封锁物资。禁止各种物资，特别是军用品出城，违者枪决。群众买东西需持有购物证，每人只许买布4尺，洋火1盒，煤油2两，但一般群众都很难领到购物证，如文水一个老百姓在城里买了半斤煤油，因没有购物证，被敌人查处后，当场杀死。交城一个妇女带了三尺五寸布和一些钱出城，敌人查出后，剥去全身衣服，吊在城门上，强迫行人观看后，才能通过。
管制粮食。敌人对其据点以外的村子，每户每人只能留下3斗粮食，其余都集中在据点里，谎称“皇军”代为“保存”，吃完3斗以后，再向据点领取。个别地方还有3岁以下、60岁以上不给领食粮的。
统制贸易。为控制贸易，强迫组织合作社，禁止据点以外的私人营业，令其移入据点内，否则勒令停止营业。甚至为封锁八路军的物资供应，强令所有商店停业。
打击农钞法币。1940年以前，敌伪钞币不出据点，农村流通法币与晋钞，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后，晋钞垮台，而敌人则加紧打击法币与西北农钞。
直接破坏农村经济。下令所有民间织机、石磨等，全部移入敌据点内，否则破坏。民间大量纺纱机、织布机、熬盐厂都被破坏，如文水四区、汾阳五区的纺纱厂被敌人烧毁的很多。敌人在据点内，提倡种树植棉，但在据点周围，临近交通沿线的村庄里的树木则全部砍伐。
4.文化方面
敌人用报纸、传单、漫画、路条、标语等，向民众散发反动言论。对有文化的小学教员，一方面提高待遇施以笼络，一方面则严加监管，严加防范，规定未经鉴定及未经训练，无三人以上保状的，不能做教员，如无上述条件，查出后即认为是私通八路的嫌疑犯，并施以残酷杀戮。
大量开办敌伪小学。规定有学童20人以上的村子必须开办学校，课程内容均不得涉及政治问题，各级小学则增加日语。要求据点内外村庄唱戏，闹秧歌，企图以此来粉饰太平，组织俱乐部，引诱青年赌博、嫖妓、吸食毒品。
5.暴行方面
为彻底摧毁人民抵抗力量，日军对根据地人民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如1940年，敌人就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扫荡”。第一次春季扫荡，2月23日开始，4月1日结束，共一个多月，敌人分六路，集兵力约七、八千人。攻陷岚县、方山、临县等地。第二次夏季扫荡，6月8日到7月7日，共一个多月，敌分19路，兵力2万余，攻陷河曲、保德、方山、临县、兴县、岚县、岢岚。第三次秋季扫荡，10月25日开始，11月10日结束，历时半个多月。第四次冬季扫荡，11月10日起，到1941年1月15日止，共一个多月，敌人分十八路合击兴县，所到之处实行放火、抢东西、杀人的“三光”政策。敌寇的反复扫荡，给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极大破坏，如冬季扫荡，据兴县、方山、临北、临南、离石的统计，杀人427、伤人704、抓人182、奸淫2291人，烧毁房屋14878间，抢掠粮食100868石，掠走牛1042头、驴马517匹、猪270头、羊649只、鸡3793只，衣物损失折合白洋4462元，抢走白洋3463元、法币7932元、元宝92个。
（三）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创建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全民族面临生死攸关的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出兵山西，创建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底，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建立抗日政权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贺龙率领120师主力在汾离公路以北同蒲铁路以西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0月初，关向应、甘泗琪率领师政训处一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到达晋西北岢岚县，组成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和“牺盟会”、“动委会”的共同配合下，各县成立了农、工、青、妇抗日救国会。到1937年底，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晋西北14个县已组织起自卫队和游击队1.1万多人，120师也由东渡时的8000余人发展到2.5万人。
随着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主力部队和山西新军的日益发展壮大，阎锡山因惧怕抗日力量的增长，在1939年底撕去了联共抗日的面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对日妥协、积极反共、压制进步力量和抗日群众的恶劣行径，晋西北各级党政机构、武装力量和全体群众，不得不展开了抗日反顽的双重斗争。到1940年1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北的反动统治被彻底摧垮，晋西北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1940年初，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成立，其行政区划包括35个县，完整的只有兴县、保德、临县等，其余均不完整。共分四个行政督察区，设专员四人。第二行政督察区包括有岢岚、保德、忻县、崞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河曲、偏关、代县等11县。第四行政区包括临县、方山、岚县、兴县、离石、中阳、石楼等7县。第八行政区包括交城、文水、徐沟、清源、太原、阳曲、榆次、太谷、祁县、汾阳等10县。第十一行政区包括朔县、左云、平鲁、大同、右玉、山阴、怀仁等7县。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行署主任续范亭等157人于1940年3月20日联合发出号召，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并成立晋西北各界宪政运动促进会。
1940年9月，行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了《山西省第二游击区村选暂行条例》和《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1941年6月，晋西北各地普遍开展了村选工作。经过发动宣传、调查户口、登记选民、划分公民小组和进行无记名投票等步骤，选举了各村公民代表大会和村公所村长，以及村公所民政、教育、生产、调节等4个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42年接着进行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
在晋西北的村选、区选中，认真贯彻了“三三制”政策。1941年经过村选的11个县55个行政村的，主任代表内，中农占44％，贫雇农和农村工人占38％，地主富农占18％；村长内，中农占32％，贫农占53％，地主富农占15％。
1942年10月24日—11月11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神府县胡家庄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参议员有145人。其中，共产党员占32.4％，士绅名流占13.8％，抗日军人占6.2％，中小学教员占2.74％，中学生占1.28％，新闻文化工作者占2.74％，妇女占6.9％，工、商业人士各占3.44％，少数民族占0.6％，国际友人占0.69％，农民占48.31％，区以上行政干部占0.64％。大会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通过了《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条例》《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令。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和选举结果，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成了完整的治理体系，对广泛动员各阶层人民加强对敌斗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促进各项建设都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