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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战乱动荡，晋西北阎锡山旧政府的机构几近瘫痪，中共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较晚，因此，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较少，比较详细的，有关人口统计资料是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人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通过对张闻天晋北调查报告的梳理，发现高家村、黑峪口两村的人口统计数据较为详细，所以，以它们两村材料为例，来阐述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人口变动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兴县高家村，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编印旧址所在地，据兴县县城约15公里。据史料记载：抗战前全村人口总数447人，到1941年减为412人，减少35人，即五年来减少的人口占战前总人口的7.8％。以1937－1941年兴县高家村人口变化为例，来分析其变动的具体原因。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五年来高家村人口因生育、娶入、移来共增加了78人，而因死亡、嫁出、移出、离出等原因绝对减少了81人，绝对减少人数与增加人数之差为3，即在全村人口总数447人中，减少3人，这个数目看起来是非常微小的。但是，从增加原因与绝对减少对应各项比较：娶入大于嫁出与离出之和，移来多于移出，只有生育少于死亡，即死亡数超过生育数34人。死亡总数是57人，占战前人口的12.7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依据死亡原因分析：五年来，敌人杀死9人，其中男5人，女4人。老死7人，即60几岁或70余，因一点小病不能抗拒猝死老者。死亡原因不明者17人。病死24人，此项又可分为：死于“出水痘”（又称伤寒）者9人（男5女4）；产后一二月内病死者3人（女）；死于吐血2人（男）；“倒血病”死者1人（女）；死于痢疾者1人（男）；死于“痨症”1人（男）；死孩子2人；病症不明者7人。
上述死亡数目中，除1940年冬季敌人扫荡时村人对其残酷暴行尚无足够认识与经验，致有几个老汉及老妇留在村中被敌人屠杀9人，以及老死7人外，绝大多数死于疾病。疾病对于群众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随时都有，以每年四五月最为厉害。非但不能参加劳动，而且因无钱医治痛苦不堪。战前高家村本村还有一个“不大顶事”的医生，战后因本村没有医生看病，只有到附近邻村请医生。请一回医生要三五元白洋（相当三五斗小米），因此，除个别地主富农重病才就医外，一般老百姓是不请医生治病的。多数人得病后，静待自行好起来，少数人请神婆、跳跳神看病。常常有在静待自愈时，起初不知病情的严重程度而最后死去的不少。疾病对于贫农、雇农，由于没有必要的营养条件，更是一幅悲惨的场景。如雇农白耻儿的父亲，五十来岁，害伤寒三个月，自己受不住疾病的折磨，为了从痛苦中最后摆脱，于深夜乘家人熟睡时，自行偷偷爬至河边，投水自溺死去。
即使敌人杀死与老死的不计算在内，单病死的仍比生育的多。主要是经济文化落后，民众卫生常识与必要医药严重缺乏的结果。
若单纯从高家村人口增加与绝对减少比较，其差数为3，可以说人口数量变动微乎其微，但从临时减少一项看，减少人数32人，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临时减少的第一项是参军，本村参军人数共20人，其中参加晋绥军（赵承绶骑一军突击团）7人，参加八路军方面的13人（如决死二纵队、游击队与抗大七分校等）。临时减少的第二项是从政，共11人，多是与战争有关的职务。
从高家村人口变动情况分析可知：战争（敌人杀死、参军、从政、逃往等）与疾病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临时减少数目很大，参军和从政人数较多，大多是青壮年男子，这是劳动力缩减的主要原因。
黑峪口，位于兴县城西25公里处，清末民初，晋陕两省许多重要物资集散的黄河渡口之一。1936年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此强渡入晋。抗战期间，黑峪口自然成为沟通晋绥与陕甘宁边区往来和储运战略物资的重要渡口。据史料记载，战前黑峪口共245户，1053人，每户平均四个半人。男多于女的十分之一。男子中青年（15－23岁）占16％，壮年（24－45岁）占34％，两者合计占男子总数的一半，占男女人口总数的26％。儿童（1－14岁）占全人口27％。
战后，以1941年为例，黑峪口共有200户，808人，每户平均4.04人，无论总数还是每户平均数都减少了。男女合计减少245人，约相当于战前总人口数的23％。男的减少的更多些，减少149人，约占战前男子总数的27％，女的减少96人，约相当于战前女子总数的18％。男子中青壮年也大幅减少，由战前的272人减少到166人，减少106人，约相当于战前的39％，1941年该村青壮年仅占男子总数的42％，占男女总数的21％多，不仅绝对数减少，相对数也减少了。儿童绝对数也减少不少，由战前的286人，到1941年减为259人，减少27人，相当于战前原有的9％。战争虽然使人口大大缩减，但男性青年的减少更加厉害。
战后黑峪口人口减少的原因分析表
从上表来看，战后人口的自然变化（生、死）和经常性的流动（如嫁出、娶入）无甚出入，对于总人口变动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战后黑峪口人口的剧烈缩减，主要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移出的人口远远超过移入的人口，移出165人而移入24人，这中间缩减了141人；其次敌人杀死34人，这是绝对减少，再次是参加根据地工作和参军的共42人。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战争的影响是黑峪口人口缩减的首要原因，除敌人残杀外，移出人口也主要是参军和外出参与抗战工作。
因人口统计资料的缺乏和战时根据地地缘的复杂变化，所以，无法对根据地人口做一个时空上完整的数量变动分析。抗战时兴县是晋西北根据地较稳定的中心区，高家村、黑峪口人口数量变动，虽然不能反映晋西北根据地人口数量变动的全貌，但足以说明战争对晋西北根据地乡村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
人口性别构成，反应的是男女两性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它是由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体系中，家庭中“男耕女织”分工明确，男子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女子仅视为辅助劳动力。因此，研究性别构成的变动，对于认识晋西北根据地人口、劳动力变化十分必要。
历史上，晋西北地瘠民贫，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遗弃、溺死女婴现象普遍，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严重。据《岚县志》记载：人口的性别构成历来男多于女。民国元年，总人口25699人。男14105人，占54.9％，女11594人，占45.1％，性别比例为114.1。民国15年，总人口114458人。男64024人，占55.9％，女50434人，占44.1％，性别比例为127。民国24年，总人口50528人，男28763人，占56.9％，女21765人，占43.1％，性比例为132.1。上述数据说明，20世纪初期，该县男女人口总数差距越来越大。
抗战时期，男子大量外出工作或参军，死亡的概率比女性大，使性别比例不平衡现象有所缓和。兴县高家村，战前男多女少，男248人，女199人，男性占总人口的55.48％，女性占总人口44.52％。战后男少女多，男201人，女211人，男性占总人口42.78％，女性占57.22％。性别变化状况都是男减女增。
兴县黑峪口镇，战前人口总数1053人，男547人，女506人，性别比为108；战后人口总数808人，男398人，女410人，性别比为97。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战前人口总数为283，男155，女128，性别比为121；战后人口总数为313，男165，女148，性别比为111。兴县柳叶村，战前人口总数为175，男92，女83，性别比为111；战后人口总数为189，男96，女93，性别比为103。兴县瓦塘镇，战前人口总数为553，男303，女250，性别比为121；战后人口总数为590，男302，女288，性别比为105。兴县任家弯村，战前人口总数为195，男103，女92，性别比为112；战后人口总数为184，男96，女88，性别比为109。兴县赵家口村战前人口总数为412，男226，女186，性别比为122；战后人口总数417，男221，女196，性别比为113。兴县高家沟村，战前人口总数为189，男96，女93，性别比为103；战后人口总数为194，男88，女106，性别比为83。
从上述8个村镇的人口性别变化情况看，在总人口中，战后女性人口所占比例是上升了。抗日战争前，以上8个村镇人口总数为3531人，其中男性1870人，减去与女性相等的人数之后，还余无对偶男性209人，占男性人口总数的11.17％。抗战后统计，总人口为3372人，其中男性为1701人，减除与女性相等的人数后，还余无对偶男性30人，占男性总数的1.76％，与战前相比下降将近10个百分点。人口的性比例，更近于应有的自然结构。
抗战以前，晋西北性比例高的主要原因是溺女之风盛行。首先，战前封建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不劳动的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占劳动人口多数的贫农、雇农，却占有少量的土地。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是地租，地主土地的73％以上租给农民。
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承受高额的租税。加之高利贷的盘剥，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日益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竭一人终岁勤劳之力，往往不能仰事附蓄”，甚至“力难自赎”。
在这种情况下，饥寒交迫又不甘坐以待毙的人们，必然想尽办法减轻人口压力。较为积极的是向外移民，如河曲、保德、偏关等贫苦农民纷纷奔走“口外”，出卖廉价的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消极的办法就是溺婴。
其次，因晋西北农村妇女绝大多数较少从事生产劳动，人们往往视之为生活上的累赘，特别是受“重男轻女”封建宗法思想影响，认为男子是家庭中传家接代之人，是家庭延续的基本条件，女儿迟早要出嫁，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出于家庭利益，再穷也要养活一个男孩，从而使女婴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成为溺杀的直接对象。据《怀仁县志》载：受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毒害，多有溺杀次女以下女婴的恶习。
可见，溺婴是晋西北性比例高的主要原因。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内从县到区、村各级妇女组织的建立，以及抗日民主政府贯彻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儿童等一系列政策，几千年压迫在妇女身上的“皇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封建枷锁被砸碎。特别是“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的妇女工作队，他们深入晋西北偏僻的山区，开展唤起民众的工作。讲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战动总会”在晋西北专门组织了一个抗战宣传团，此团的成员在三个月内走遍了晋西北各县，撒下了团结抗战的种子，提高了广大妇女的觉悟，唤醒了妇女群众对抗日事业的关心，建立了区村妇女组织。晋西北妇运工作者，首先解决妇女的一些切身问题，如禁止买卖婚姻、收养童养媳和打骂妇女，讲解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以及妇女怎样才能求得解放等。经妇救会组织起来的妇女和男人们一起斗地主、斗恶霸，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参加生产建设，改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从而提高了家庭和社会地位。男人们对妇女轻视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推行了一系列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措施。如1940年颁布的晋西北施政纲领规定：“依照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之社会地位。奖励妇女参加生产。发挥妇女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实行一夫一妻制。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实行孕妇及儿童之保健与教育。”
这些政策和措施都直接推动了根据地妇女的解放和对婴幼儿的保护，溺杀女婴的不良现象必然越来越少。据1942年有关统计，兴县西坪村“男增加率为18％，女增加率为21％，共增加率为19％。男减少率为22％，女减少率为16％，共减少率为19％。这些数据表明根据地男女比例较抗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男女性比例下降的另一原因，是男子大量外出或参军，致使总人口中男性减少率大，因而性别比下降。如兴县高家村，据1937年—1942年的统计，男子参军的有20人，从政11人，逃亡1人，共计32人。而在此期间，女子嫁出的仅11人，男子减少的人数几乎是女子的三倍。在黑峪口，男子参军的24人，参加抗日工作的18人，外出逃亡的2人，共计44人，占男子人口547的8％。参军打仗是男子减少主要原因。如1938年4月，战动总会在岚县召开新战士入伍动员大会，二万余名新战士补充了八路军、新军和国民党军部队。1940年，岢岚县全县三万人口，动员参军的青年3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长期的战争中，男性人口确实是下降了，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男性青年投入战争多，牺牲人数大。据宁武县革命烈士综合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人数共1076人，全为男性，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694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239人。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就有450人，占烈士总数的41.8％多，占抗战时期参军人数的64.84％。
马克思曾说：“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
研究晋西北根据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战争对农村劳动力影响的整体状况。人口年龄构成变动，即是各个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所占的比重的变化。
以抗战后晋西北兴县瓦塘镇、黑峪口、高家村、西坪、任家弯，赵家川口等六个村镇人口年龄分组结构的变动为例，分别按1－7、8－14、15－23、24－45、46－55、56－60、60岁以上，分为7个年龄组，作战前与战后的比较分析。
1－7岁年龄段的变化。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夏，上述六个村镇中，除瓦塘镇五年来增加2个儿童外，其余五个村的儿童都有所减少。这五个村战前1－7岁的儿童数，男241人，女175人，共416人。战后男为167，女为154，共321人。男童减少了30.70％，女童减少了12％。至于瓦塘镇，1－7岁的儿童中，男童虽增加了8个，但女子减少了6个，即几年中增加儿童仅2个。西坪村战后总人口数265人，比战前仅增加1人，战前1－7岁幼童占总人口的21.97％，战后占总人口的17.73％，下降了4.24个百分点。1942年晋西北行署在高家村人口调查后得出以下结论：从年龄看，1至7岁级有较大的减少，与战前相比该村幼童绝对数减少22个，由战前占人口总数的16.32％，降为战后的12.34％。
可见战后幼童占总人口比重有所下降。
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日寇屠杀掠夺所造成的。如对朔县城一次扫荡中，日军将城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刺死或枪杀。当年在晋西北从事抗日工作的老革命家姜宝珍，在其回忆录中叙述日军对五寨县的一次扫荡时，连六七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多数女性遭轮奸后又被残酷地杀害，五寨县城所有的水井都填满了妇女儿童的尸体。日军在对崞县南怀化的一次“扫荡”中，一个两岁幼童被劈腿撕为两半，一个婴儿被挑在刺刀上开心，一名孕妇被剖开腹部，取出婴儿挂在树上，南怀化村一半人家被杀绝，全村1020人，幸存者仅200余人，其中妇女和小孩死的特别多。
敌寇“扫荡”之后，又是各种传染病流行，如1942年，日寇大“扫荡”之后，在晋西北偏关一带，发生了烈性传染病鼠疫。当地群众称其为黑死病，妇女儿童染病率高，死亡人数较多。
此外，敌人的反复“扫荡”，使人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更加困苦，必然致使婴儿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高。
人口15－23岁、24－45岁和46－55岁段年龄组的变化。战前黑峪口、高家村、西坪、任家弯、赵家川口五村，15－23岁、24－45岁、46－55岁段人口，三组合计888人，占战前总人口的30.34％；战后三组合计662人，占战后总人口的23.01％，降低了7.33个百分点，减少226人，占战前总人口的25.45％，即减少四分之一强。而战前与战后五个村庄的人口总数之差是49人，人口总数之差并不大。
据1942年晋西北行署对兴县黑峪口村人口调查统计，抗战前该村人口共1053人，每户平均约4.30人，男多于女的十分之一。男子中青年（15－23岁）占16％，壮年（24－45岁）占34％，两者合计占男子总数之半，占男女人口总数之26％。抗战后，黑峪口村人口200户，共有808人，每户平均4.04人，无论总数和每户平均数都减少了。男女合计245人，约占战前总人口数23％。男的减少更多些，减少149人，约占战前男子总数的27％，女的减少96人，约占战前女子总数18％，战后女多于男12人。男子中青壮年也大减，由战前的272人减为战后的166人，减少106人，约占战前的39％，使得青壮年仅占男子总数的42％，占男女总数的21％多。不仅绝对数减少，相对数也减少了。
1942年晋西北行署对高家村的调查结论是：18－23岁级男子由33人减至23人，减少10人，24－45岁级男子由65减至49，减少16人，46－55岁级男子由32减至18人，减少14人。三项合计减少了40人，即是青壮年及尚未衰老的男子中（共计130人）减少了30.76％。
与战前相比，战后人口总数略有增加是8－14岁、56－60岁、60岁以上的三个年龄组。8－14岁年龄组，战前有337人，占人口总数的11.52％；战后有444人，占人口总数的15.43％。56－60岁年龄组，战前156人，占人口总数的5.33％；战后174人，占人口总数的6.05％。60岁以上年龄组，战前201人，占人口总数的6.87％；战后237人，占人口总数的8.24％。从人的劳动体能来看，尤其是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农业劳动，60左右的男子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劳动。由此可见，即便56－60岁、60岁以上两组人口较战前有所增加，但他们即将失去劳动能力，是边区无劳动能力的剩余人口。具有劳动发展潜力的仅是8－14岁年龄组，较战前增加了107人，说明人口发展潜力后劲十足，但总体上是青壮年年龄段人口总数减少。
俗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以上几个典型村庄材料的分析，可以得出抗战以来晋西北根据地人口各年龄组结构变动的特点：战争对15－23岁、24－55岁的青壮年男子人口影响较大，其减少的为最多。但总年龄结构仍有利于人口稳定发展。这也说明尽管1－7岁的幼童战后比战前减少了，但抗日民主政权着手改善人民生活，注重医疗卫生和发展妇幼保健等事业，儿童少年人口比重必然会有所增加，有利于促进根据地总人口数的增长。
人口阶级构成是人口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之一。“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
可见，一个社会的人口阶级构成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决定。
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统治阶级的代表阎锡山，在农村推行所谓的“村本政治”和反共政策，对农民实行严密的政治统治。同时，不断增加军费、田赋、差役，滥发纸币公债，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掠夺。地主阶级同军阀、官府勾结，高租重利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日趋贫困，农村土地日趋集中。根据晋绥边区行署对兴县、河曲、保德、宁武四个县十七个自然村调查统计，地主人口占总人口8.25％，掌握全部土地的31.7％；工人、雇农、贫农，连中农在一起，占总人口80％，而所有土地，只有48.7％；富农人口占总人口8.25％，占有土地18.8％。地主、富农不仅占有超数量的耕地，若以土地质量计算，所占比重将更大。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致使所有权和使用权趋向分离。地主出租自己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富农出租三分之一。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发生着租佃关系。农民遭受的剥削相当残酷，一年辛勤劳动收获的一半以上被地主剥削去。川地、平地的租率一般是51％，最高有到60—70％的；山地质量差，产量底，平均在30—40％之间。此外，农民还须以高利形式，交出劳动所得之一部分。“借钱利率约在三分以上，借粮要另加利息，秋后归还，欠租隔年，做本盈利，到期不还，将利折本，扣地借债，过期作死，牛租、房租、草租，样样很多。”
残酷的剥削，加上租佃关系的不稳定，使农业生产处于衰微状态，农民多以山药蛋、莜面、糠菜糊口，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群众中流传“租的房、租的地、头顶人家天，脚踏人家地，没吃没喝难出息，还要五五加上利”的民谣，就是当时广大农民贫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奖励垦荒等政策，调节了各阶级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尤其是对土地的占有状况。据1941年17个县的统计，减租17716石，12个县减息8842元。
1943、1944年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约10万户农民用减租退租、减息退息、增加工资等所得钱粮，买进和赎回土地140万亩；地主卖出土地5200余亩，富农出卖土地2000余亩。
随着减租减息、抽地、赎地等运动的开展，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减少。如黑峪口战前地主占有全村土地总量的59.6％，1942年占有50.3％；碾子村地主过去占有全村土地的60.6％，1942年占有44.3％。富农占有土地总数各村有增有减，总的趋势是地主土地总数减少，中、贫农土地总数增加。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占有土地数额的变动，必然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以晋西北河曲、保德等20个村庄，从1939－1945年各阶级总户数变化情况为例，考察战后阶级构成变动的历史状况。据统计，1939年河曲、保德等20个村中共有1197户，其中地主62户，占总户数的5.2％；富农107户，占总户数的9％；中农375户，占总数的31.3％；贫农486户，占总户数的40.6％；雇农105户，占总户数的8％；工人23户，占总户数的1.9％；商人25户，占总户数的2％；其他14户，占总户数的1.2％。1945年上述20个村共有1327户，其中地主27户，占总户数的2％；富农48户，占总户数的3.6％；中农795户，占总户数的59.9％；贫农408户，占总户数的30.8％；雇农11户，占总户数的0.8％；工人17户，占总户数的1.3％；商人9户，占总户数的0.7％；其他12户，占总户数的0.9％。
通过对上述两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各阶级的变化状况：
1.地主分化没落，人数减少。1939年，原有地主62家，占总户数5.2％；1945年减成27家，占总户数2％。地主在户口中的比重，减少了3.2％。
2.富农阶层下降，人数减少。原有富农107家，占当时总户数9％，1945年，减少至48家，占总户数3.6％。富农在总户数中的比重减少了5.4％。
3.中农人数增加，阶层大大扩大。原有中农375家，占当时总户数31.3％，1945年，增至795家，占1945年总户数的59.9％。在总户数中，中农所占的比重增加28.6％，全部户口中有28％强，转为中农阶层。就中农阶层本身而言，比原有户数增加一倍还多，成为农村最大的阶层。1945年的795户中农里面，有360户，即一半以上，系由其他阶层转来的新阶层。
4.贫农人数减少，阶层缩小。贫农原来是农村中最大的阶层，1939年共有贫农486家，占当时总户数40.6％，到1945年贫农仅有408家，退居第二位，占总户数30.8％，贫农在总户数中的比重，减少9.8％。
5.雇农绝大部分上升，人数减少，生活改善。原有雇农105家，占当时总户数的8.8％，1945年减到只有11家，占总户数0.8％。雇农在户口中比重减少8％。在原有雇农里面，只有大约5％，仍未变动；其余95％雇农，离开了原来的阶层。
6.工人半数向农业转化，生活改善。原有工人32家，占当时户数1.9％，1945年减到17家，占户口总数1.3％，工人在户口中比重减少0.6％。
7.商人大部分转向农业，数目减少。晋西北地瘠民贫，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商人数量少，且大部分是农村中挑担贸易的小商贩。原有商人25家，平均每村只有一户略强，占当时总户数2％，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转向种地，减为9家，仅占总户数千分之七，商人在人口中的比重，减少了1.3％。
以上是抗战以来晋西北宁武、五寨、岢岚、临县、保德、河曲等县将近20个村阶级构成变动情况。各阶级变动的趋向，大体而言，整个地主阶级是向下的，几乎有三分之二降为富农、中农、贫农等，经济状况衰落，难以维持原状。富农绝大部分是向下的，成分下降者十分之九，能维持原状和稍有发展者十分之一。中农的三分之一以上得到发展，三分之一略多维持原状，将近四分之一向下低落。贫农绝大部分向上发展，只有个别贫农向下低落。雇农阶层全部转向其它阶层。工人和商人十分之八九转向中农和贫农，只有十分之一二维持原来的阶级地位。抗战前，二十个村的地主富农加在一起，占总户数的14.2％，到1945年则只占5.6％。战前，贫农曾是农村中的最大阶层，而中农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到1945年由于贫农经济状况的改变，贫农阶层缩小了，中农在阶级构成中比重增大，成为各阶层中占比最大的群体。
可见，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削弱了地主经济，限制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正是这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动，必然引起各阶级当中部分人口经济地位的升降变化。当然，战争对阶级构成变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敌人的烧杀抢掠，致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工人、商人不得不转入农业生产。一部分地主、富农也因敌寇的掠夺抢劫而家道衰败，落魄为普通农民。因此，农民阶级逐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