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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立新和刘保军（1989） ［10］ 以过去 10 年的统计资料为基本依据，揭示了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增长与食品价格上涨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蔡丽婷（2012） ［11］ 采用 2000－2013 年的福建省城镇家庭消费数据，构建包括恩格尔系数变量的回归模型，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出当以恩格尔系数衡量生活水平时，食品价格波动对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王宋涛和王健（2012） ［12］ 采用 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对数线性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近几年由于我国食品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步上升。尹兰田（2013） ［13］ 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模型、协整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食品价格上涨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效应。而在长期中，除衣着类和家庭设备用品服务类商品具有一定的需求刚性，其他类消费品均与食品价格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赵昕东和汪勇（2013） ［14］ 采用中国收入分配调查CHIPS（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2007 数据，构建QUAIDS模型。研究发现食品价格上涨会使得低收入家庭倾向维持原有食品消费数量而减少其他消费品数量，而高收入家庭倾向减少部分高档食品消费而维持其他商品消费数量。陈晓毅（2014） ［15］ 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Auto －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模型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得出低收入城镇家庭应对食品价格波动的能力最弱，而中等收入城镇家庭对食品价格波动的反应最为敏感。赵涤非等（2014） ［16］ 采用 1995－2011年 2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LA／AIDS模型估计得到自价格弹性，分析了由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度变化引起的农村食品价格变化以及农村食品消费支出和消费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粮食和蔬菜的消费支出影响最大，其次为禽蛋、肉类、油脂类和水产品；还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禽蛋、油脂类和蔬菜的消费需求影响最大，均超过 9％，而对粮食、肉类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影响较小。蔡丽婷（2015） ［17］ 以城镇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受食品价格波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渠道为理论基础，构建恩格尔系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在以恩格尔系数指标衡量的生活水平下，食品价格波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是其对高收入群体生活水平影响程度的 3.5 倍，而且从中等收入群体起，影响程度开始较大程度减弱。马敬桂和李静（2015） ［18］ 采用城乡家庭消费和食品价格数据，构建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模型以及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心理预期的影响模型，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上期食品价格的微弱上涨会促进当期家庭消费，但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使得家庭对未来经济形势秉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导致家庭消费信心下降，从而抑制家庭长期消费支出。张丹（2015） ［1］ 利用中国 2012 年社会核算矩阵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家庭受食品价格变动影响的差异性较小，而不同收入等级农村家庭受食品价格变动影响的差异性较大。王小叶（2015） ［19］ 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数据，应用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EASI模型，研究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典型代表性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得出对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而言，家庭人口数越少、抚养比越大，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居住地越靠近西部偏远地区，遭受的福利损失越严重。“杨天宇和张品一（2015） ［20］ 采用CHNS2004 和 2009 数据，构建QUAIDS模型研究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群体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和农业大省的城镇居民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较小；中西部省区的低收入阶层很可能是食品价格上涨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也是最需要救助的群体。”韩啸等（2016） ［21］ 采用 1995 －2012 年全国 30 省市农村家庭食品消费数据，构建QUAIDS模型研究食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得出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弹性将进一步下降，淀粉类食品消费比例趋于减少，畜禽产品、蔬菜等营养食品消费量则趋于增加。食品消费结构将随着收入提高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均衡。“赵昕东和王小叶（2016） ［22］ 采用CHNS2004、2006 和 2009 数据”，构建准确映射的斯通指数隐含马歇尔需求系统EASI（Exact Affine Stone Index implicit marshallian demand system）模型，研究各种类型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家庭消费与福利的影响，发现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动物性食品、粮食、蔬菜、食用油和调节性食品，而对于高收入家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动物性食品、粮食、调节性食品、蔬菜和食用油。张品一（2017） ［23］ 采用CHNS2004 和 2009 数据，构建QUAIDS模型研究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村异质性家庭福利的影响，得出与其他地区农村家庭相比，2004－2009 年食品价格上涨对经济发达地区和农业大省的农村家庭影响更小。东北部地区的高收入农村家庭受益最大，而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低收入农村家庭受负面影响最大。韩建雨和刘杨含（2018） ［24］ 分析安徽省食品价格波动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特征，研究发现安徽省食品价格波动通过改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和非食品消费支出等路径影响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动。韩建雨和刘杨含（2018） ［25］ 从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影响两个角度，讨论安徽省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机制和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安徽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政策建议，以防止食品价格水平大幅波动，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深入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培育健康科学消费观念，突破居民消费资金约束，稳定有序发展消费信贷。孙坚强等（2018） ［26］ 研究我国居民食品的物价传导路径和传导机制，并拓展结合线性与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两阶段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食品价格存在两条基本传导路径，第一条是“农林牧渔初级生产”直接传导至“消费者消费”，第二条是“农林牧渔初级生产”传导至“食品加工生产”最后到“消费者消费”；前者传导顺畅，但后者传导阻滞，与价格干预的非对称和加工环节的弱市场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