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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也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基础实力。抗战前，晋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据岢岚县教育志记载，民国初期，岢岚无中等教育，1917年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女子国民小学，但仅有8名学生。1918年全县有初级国民小学33所，学龄儿童5791名，入学的仅有435人，未入学的有5356人，入学率仅为7.5％。晋西北的一些偏远山村，一字不识的文盲在90％以上。如保德下流碛行政村，人口992人，没有上过学的文盲有918人，占92.5％。兴县石岭村，人口380人，文盲374人，占98.4％。农村中的文化生活落后而贫乏，迷信活动盛行，保德下流碛一村，254户人家，家家户户供神，有4个神公神婆。抗战爆发后，晋西北不少学校被日军毁坏，师生逃亡，多数学校不得不停办，教育处于停滞和混乱状态。
晋西北根据地创建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非常重视根据地国民教育。1940年9月，晋西北党委书记林枫在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政权工作的三个中心之一，就是教育问题，要求恢复战前的学校，加快国民教育的正规化。同时，利用农闲时间，开展社会教育。
1941年5月，以中共中央抗战建国纲领为指导，结合晋西北的社会条件，制定并正式颁布了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指出文化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民族的——从各方面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培养民族气节；第二，民主的——首先诱导学生与人民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晋西北历史传统的不民主遗毒作斗争；第三，大众的——主要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第四，科学的——提高科学知识，开展卫生教育，进行反对落后的封建教育与反对迷信复古的思想教育。这些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大大推动了晋西北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解决战争和生产的实际需求，各级政府主要开展了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村青年和儿童。从1940年起，根据地抗日政府一边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一边开始恢复和重建学校。到1940年9月底，据对1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恢复完小26所，初小1393所，在校生共61938人，其中高小生735人，初小生61203人。原本教育落后的地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岢岚县初小由战前60所发展到82所，静乐县由39所发展到62所，文水县由124所发展到147所，河曲县由40所发展到47所。与战前相比，女生比例也大有增加，据宁武、偏关、朔县、离石4个县统计，共有学生13456人，其中女生3574人，占总数的26.6％。
1941年，晋西北根据地的儿童教育在恢复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据对21个县的粗略统计，有完全小学28所，初级小学1761所，共有在校学生74959人，其中高小生890人，初小生74069人，女生占总数的31％。小学的发展数量大大超过行署一个行政村一所小学的要求，平均一个行政村1.4所。1941年冬，据28个县统计，有完小34所，初小2102所，在校生共87980人，其中高小1174人，初小生8680人。平均一个行政村有1.8所小学。1942年，根据行署实行精兵简政的精神，教育也进行精简整顿。精简后，据对24个县统计，共有完小26所，初小1520所，高小生1044人，初小生62362人。
1943年，经过整风学习，纠正了不切实际的、学用脱节等办学倾向，重新确定了学校为群众服务，与战争、生产、社会结合的办学方针。教育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着重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朔县教员刘纯和、王国先发现群众不会记变工账、公粮账，他们就教儿童学珠算、记变工账和公粮账等；保德柳树沟学生徐良永学了珠算以后，回家帮助他父亲算好了从变工组分下的粮食。群众的实际问题解决了，对教育的观念也就有所改变，群众更愿意让自己的子弟上学。不少地方在变工互助的基础上办起了民办小学，它既节省经费开支，又使教育更适合农民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1944年8月，晋西区共有小学676处，到12月小学增到969处。1945年7月，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共计1096处。以1945年7月与1944年8月比较，学校数量增长了十倍。学生的入学率也达到历史最高，1944年据临县、临南、离石、阳曲4个县的调查，学龄儿童1.6万余人，入学率达71.1％。
干部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人员。他们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和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然而，由于历史因素和战争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村干部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如偏关县妇救会九个妇干中有一个是高小毕业，粗通文字者一人，其余七人不识字。
临县、岢岚、静乐、兴县、太原五个中心区县、区、村级干部中，县、区级干部共224人，其中中学7人，占总数3.12％，高小47人，占总数20.96％，粗通文字的132人，占总数的58.93％，不识字的38人，占总数的16．9％。中学和高小文化程度合起来仅有24.08％，而粗通文字和不识字者竟占75％以上。至于村级干部，据统计有56％左右为文盲，有40％多为粗通文字，仅有不到2％的干部上过高小。
由此可见，县区干部以中小文化程度占多数，村干部以文盲、半文盲居多，如此知识水平对于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的解读和执行显然有很大困难。例如，兴县赵村实验支部举行党员干部素质测验，接受测验的4人，分别是党小组长兼自卫队中队长、交通站长、农救组织委员、支部干事兼工会秘书，四人中有三人不知道党的政策，一人认为“老百姓就是共产党”，支部干事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至于“三三制”更不知所云。
又如花园沟党支部支委向农民党员布置“整顿三风工作”时被问及什么是“整顿三风”，回答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
高家村干部在公粮收购时连同减租一起计算在内，由于数字计算错误很多，经会计反复涂改后，老百姓认为是任意增减公粮，颇具不满情绪。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晋西北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如抗大七分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成成学院、晋西北抗战学院、晋西北师范学校、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分院、西北艺校以及晋西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等。各党政机关也把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有的地区实行奖励办法，以促进干部学习。如岢岚一区奖励两个努力学习的村干部后，经过动员和鼓励，过去不愿学习的，也自己买纸买笔，主动学习起来。各县、区对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极为重视，举办多期培训班。干部学习后普遍的感受是：过去不识字，通知命令看不懂，吃了大亏。
妇女工作比较特殊，多数干部不愿意从事妇女工作。为了提高妇女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多次开办妇女干部培训班。1938年底据晋西北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33次，训练干部624人。这些干部返回住地后，又在各区开办训练班，建立和充实各级妇救会组织。1939年1月晋西北妇救会筹委会举办全区妇女干部训练班，由各县保送妇女干部50多人受训。学习内容有妇女运动、妇救会工作、政治形势、统一战线、持久战、群众运动等。除妇女运动、妇救会工作由妇救会筹委会人员讲解外，其余课程均请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讲解。这批干部经过一个半月的训练后，回到原所在县工作，成为各县开展妇女工作的骨干。
抗战八年间，晋西北先后创办过50所党校和干校，培养出干部1.1万余人，为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干部保证。
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成人，其阶级成分多数为农民。因为农民是抗战和生产的主力，因此，晋西北根据地从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农民业余教育，不管战争环境多么艰苦，都从未间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晋西，一方面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配合晋西北县、区、村的“牺盟会”、“动委会”组织，深入乡村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保德、岢岚牺盟分会，借用乡村传统庙会，进行演讲或演出抗日小节目。河曲、静乐等县牺盟分会创办了《河曲民声》《晨报》和《抗日救亡》等小报，刊载时事动态、抗日新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等政策。偏关、五寨、岢岚等县的牺盟会组织通过在农村开辟的“民革室”、“救亡室”对民众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知识的教育。保德、崞县等动委会组织了流动宣传团，走村串户进行演出，演出的节目有《打回老家去》、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等。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各阶层人士了解了民族危亡的严重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明确了党的抗日救亡政策。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北人民驱逐了阎锡山的反动势力，1940年初党在晋西北建立了独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针对乡村文化落后的状况，提出了逐步消灭文盲，讲究卫生，破除迷信，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的社教方针。晋西北社会教育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
首先是开展冬学教育。冬学是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习的一种方式，既不耽误农事，还便于组织农民。因此，晋西北行署把冬学作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1940年9月行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时，提出了兴办冬学的具体要求：一、每个行政村必须成立一所冬学。二、40户以上的自然村要尽力设立冬学。三、小学所在村、各机关部队以及村公所所在村必须成立冬学。四、一个区必须创一所模范冬学。
由于成年人承担许多抗战勤务，如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信息、查路条、写信记账等需要一定文化知识，也由于民众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对政治文化的要求也日趋迫切，所以群众学习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41年，据对神池、岢岚、河曲、保德等19个县的统计，共创办冬学3116所，学员有178182人。
有不少妇女也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家门，参加冬学。据临南、离石等20个县的统计，在99552名冬学学生中有34428名妇女，占学员总数的24％。
冬学教育普遍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就连一般妇女，识字四、五百的很普遍。离石一妇女在一个月内认识三百多字，学会了打算盘，在她的推动下全家人都参加了冬学。
由于冬学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紧密结合，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综合性的教育组织。如学习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群众开展拥军、参军、优抗活动，实行劳武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破除迷信，开展文娱活动等。冬学还是农民解决纠纷、处理问题的中心。如保德县1944年四个区通过冬学解决群众土地问题231个、减租问题224个、公粮问题102个、婚姻纠纷44件、家庭矛盾127个、工资问题182个、其他问题179个，合计1089个。
其次，是一般的社教组织。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逐步加强了社教组织的领导工作，扩大了社教形式，建立健全了识字班、大众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以及黑板报、读报组、秧歌队、剧团等社教组织。其中民教馆是进行社教的实验机关，也是开展社教工作的有力据点。如兴县、临县的民教馆建立了大众黑板报，主要反映农民生产状况、卫生运动和宣传政府法令；设置了看书读报室，供民众阅览；组织领导民众剧团进行娱乐活动；组织领导读报组，定期给农民读报；建立民众代笔处，无偿的给农民写信、写契约、呈文等。1941年，据晋西北行署不完全统计，十个县共有民革室28处，七县共有民众剧团32个，十县有大众补学学校36处，六县有识字组154个、识字班394个。
晋西北根据地国民教育具有对象的模范性、内容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
第一，干部教育的对象主要以乡村干部和劳动模范为主。因为他们是乡村政权的建设者、生产劳动的组织者和农民致富的带头人。
第二，社教的内容以党的政策为主导，同时注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党的民主政治和民生政策是调动群众生产劳动的“兴奋剂”，在贯彻党的政策基础上普及法治、卫生等教育，开展劳动技能的培训，但在实际教育中把党的政策与群众具体问题相结合，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第三，社教形式以适合民众需要以及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为主。一是通过建立乡村文化馆、村民俱乐部、职业培训机构等文化教育活动中心，为农民群众提供文化活动的方便；二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戏剧、体育、庙会、秧歌等活动，寓教于乐，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过程中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养。
第四，学校教育采取了教育与抗战、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