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人口是总人口数量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不仅能反映人口数量、质量、迁移等变化情况,更能说明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村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上前线参军或从事民运等脱离农业生产的工作,加之日寇疯狂屠杀、强夺,致使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兴县赵家川口村战前男子劳动力109个,战后减为73个。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战前总人口为283人,1942年总人口为353人,人口的逐年增多,伴随而来的应当是劳动力的增加,但实际情形是,18—55岁的男子劳动力,由战前的83个,减为战后的77个。 兴县西坪村战前劳动力67人,占战前人口264人的25.3%。战后全劳动力52人,占总人口265人的19%。
上述事例说明,部分村庄在总人口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减少的并且还是男子全劳动力。这种变化致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远远低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数,劳动力的减少,社会生产力呈现极度的衰疲。
在男子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因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占半数人口妇女却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为此开发妇女劳动力成为迫切之事。为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实施了奖励妇女参加生产,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等措施。 各级组织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实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各种法律,特别是通过减租减息,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显著的利益,尤其在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妇女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劳动观念得到更新,使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因此,农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据统计,一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劳动妇女总数的40%-50%,有的地区占70%-80%。据崞县下合河村记载,该村年龄在18到55岁之间的男女劳动力,抗战前有男子劳动力150人,女劳动力仅有2人。减租减息后,男劳动力增加到250人,而女劳动力却增加到134人,是战前的60倍还多,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多。
为了发动妇女参加劳动,许多地方实行变工的形式,把广大妇女组织起来,加入劳动队伍当中。如兴县陈家庄,1942年,组织女变工组4组39人,买土机40架,快机1架,纺车17架。静乐县六区韩家沟,1942年,参加变工队的户数28户,参加劳动力64人,妇女26人,占总劳动力的40%多。1943年,宁武县张初元村的“男女老少,在张初元的积极领导下,组织了10个夏锄变工组,包括全村所有的劳动力,计59个男子,41个女人。”
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争、生产、教育是当前三大任务,广大农村妇女特别容易参加和应该参加的是生产。” 此方针成为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的这一伟大号召,加大扶持妇女从事生产的力度,晋西北行署发放贷款50万元,扶助妇女发展纺织事业, 为开发利用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妇女纺织几乎普及到每个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村,仅河曲、保德就有12156个妇女参加纺织生产。为了发展纺织事业,河曲、保德两县采取了合作社无代价训练纺妇和织布工人,或由妇救会派人到区村训练的方法,共训练1819个纺妇,使纺织技术大大提高,1944年纺织妇女增加到4420个。 在临县,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纺织妇女已达到5.1万人,1944年,据17个县的统计,总共拥有纺妇7.12万人,织妇2.77万余人。1945年全区纺织妇女增加到13万人。
“二流子”是晋西北的民间俗语,专门针对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多有不良行为者的一种俗称。抗战前,二流子人数较多,且一般不从事或很少从事生产劳动。抗战后,党和各级民主政府对二流子进行说服教育,解决其生活和生产困难,使其参加生产,增加了根据地的劳动力。如兴县由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贾怀德,在政府的教育扶植,村民亲友的劝说帮助下,彻底转变,自己耕种十五垧地,打下十七石粮,三十六口袋山药蛋,有吃有穿,并当选为全区的劳动英雄。岢岚劳动英雄魏在有,1943年共改造了十三个二流子,进行这一工作之前,他首先克服了在某些干部及群众中认为二流子不能改造的思想,召开群众会议,让大家研究讨论谁是二流子,会后,耐心说服动员具体解决困难,组织二流子进行生产。河曲劳动英雄刘板汉,1943年用说服教育解决困难等办法,共改造了三十二个二流子。岚县劳动英雄何成义,他除动员说服外,设法给二流子调剂剩余土地,并把二流子编插在变工组内,在劳动中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教育,夏锄时,没有人雇佣二流子锄地,他先组织了八个人的扎工队,后来发展成廿十一人。神府劳动英雄刘德如,1943年改造了八个二流子,兴县劳动英雄刘有宏,从有钱人家里发动些旧衣服给乞丐穿,然后代找工作,采用这种方法,改造了许多二流子。其中,有的二流子转变后,在生产中非常努力,如河曲二流子刘有文转变后,不仅自己勤劳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并担任了变工组的副组长,后来又参加了民兵,当了班长。这种改造社会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二流子,使其从事生产,不仅为根据地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对稳定社会,发展生产起着很大的作用。
儿童是一支抗日的后备力量,受到特殊的爱护和保养。儿童工作在晋西北比青年工作还早,最初由战动总会、牺盟会等团体领导。1937年底在晋西北部分县已组建了儿童团,如兴县有七个民族革命小学,所有的民小学生,大都是儿童团员,1938年6月团员总数发展到八千八百七十四人。岢岚在1938年5月成立了抗日儿童团临时总团部,团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人。静乐在1937年12月组织了七十多人的儿童救护队,1938年11月成立了县和区镇儿童团,有儿童团员二千二百六十人。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中共晋西北党委首先注重抓国民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确定了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教育必须与抗战、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的办学要求。从此,各地小学教育都实行了这“四结合”。儿童入学人数迅猛增加,在抗战生产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晋西北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男子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因参军和参与抗战相关工作大大减少,其他劳动力群体,如妇女、儿童、老年等原为辅助性劳动力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在劳动强度和承担的具体劳动任务上逐年加大。战前一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也在政府的改造下从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