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以山西为中心,创建了数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大多数处于几省交界的穷乡僻壤,多是地瘠民贫、生产落后的地方。地处黄土高原的晋西北,境内沟壑纵横,地瘠气寒,十年九旱,受山区土壤气候条件制约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自古以来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广种薄收为主要生产特点。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战争造成的饥饿和疾病流行其中。
晋西北根据地开辟早,但创建晚。在财政问题上,与其他抗日根据地具有同样的特点,就是财政收入依靠着经济上比较落后贫困的广大乡村,来支持抗战军费的需要。同时也有它独具的特点: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晋西北根据地的建立时间比较晚,它创建在抗战的相持阶段,而抗战在相持阶段中,华北各根据地主要的困难均表现为财政问题,同时敌人已回师扫荡华北。因此,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初创时期,也是晋西北遭受敌人大破坏时期。因敌人的反复扫荡、烧杀破坏、经济封锁,部队的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当时吃的粮食大部分是黑豆,而且吃不饱,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二至三顿稀饭。
为解决财政困难,彻底改善军民生活,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创立之初,就注意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减轻了农村高额的封建剥削,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热情。为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实行了减轻公粮负担,奖励生产、创造和发明,贷粮贷款等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推动了生产运动的发展。在生产中涌现出像张初元、温向拴、刘文锦、刘补焕等劳动英雄,他们不仅自己生产得好,还领导了各村生产,带领着男女老少、懒汉懒婆参加生产劳动。
除动员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外,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也非常重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教育。1940年9月,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政权工作的三个中心之一,就是“教育问题”,要求恢复战前的学校,加快国民教育正规化。同时,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社会教育。1941年5月,以《中共中央抗战建国纲领》为指导,结合晋西北的社会条件,制定并正式颁布了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指出文化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民族的——从各方面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培养民族气节;第二,民主的——引导学生与人民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晋西北历史传统的不民主遗毒作斗争;第三,大众的——主要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第四,科学的——提高科学知识,开展卫生教育,反对落后的封建教育与反对迷信复古的思想教育。 这些施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大大推动了晋西北根据地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根据地冬学、小学,以及各类业余教育蓬勃兴起。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政军紧密联合,逐步改善民众的医疗卫生条件,保养民力。尤其是当地八路军驻军,为民众治疗疾病,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破除迷信,宣传卫生知识,培训乡村医疗人员,大大推进了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通过对上述史实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党的一系列“保养民力”策略,事实上就是对根据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这是当时战争和革命与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敌人疯狂烧杀抢掠,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晋西北根据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有效利用,为坚持长期抗战,解决军民基本的衣食供给,最终战胜敌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
然而,目前学界对晋西北根据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和措施仍少有综合性研究。其内容多散见于一些抗战论著中,个别学术性较高的文章也仅仅是论及某个方面,有鉴于此,笔者自不量力,斗胆在先前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之上,吸取他们可行的研究方法,借鉴社会学、人口学、人力资源等学科理论,期望探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贯彻和实施发展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充分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拓宽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领域,挖掘和展现党在抗战时期开发乡村人力资源的成功经验,为当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