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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增加了对家庭、个体和社区三个层次的微观调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采用不仅可以解决宏观数据样本量较少、代理指标选取较为任意以及缺乏严格的论证和理论支持等问题，而且可以观察到反映人口统计特征的更多变量，比如所处收入等级、人口规模、受教育水平和所在地区等，能用于分析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从而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像英国家庭支出调查FES（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数据和美国家庭金融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数据那样能够全面深入反映家庭人口统计特征的、长期的、较为系统和权威的家庭微观调查项目。国内外研究学者所采用的微观数据在分类和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差异都很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很大差异。由于CFPS数据具有独特性，是国内首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研究家庭消费的异质性问题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本书第四至七章采用CFPS2014 数据，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
当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问题时，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Exp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模型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等 2 秩需求系统模型通常假设异质性家庭增加相等消费支出时，异质性家庭增加的消费支出份额也相等。而实际上我国异质性家庭消费支出份额对异质性家庭消费支出变动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忽视异质性家庭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对相关弹性值的错误估计。由此 3 秩需求系统模型更加符合经济规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拟合真实数据，这是其他线性需求系统模型很难实现的（Zheng，2008 ［27］ ；Obayelu等，2009 ［28］） 。Blundell等（1997） ［29］ 进一步放宽AIDS模型的假设条件，允许不同消费品消费支出份额随家庭消费支出发生非线性的二次变动，将其扩展为更加符合现实的 3 秩的QUAIDS模型。范金等（2011） ［30］ 采用除西藏之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农民食品消费截面数据，分别构建LES模型、AIDS模型、QES模型、AIDADS模型、MAIDADS模型和QUAIDS模型研究发现与以马歇尔需求为理论基础的需求系统模型相比，以希克斯需求为理论基础的需求系统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通过比较需求支出弹性和需求支出弹性的标准差发现QUAIDS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现最优；秩检验结果表明构建 3 秩需求系统模型研究农村家庭消费问题比较合理，进一步证明了QUAIDS模型和AIDADS模型均优于AIDS模型。因此，本书第四至七章构建QUAIDS模型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构建QUAIDS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时，通过估计的弹性值还可以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福利的异质性影响问题。补偿变动和等价变动都是食品价格上涨使消费品价格提高，对效用水平变动的一种货币度量。但等价变动为当食品价格上涨后，为了使效用达到消费品价格提高后的最终效用水平，家庭节省的货币收入；而补偿变动为当食品价格上涨后，为了使家庭效用回到消费品价格提高前的初始效用水平，政府对家庭补偿的货币收入。由此补偿变动符合潜在帕累托改进规则，而等价变动不符合。Cranfield和Haq（2010） ［31］ 采用 1996 年的国际比较项目ICP（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roject）数据，构建QUAIDS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计算了四种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福利效应。Azzam和Rettab（2012） ［32］ 构建AIDS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不同进口食品价格变化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民带来的福利变化。赵昕东和汪勇（2013） ［14］ 采用 2007 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数据，构建QUAIDS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发现与高收入家庭相比，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福利的影响程度更大。周大超和朱玉春（2013） ［33］ 采用 1995－2009 年我国农村居民在食品、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等商品消费的相关数据，构建AIDS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受消费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同，收入越低的农村家庭受消费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越大，对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补偿随其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Osei －Asare和Eghan（2013） ［34］ 采用GLSS数据，构建LA／AIDS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加纳食品价格上涨对家庭福利的影响。苗珊珊（2014） ［35］ 采用 1995－2011 年粮食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粮食供需弹性以及粮食收益率估计的基础上，构建Minot福利效应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测算并比较分析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福利变化的影响。苗珊珊（2014） ［36］ 采用 1978－2011 年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粮食供需弹性以及粮食收益率估计的基础上，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测度与分解粮食价格波动中农户福利的变动。同海梅和陆迁（2014） ［37］ 采用中国 1995 －2010 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构建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t＆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测度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罗超平等（2017） ［38］ 采用 1989 －2014 年粮食主产区 13 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粮食主产区粮食价格波动及农业补贴对农户福利效应变化的影响。罗超平等（2017） ［39］ 采用 1989－2014 年主产区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主产区农户福利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粮食价格波动对主产区农户生产福利、消费福利以及总福利变化的影响。因此，本书第四至七章运用补偿变动方法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福利的异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