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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人口是总人口数量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不仅能反映人口数量、质量、迁移等变化情况，更能说明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西北根据地的农村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上前线参军或从事民运等脱离农业生产的工作，加之日寇疯狂屠杀、强夺，致使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兴县赵家川口村战前男子劳动力109个，战后减为73个。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战前总人口为283人，1942年总人口为353人，人口的逐年增多，伴随而来的应当是劳动力的增加，但实际情形是，18—55岁的男子劳动力，由战前的83个，减为战后的77个。
兴县西坪村战前劳动力67人，占战前人口264人的25.3％。战后全劳动力52人，占总人口265人的19％。
上述事例说明，部分村庄在总人口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减少的并且还是男子全劳动力。这种变化致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远远低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数，劳动力的减少，社会生产力呈现极度的衰疲。
在男子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因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占半数人口妇女却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为此开发妇女劳动力成为迫切之事。为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实施了奖励妇女参加生产，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等措施。
各级组织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实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各种法律，特别是通过减租减息，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显著的利益，尤其在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妇女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劳动观念得到更新，使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因此，农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据统计，一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劳动妇女总数的40％－50％，有的地区占70％－80％。据崞县下合河村记载，该村年龄在18到55岁之间的男女劳动力，抗战前有男子劳动力150人，女劳动力仅有2人。减租减息后，男劳动力增加到250人，而女劳动力却增加到134人，是战前的60倍还多，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多。
为了发动妇女参加劳动，许多地方实行变工的形式，把广大妇女组织起来，加入劳动队伍当中。如兴县陈家庄，1942年，组织女变工组4组39人，买土机40架，快机1架，纺车17架。静乐县六区韩家沟，1942年，参加变工队的户数28户，参加劳动力64人，妇女26人，占总劳动力的40％多。1943年，宁武县张初元村的“男女老少，在张初元的积极领导下，组织了10个夏锄变工组，包括全村所有的劳动力，计59个男子，41个女人。”
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争、生产、教育是当前三大任务，广大农村妇女特别容易参加和应该参加的是生产。”
此方针成为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的这一伟大号召，加大扶持妇女从事生产的力度，晋西北行署发放贷款50万元，扶助妇女发展纺织事业，
为开发利用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妇女纺织几乎普及到每个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村，仅河曲、保德就有12156个妇女参加纺织生产。为了发展纺织事业，河曲、保德两县采取了合作社无代价训练纺妇和织布工人，或由妇救会派人到区村训练的方法，共训练1819个纺妇，使纺织技术大大提高，1944年纺织妇女增加到4420个。
在临县，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纺织妇女已达到5.1万人，1944年，据17个县的统计，总共拥有纺妇7.12万人，织妇2.77万余人。1945年全区纺织妇女增加到13万人。
“二流子”是晋西北的民间俗语，专门针对社会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多有不良行为者的一种俗称。抗战前，二流子人数较多，且一般不从事或很少从事生产劳动。抗战后，党和各级民主政府对二流子进行说服教育，解决其生活和生产困难，使其参加生产，增加了根据地的劳动力。如兴县由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贾怀德，在政府的教育扶植，村民亲友的劝说帮助下，彻底转变，自己耕种十五垧地，打下十七石粮，三十六口袋山药蛋，有吃有穿，并当选为全区的劳动英雄。岢岚劳动英雄魏在有，1943年共改造了十三个二流子，进行这一工作之前，他首先克服了在某些干部及群众中认为二流子不能改造的思想，召开群众会议，让大家研究讨论谁是二流子，会后，耐心说服动员具体解决困难，组织二流子进行生产。河曲劳动英雄刘板汉，1943年用说服教育解决困难等办法，共改造了三十二个二流子。岚县劳动英雄何成义，他除动员说服外，设法给二流子调剂剩余土地，并把二流子编插在变工组内，在劳动中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教育，夏锄时，没有人雇佣二流子锄地，他先组织了八个人的扎工队，后来发展成廿十一人。神府劳动英雄刘德如，1943年改造了八个二流子，兴县劳动英雄刘有宏，从有钱人家里发动些旧衣服给乞丐穿，然后代找工作，采用这种方法，改造了许多二流子。其中，有的二流子转变后，在生产中非常努力，如河曲二流子刘有文转变后，不仅自己勤劳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并担任了变工组的副组长，后来又参加了民兵，当了班长。这种改造社会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二流子，使其从事生产，不仅为根据地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对稳定社会，发展生产起着很大的作用。
儿童是一支抗日的后备力量，受到特殊的爱护和保养。儿童工作在晋西北比青年工作还早，最初由战动总会、牺盟会等团体领导。1937年底在晋西北部分县已组建了儿童团，如兴县有七个民族革命小学，所有的民小学生，大都是儿童团员，1938年6月团员总数发展到八千八百七十四人。岢岚在1938年5月成立了抗日儿童团临时总团部，团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人。静乐在1937年12月组织了七十多人的儿童救护队，1938年11月成立了县和区镇儿童团，有儿童团员二千二百六十人。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中共晋西北党委首先注重抓国民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确定了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教育必须与抗战、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的办学要求。从此，各地小学教育都实行了这“四结合”。儿童入学人数迅猛增加，在抗战生产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晋西北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男子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因参军和参与抗战相关工作大大减少，其他劳动力群体，如妇女、儿童、老年等原为辅助性劳动力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在劳动强度和承担的具体劳动任务上逐年加大。战前一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也在政府的改造下从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