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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和困惑。十八大以来提倡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其本质就在于不断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和致富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科教兴农的战略，充分利用农村人力资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高效和优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但现阶段我国多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并不是很乐观，普遍存在着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整体素质较低，地方政府官员思想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开发策略和制度，没有注重培养农村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等问题。
此外，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受封建文化的影响依然严重，对客观自然现象不能正确理解，农村中不是兴办学校，开展科技宣传，而是大修庙宇、拜仙敬神、看病不找医生找巫婆等，浪费了大量钱财，在婚丧嫁娶时大摆酒席，铺张浪费现象严重。特别是农闲季节，部分农民整天无所事事，在村里四处游荡，或聚众闹事，或酗酒赌博等。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源于农民没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所造成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生产观念落后，不懂珍惜资源，靠粗放的生产方式经营农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山岳纵横，加之经常遭到日军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非人道的烧杀抢掠、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摧残，晋西北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的劳动力、畜力及农具极度缺乏，土地大量荒芜，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在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党面临着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建立和稳固自己领导的政权，有力地支援抗战。正是出于争取抗战胜利、彻底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需要，晋西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奖励生产、贷款扶助等政策；政治上奉行男女平等、保障人权等措施；文化上开展教育与战争、生产相结合的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广大农民生活和生产中的困难，调动了他们参与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清除了旧社会的邪风陋习，把许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奇迹般地改造为劳动模范。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是战斗和生产的主力军。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力，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前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是主体，但单单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还是无法完成的，各级政府必须担当起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的重任，使农民、政府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新农村建设。当然，这一切还要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落脚点。正如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某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晋西北根据地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红色区域，它集战争与革命为一体。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晋西北的一些地方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斗争。1936年初，中国人民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南到晋南新绛县，北到晋西北保德县的广大区域内，转战50余县，对阻拦红军抗日的阎锡山军队和国民党中央军以沉重的打击。红军东进抗日，在山西境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带领群众打土豪、斗恶霸，使老百姓深深地感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救星。红军东征，在晋西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国运动，为后来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沿着平汉路和平绥路南下进攻，山西成为抗战前沿。根据中共中央开辟敌后战场、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行动方针，八路军120师于9月底奉命到达岚县、岢岚一带，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及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工卫旅、暂1师等晋西北抗日武装，粉碎了日军万余人对晋西北的进攻，连续收复岢岚、五寨、神池等七座县城，为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北成为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从民族最根本利益出发，实行新土地政策，修养民力，大力发展生产，促进人口增殖；实施移民政策，调整人口分布，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注重医疗卫生、妇幼保健事业，改造“二流子”，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充分开发利用根据地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晋西北根据地的经济繁荣，人口增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充分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回顾和研究晋西北根据地在日军疯狂侵略，人力、物力、财力极度贫乏的状况下，能以人为本，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过去“十年九旱”、“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晋西北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振兴革命老区经济，丰富晋西北地方史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