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融入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以怀化学院为例最新章节_田光辉著

第四节
湖湘文化的革新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受了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与殖民掠夺。自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资源惨遭掠夺，国家领土被列强如狼似虎般瓜分。百姓民不聊生，颠沛流离，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国家主权成了一个虚词，最高领导人迫于列强的武力威慑，不得不听从其指使。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这种开放精神主要表现为湖湘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而这种交融有四个方面：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湖湘文化还具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最早总结这种精神的是杨毓麟。他在《新湖南》中将这种精神称之为“特别独立之根性”。杨毓麟所说的“独立之根性”，其实也就是讲的湖南人的气质与性格。所谓“坚贞刻苦”“奋然自异”“发人之所未见”“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爱同胞而惎仇虐”，是对湖南人气质与性格的典型概括。杨毓麟以后，对湖南人的这种精神评论赞誉的还有许多。如王原一认为“湖南人素有蛮干精神”。陈独秀认为湖南人具有“坚忍不拔”“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钱基博将湖南人的奋斗精神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修如认为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甘冒险，不享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愿走冷门，不烧热灶”。毛泽东等人也认为湖南人具有一种“坚强不屈的志气”。近代湖南的仁人志士围绕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一时代主题，在继承传统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推动湖南文化向近代的转换。近代湖湘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湖湘文化的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新的内容。文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历史传承性，近代湖湘文化是传统湖湘文化的继承，也突破了传统湖湘文化的束缚。魏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魏源（1794—1857），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邵阳隆回金潭人（今隆回县司门前镇）。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自小在族学中读书，在启蒙教师的指导下，熟读了四书五经。他9岁参加县考，因考官见他年纪太小，没有让他入县学，14岁时入邵阳县爱莲书院学习，15岁被录取为县学生员，19岁入岳麓书院学习。1813年中拔贡，1822年中举后，入江苏布政史贺长龄幕，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后先后入陶澍、杨芳幕。1844年，魏源中进士，任江苏高邮知州，1854年被劾去职，回湖南老家，专心佛学，1857年死于杭州。魏源勤奋好学，治学广博，“无所不窥”，以儒家经学为主，旁及子学、西学、佛学。他一生勤于著述，主要作品有编《皇朝经世文编》120卷，著《圣武记》14卷，《海国图志》100卷，《书古微》10卷，《诗古微》10卷，《元史新编》95卷，《古微堂内外集》10卷，《古微堂诗》10卷，《曾子章句》2卷，《大学古本》2卷，《庸易通义》1卷，《说文儗雅》1卷，《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若干卷，《论语孟子类编》若干卷，《孔子年表》1卷，《孝经集传》若干卷，《老子本义》2卷，《孙子集注》若干卷，《董子春秋发微》7卷，《小学古经》若干卷，《清夜斋诗》1卷。又有《墨子》《说苑》《六韬》《吴子》注若干卷。其《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传诵一时，引起轰动。

在湖湘文化的谱系中，魏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自认为“得乡光先衡阳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合。左采右芼，触处逢源。” 将王船山的“知行观”“气化日新观”“历史进化观”以及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等发扬光大。另一方面，魏源又突破了王船山思想范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以开放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解决了王船山狭隘民族主义观中对待西方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提出了发聋振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将传统湖湘文化推向近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奠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影响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走势和发展方向。

魏源的思想博大精深，杨慎之说：“魏源的思想归本儒学，杂取旁收，兼采法、老、兵诸说，并及西方之书。但是，魏源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纯在致用。通经为文，做世致用，确是魏源思想的主动脉。” 台湾学人王家俭也认为，综观魏源之一生，“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祟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图边防，策海防以言战守。” 不难看出，魏源对传统湖湘文化的承接和转换，对后人影响至深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魏源的经世致用观

为倡导经世致用学风，魏源身体力行，魏源强调“学术”必须体现于治国安邦、民生日用实事之中，要将学术与现实结合起来，使其在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强调“以经术为治术”，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学术必须为治国安邦服务，而不是空谈性理。魏源坚决反对脱离实际读死书的方法：“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 他指斥乾嘉汉学说：“专务记丑，屏斥躬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因勉之学。”抨击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八股取士制度。他“纂录《元史新篇》若干卷、《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圣武记》十四卷、《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旁搜博采，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边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画沙，如烛照数计。自谓坐而言，可起而行也”。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序文里提出通经致用之四项原则：一是“事必本于心”，但“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客观而专靠主观。二是“法必本于人”，但是“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工具法度而专恃聪明。三是“今法本夫古”，但是“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这就是说，不能离开现代而谈古代。四是“物必本夫我”，但是“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别人的意见而专凭自己的意见。改革社会弊病，祛除人心之二患：一是“寐”，就是革除昏庸无知；二是革除“虚”，就是空虚不实。他说：“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 这就是他所从事的“经世致用”的主旋律，其目的就在于使国家富强。

二、魏源的知行观

魏源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只有经过长期刻苦学习，才能获得真知。魏源特别重视“行”，对事物的认识要“亲历诸行”，他认为“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 ，“山居难与论舟行之险，泽居难与论梯陟之艰。处富不可与论贫，处暇不可与虑猝，处亨不可与言困，处平世不可与论患难”。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序》中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也就是说，思想性的东西必须经受客观事物的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是指古代的东西必须用今天的事实来检验，看它是否适合于当前的实际。所以，魏源大力倡导，不仅要可“坐而言”，尤其需要“可起而行也”。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客观实际，魏源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 他批评那些“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才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的人，“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他认为，在处理社会的改革、法典的废立、政务的措施等问题时，都必须事先进行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处置得当。他说：“选举、考察、职掌之必悉，而后可以审立官；赋榷、俸饷、出入之周知，而后可以制国用。”“堤坊疏濬，各有情形，必左图而右史。”如果“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礼之仪文？山川、关塞、邮驿不审其方，何以知行九州之控驭”，因而要进行调查研究，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只有这样，才能对某一事物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魏源自幼喜爱到处游历，自称“芒鞋踏九州”，“我行半天下”。他在游历过程中，认真考察了祖国山河地理、风土民俗，用以增长知识，为变法革新提供事实根据。魏源强调“行”，但并不否认“知”，而是认为，“知”也是获取知识、提高人的认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人的天资虽有差别，但通过努力学习，这种差别可以缩小，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发生转变。他说：“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 经过学习，“中人可易为上智”，甚至可以超过绝顶聪明的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只要有刻苦学习精神，那是“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劘”。

三、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魏源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无比愤慨，在《海国图志叙》中强烈地提出：“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他站在时代的前列，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反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不义战争，将古代爱国主义发展到近代爱国主义。首先，坚决主张禁止鸦片。他清醒地认识到，鸦片流毒，不仅使财富大量外流而且使政治腐败，人才销铄。其次，分析了英国侵略者的掠夺本性。最后，批驳畏敌如虎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魏源从三元里人斗争中看到蕴藏在人民中的力量，认为只要发动全国人民起来，就一定能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他说：“奈何动曰无兵可用？又奈何动曰莠民可虞？诚能招募骁悍之民为兵，则北五省之回匪、红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斗之辈、鱼盐私贩之辈、市舶亡命之辈，皆剿夷之乌喙也。以沿海各徒为水师，水师无敌于东南，而海贼不患于东南矣。练中原亡命为陆营，陆营无敌于西北，而土盗不生于西北矣。收两利，去两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四、魏源的今文经学与变易思想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并非首倡于魏源，魏源自幼受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即对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儒家的纲常名教，对其影响巨大。他写有：“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此尊无二上之谊焉。是以君令臣必共，父名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天包地外，月受日光。” 他倡导经世致用，但“后来不遇，转而治经”。1814年，魏源随父入京，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从此治经主今文经学。他之所以专治《公羊春秋》，是因为，在他看来，《春秋》之有《公羊》，不但异于《左氏》，亦且异于《谷梁》，“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立百王之法”，而不是“为一事一人而设”。所以治经必治《春秋》，治《春秋》必通《公羊》。西汉时，董仲舒“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魏源为撰《董子春秋发微》，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而以刘逢禄《公羊释例》之“通论大义近乎董生附诸后”。尔后又著《诗古微》《书古微》，对推动今文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周予同说：“从魏书出而《诗》《书》始复于西汉……对于今文学的复兴，不能说没有功绩。” 齐思和也认为：“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史学则重本朝掌故，地理则中边疆舆地，而经学则提倡今文。前二者皆自魏源倡之。今文之学虽非倡自魏氏，而魏氏亦一重要之倡导人物也。”

魏源首先强调口传微言大义对于《春秋》的重要性远胜于章句。其次，论证了今文经学之复兴的必然性。再次，他批判汉学和宋学，致力于《诗》《书》的研究。他力辟伪古文，力反马、郑。认为“伪古文之臆造经、传”，“上诬三代，下欺千载”“至马、郑传注之故背今文、臆造古文”，“亦不足以相代”。最后，接受今文经学变易观，提出变革社会的思想主张。今文经学倡言微言大义，主张一个“变”字，认为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故《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魏源接受了这种因革损益的“变易”观，极力颂扬“三统说”，认为“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他说：“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桃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剡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 魏源批判了“言必称三代”、泥古不化的人，认为这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是“庸儒”。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 同时也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学者鼓吹的“一代不如一代”颂古非今的复古思想，明确指出，不仅“时愈古则传愈少”，“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其与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 而且“后世之事”，有“胜于三代者”。如“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

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能泥古不变，食古不化，“变”才是世界发展的大势，客观事物的规律。从自然界来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 从人类社会来说，“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奕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从社会制度来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求诸末者烦而难，反其本者顺而易。” 又说：“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 从礼乐文化来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一切都因时代的不同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墨守成规、泥古不化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因时而当变”。魏源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因时而变”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任何圣贤都无法阻挡的。他说：“圣人用世，肉刑必当变；匪直此也，春秋讥世卿，恶其以分族妨贤路，则知选举必当变，春秋合伯、子、男为一等，使国无过大过少，以杜兼并，则知封建必当变；录《费誓》《泰警》于篇末，示费将代鲁，秦当代用，曰韩、赵、魏以陪臣代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

所以，魏源以大声疾呼，“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便民”“利民”，也就成了魏源倡导“变革”的主要目标。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魏源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以今文经学为主轴的“变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主要的课题。魏源作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虽然在看待西方侵略者时仍然将其称之为“夷”，但魏源已经认识到，西方侵略者特别是英国侵略者，与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等远远落后于中原的“蛮夷”“夷狄”完全不同，他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恰好相反，他们的制度和文明器物等有高于中国之处，“盖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唯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烈？船则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仗敌寇。”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唯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学习西方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完全可能。魏源不无自豪地指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皆土著，少习驾舟之事，才艺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唯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读也。” 而且“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 学习西方，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是瞬间的事情。如何才能学习西方呢？魏源提出，学习西方，必须要知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他认为，在反侵略斗争中，了解不了解实际情况，能不能做到知己知彼，斗争的结局是大不一样的。“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 只有“识夷情，洞敌势”，才能“使敌失其所长”。而识夷情，一方面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做到了如指掌，“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另一方面设立翻译馆，“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 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夷”之长技是什么呢？魏源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此外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当学习引进。为此，他提出了学习西方长技的一系列对策，一是要发展近代新式工业。二是发展商业。三是崇尚西方的民主制度。四是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在魏源的思想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的知行观、他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出了和解决了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两大主题和两大任务，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思想和著述是时代的产物，闪烁着时代的光华，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初步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内容，这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民族大义为核心的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以求新、求变为核心的变易精神；以学习西方为主轴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投笔从戎、卓励敢死的牺牲精神；注重教育培养人才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