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文化源头，一个是本土文化的源头，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苗蛮文化、楚文化等，这些文化以鲜活的风俗、习惯、心理、性格等生活形态传递下来，构成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另外一个是中原文化的源头，早在先秦就已开始了中原思想文化南传现象，《孟子》中记载过楚地的蛮人曾北上学习周孔之道，长沙出土的楚帛书中也包括许多中原的阴阳、五行等数术观念。当然，两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中原儒家文化开始向湖南全面渗透，这个过程进展缓慢，一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才真正建立起这种双重文化结构的湖湘文化。显然，湖湘文化的形成，就是由于湖南的本土文化与外来的中原文化产生“交互文化”的结果。

两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50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该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北宋统一后，由于党项、辽、金和蒙古族的相继南侵，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得到相应的带动。原来北宋都汴京，江西与之相隔较近。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江西又是联结岭南的主要通道，这就使得江西成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湖南距江浙虽远，但南宋时国界线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阳及沿江要地都成了边防重镇，湖南遂成了边防重镇的腹地之一，地位较之北宋时反而更为重要了。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边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进行了更新与改造，从而导致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两宋时期，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植大麦和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量漕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湖南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种植业有茶叶、棉、麻和各种果树，其中以柑橘最为突出。养殖业主要是养蚕、渔业和猪、鸡、鸭、鹅等。宋代湖南的手工业无论从规模、制造技术还是品种、产量，都较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当时湖南开采和冶炼金、银、铜、铁、锡、铅、辰砂、水银等已形成相当规模，各种金属产量十分可观。如辰砂（又称朱砂 ），当时以产在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的品质最佳而得名。辰砂是一种色彩鲜艳的彩石。湖南的先民就曾经应用辰砂做颜料。辰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辰砂的晶体呈板状或菱面体状，它的集合体呈粒状或块状。纯净的辰砂具有金属光泽。有时表面会因覆盖氧化薄膜而呈铅灰色。辰砂的密度比较大，和银相仿，只出产在低温热液的矿床中，常与辉锑矿共生。辰砂是提炼汞的最主要的矿物原料。中医利用辰砂作为安神、定惊的药物；辰砂的单晶可以作为激光调制晶体，是现代激光技术的关键材料之一。当时湖南沅陵一带辰砂的开采已成规模。矿冶业的发展刺激了各种金属制造业的兴盛。各种金属制造品特别是铜、铁器十分流行。此外，陶瓷、纺织、造纸和酿酒，在工艺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造船业，潭州已能制造载漕米万石的巨舰。商业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和繁盛。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就是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其实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反映湖南地区本身在创造文化方面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南宋初转徙荆楚，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所著《春秋传》和编辑《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胡宏在南岳衡山讲学20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而以张栻最为出名。张栻在理学的各种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清人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张栻曾在长沙筑城南书院授徒讲学，后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他的门人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南宋乾道三年（1167），张栻接待了从福建崇安前来访问的闽学派理学大师朱熹，张、朱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二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派与闽学两派得以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如宋明理学大师魏了翁通过张栻的蜀中弟子范荪吸取了张栻一系的学说，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办起一所“鹤山书院”，不仅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求书从学”，扩大了张栻思想的影响，沟通了湖湘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湖湘学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有三：一是以性为太极，居于理之上，与程朱派以理为最高理论范畴不同；二是主张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恶之说；三是强调践履和经世。宋代，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宋代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有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史学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纶，祁阳的陶岳，湘乡的王容，衡阳的郑向、曹衍，浏阳的汤璹，桂阳的黄植，茶陵的谭世选，龙阳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南岳道士陈田夫，衡阳宋刚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时湖南文学方面无闻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侯延庆等。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的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北宋时期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也同时兼具学校规模，以补州县学之不足，在南宋时尤盛。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但是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与文学诸家相继出现。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 总之，湖湘学派的形成标志着湖湘文化的正式形成。 sYiPkLvWiUchgp4Bk4W1iEdiCeJp6KiL6w1CeTaInNeRPx9Xg4l3CgXxTdVIb/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