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抗日民主政府依据晋西北的实际社会状况,制定了“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方针,执行了社教与战争、生产、培养干部、中心工作、改良社会等内容相结合的政策,因此,这一长达八年的国民教育,成效卓著,意义深远。
第一,提高了群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著名教育家晏阳初曾说:“文字是传播知识的工具,也是寻求知识的钥匙;欲传播知识,必先传播文字”。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在冬学、民校等社教组织中,一般都开设识字课,多数村庄还专门开办识字班、识字组等,组织群众学习行署编印的识字课本,并结合实际工作开展识字教育,如冬季征收公粮时,教“交公粮光荣”,动员青年参军时,教“参军光荣”、“打日本”等生字。通过识字民众接受了新的事物与知识,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就连“年过半百的老大娘也认识到打日本,人人要出力,不识字不行”。
抗日民主政府在贯彻文化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并与减租、赎地、反贪污、反恶霸等斗争相结合,经过教育扭转了群众对减租、征粮等政策的不正确认识,解除了民众对新政权的种种怀疑和顾虑。如神池县城关冬学初创时,群众认为新政权不会长久,对减租抱着不好意思的态度,并自认天生命穷,减了也不顶事。冬学里抓住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拿抗战中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证明共产党、八路军是不会推开老百姓的。经过讨论,群众普遍地认识到:穷不是天生命穷,是老财地主剥削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帮助穷人翻身发财的。 一年一度的征收公粮工作,大多是通过冬学开展的。如1944年兴县征公粮时,兴县李家村有一部分群众怕征过头粮,不愿报实产。冬学教员引导群众学政策,帮群众认识抗战与征粮的关系,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顺利地完成了征公粮任务,受到了县、区政府的表扬。
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多数是经过冬学等社教组织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后发动起来的,在这些斗争与生产取得胜利后,群众获得了实惠,认识了党创立的新政权和压迫人民的旧政权的本质区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使党的政权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如果农民默认并参与了现存体系,那么他就为该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第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乡村干部,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抗战初期,根据地乡村干部文化水平较低,纯属文盲的约占80%以上,所以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为提高乡村干部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行署在《冬学实施纲要》中规定:教育对象要以村干部、劳动模范、生产队长、变工组长、劳动积极分子、民兵等为主。县、区专门选送有文化的干部去乡村帮助村干部提高文化水平,各村冬学、小学教师也是他们的义务辅导员。很多村干部利用战争、生产间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成为生产劳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如兴县劳模温象拴,积极响应政府“组织起来”的号召,把全村50多个劳动力组织起来,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建了11个变工组,大搞开荒种地、精耕细作,使全村粮食总产量比战前翻了两番,耕地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多。 兴县二区桑湾行政村,因旧干部思想麻痹,没有认真贯彻党的减租政策,几年来减租不彻底,群众在冬学中讨论后,要求调换干部,并培养了几个积极分子帮助工作。结果,群众抽回旧约100多张,全村47户贫苦农民,经过退租后,买回土地974垧,调剂土地300多垧。群众的生产情绪提高了,向政府贷款买回了耕牛、购置了春耕所需的种子等。
第三,改造了不良习俗,推进了社会进步
晋西北根据地社会教育在改造社会不良习俗方面也可谓是空前的伟大奇迹。民间传统的“山神会”、“香烟会”被改造成发展生产、繁荣贸易、普及文化的新式盛会。如1945年3月临南罗峪村的“香烟会”,分为文化、交易、骡马三市。文化市以一揽子宣传队为主,通过黑板报等形式,宣传了卫生知识,吸引和教育很多群众,民间剧团演出了自编的拥军、生产和对敌斗争等为内容的新剧,提出的口号是“和气生财”。文化宣传改造了群众落后、迷信思想和铺张浪费的不良习俗,提高了勤劳致富的觉悟,推进了贸易活动。本次“香烟会”中贸易额达到500余万元,出售农具1700多件。
通过文化教育,曾经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河曲樊家沟村是个典型的“神仙村”,有48家神婆,这些神婆装神弄鬼欺骗群众,开场聚赌,不务正业。在冬学教育下个个毁掉神像,购买了纺车,主动参加变工组,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 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神府、岚县等7个县区的6803个二流子,70%以上已得到改造。 社会上其他不良习俗如溺婴、赌博、妇女缠足等都不同程度得到了遏制。
总之,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互助生产、交纳公粮、劳武结合、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大大促进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是改变了过去妇女不读书的社会风气,文化知识的提高,增强了妇女的工作能力和参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