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风格。湖湘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的内容。按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人由猿进化而来，其谱系是古猿（70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1万年前）—现代人。第四纪冰川作用对人类的诞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李四光教授就确定湖南省雪峰山区有第四纪冰川地貌，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进行的第四纪冰川地质调查，发现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山区也有第四纪冰川地貌，洞庭湖区也有第四纪冰川地貌。
湖湘大地有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具备形成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如洞庭湖区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临水靠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旧石器时期的湖南人已经表现出了敢为人先和经世致用的品格，这是湖湘文化的开端。旧石器时代湖南古人类（早期猿人—晚期猿人）进入周邻地区使其具有湖南旧石器时期烙印；周邻地区古人类也可进入湖南，使之具有各地旧石器时期之优点。
之后的新石器时期
湖南人的敢为人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不少的人类社会第一。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湖南的稻作农业、矿产利用、文字创造、城市建设在我国甚至在全球都是第一，正是这些创造，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湖南人在新石器时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独特创造包括栽培稻的培育、黏土矿产的利用、城市的建立等，正是这些创造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商周时代，湖湘文化逐渐完善，不只在于敢为人先和经世致用，还有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内涵和勇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古老的湖湘大地上，促使湖湘文化孕育萌芽的文化元素有蚩尤文化、炎帝文化、舜帝文化、三苗文化、扬越文化、南蛮文化、楚文化等。
蚩尤、黄帝与炎帝被称为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始祖，已经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历史上发生在黄河下游和华北平原的“涿鹿之野”战事正是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部落集团相互争夺部落利益主导权的战争。据学者伍新福研究：蚩尤与炎帝和黄帝的决定性大战“涿鹿之战”前后有两次。“一次为蚩尤与炎帝之战；一次为蚩尤与黄帝之战。《逸周书》载：‘蚩尤乃逐帝（即炎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炎帝战败，所辖领地都被蚩尤部落占据了。《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这是第二次涿鹿之战。黄帝可能联合被蚩尤战败的炎帝部落，并借助‘诸侯’即其他部落的力量，最后打败和擒杀了蚩尤。”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领导的部落联盟是远古时期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如果没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想战败炎帝，再与黄帝分庭抗礼是不可能的。蚩尤在部落集团的政治、军事、文化诸多方面都应有着其不可磨灭的贡献。蚩尤虽然被黄帝战败身死，但他的部族遗民还在，部落后裔还在。他们经过艰难地迁徙，退至黄河下游以南地域，又再被迫迁往长江中游的今江西、湖南一带。分布于这一带的峻岭崇山之中，继承着部族的文化，发展着部族的文明。至今苗族、瑶族、畲族等民族仍在继承和弘扬蚩尤文化。蚩尤尚武善战，历来被苗族尊为武圣、战神。为此，苗族后裔怀着对先祖的敬仰，也是为了保家护园，习武练功蔚然成风。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具都可作武器。锄头、板凳、筷子等，随手拿来即可作为防身技击的武器。在许多苗乡，至今还流传着蚩尤拳。从古至今，湖南湘西苗疆涌现了众多为国为民英勇善战的英雄。有打响反击西方不法传教士第一枪的云贵总督田兴恕；有赶走法国侵略者收复台湾的陕甘总督杨岳斌，有名震华夏全歼日本加强排获得湘北大捷的湘西革屯抗日军。最为有名的是领导乾嘉苗民起义的花垣苗族领袖石三保、石柳邓、吴八月。苗疆儿女外御强敌，内抗悍匪，千百年来，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正说明了苗族继承了先祖蚩尤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英雄气概和敢于反抗一切压迫的斗争精神。
蚩尤除了在军事上成了一代枭雄之外，他在长期的部族统治中，对政治、经济、文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现今苗族后裔传承的一系列古老的节庆风俗可看出蚩尤对后代的深远影响。而这些原生态的饮食服饰和节庆风俗都很好地保存在湘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如为了迁徙方便，苗族服饰上缀满了金银，在古代的战乱中，把财富做成金银首饰由妇女、儿童戴在头上，穿在身上，既可保全财产，又有装饰的作用，这是古老的迁徙，游牧民族惯用的方法；苗绣更具特色：花草图案，规格式样，精美绝伦，它一方面展示着苗族智慧和苗族百姓乐观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承载着苗族百姓对先民的怀念，是一种历史记忆。苗族服饰更是品种繁多，传承完好，它可以说是我国服饰文化的活化石，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百科全书。除此之外，还有更为丰富的苗族文化节日：椎牛节，赶秋节；独具特色的苗歌，神奇精妙的苗医，生动形象的剪纸，卓绝特异的编织等。在当今世界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苗族能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引起世人的注目，是与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而这些苗族文化，正是蚩尤文化的现代显现。
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创始人、医药文化的鼻祖。始于炎帝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工业文化、商贸文化、火文化、易文化、龙文化、原始艺术等，是炎帝文化的总和。炎帝在湖南也留下了许多传说。湖南拥有五岳之一的南岳及祝融传说，然而自西周以来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从近年的考古发掘及对历代文献与传说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又是一体的，湖南是中华文化一体的最早源头之一。道县附近有嘉禾县，文献记载与神农有关。道县出土的人工水稻与神农发明农业应有关联。《桂阳州志》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衡湘稽古录》：“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神农揭开了中国农业浩浩史册的第一页。嘉禾县，古称“禾仓堡”，清人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阳县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相传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为禾仓。后置县，因名嘉禾。”从考古角度看，有道县玉蟾岩遗址，有怀化洪江高庙遗址，有距今6200多年的澧县城头山古城及距今6500年的最早的水稻田。这一系列考古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源，且皆与炎帝有关系，可称为炎帝文化圈。
从文化认同和影响及祭祀大典规格说，湖南株洲市的炎帝陵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地位最高。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相传是农业、医药、商业、音乐之祖，又是农耕文化、茶文化创始人。他从北方南下寻找粮食及医药，最终在湖南发现原始水稻并建立古厉山国，从此中国开始了农业文明进程。据史籍记载：炎帝神农氏“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也”。“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为缔造中华古国最早的文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千年来，炎帝神农氏受到炎黄子孙的世代钦敬。高庙遗址也与炎帝有关，如“炎帝会同说”，阳国胜等先生提出了众多的理由，包括怀化会同县的许多地名，如：连山、八卦庙、会同等都与炎帝有关。另外其所引几条古书记载也是可供研究的。如：东汉《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山海经·大荒西经》明确记载：“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而晋代《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神农生于黔中”，又据《会同县志》记载，会同古属“黔中”之地。
据专家研究，炎帝可与城头山古城挂钩。神农氏又称烈山氏，传说在湖南建了厉山国。《读史方舆纪要》：“澧水：州南三里，源出慈利西之厉山，东流会淡水，又东经石门县会渫水，又东至州城下，州北七十里之涔水，州东二十五里之澹水，俱流合焉，下流入于洞庭。《楚辞》：‘濯余珮于醴浦’虞喜云即澧水……”，可见，烈、厉、澧、醴相通，今湖南西有澧县，东有醴陵市，炎陵县，皆古长沙境。《南岳志·前献》引王万澍曰：“（炎帝）［神农］都长沙凡七代。”这个古长沙包括澧县，可能就是澧县城头山谷城，因为炎帝的年代与古城能交合。因此，湖南的三大新石器遗址都属于炎帝文化。
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九嶷山是舜文化的藏精之所。《史记》载：“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道县，据《今县释名》：“有营道山在西北，唐初置营州，后改道州。”1913年改为道县。一说以古道国为名。《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嶷，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舜帝是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之一，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对大舜给予很高的评价，《尚书》记载“德自舜明”，《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舜帝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中罕有的具有最完整的文化构成要素的从未间断的历史最久远的一门独特文化。最完整的文化构成要素，是指一门文化同时具备了十方面的构成要素，即名称、地域、时间、代表人物、史实、演化、承传、所创物质和精神财富、发展程度、在历史及人类文明史中所处地位。舜帝文化不但具备所有上述文化的构成要素，而且其内涵相当博大全面。过去人们谈及舜帝文化，多侧重人伦孝悌方面的影响，因为舜被列为古代的二十四孝之首。舜帝文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公天下”的真正倡导和执行者。儒家所乐道的天下为公，最推崇的典范莫过于唐虞盛世时尧禅舜、舜禅禹之例。尧禅舜虽是易姓而王，毕竟有翁婿传位之嫌。唯舜禅禹，才是昭之于世的公天下的大举动。他禅位的不是一般的易姓，而是被他杀掉的鲧的儿子禹，这体现出他真正不计个人事后安危，出于公心，贤不避仇的气度和胸襟。第二，施仁政，宽五刑，立至圣人极之念。舜在施政的整个时期，治国理念以施仁为至要。他处处以“仁”为行动之指南，御世之圭臬。他极力提倡并推行五常之教，并将上古传统的五刑刺面、割鼻、剁脚、阉雄、处死等酷刑用流放代替。他主张“不虐无告”，即不虐待鳏寡孤独没有依靠的人；“不废困穷”，即对困苦贫穷的人不要抛弃不管。他对下边的人平易不讲排场，对黎民仁义宽厚不苛刻，实为后世“仁政”思想的发轫之源。第三，建国一统，以法治政，促成中华民族大一统凝聚力的形成。据典籍所载，舜在治国施政过程中，把统一律历和度量衡作为己任。舜在登封泰山时，便开始进行统一律历、度量衡的工作。他的终生理念，是要建立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族同宗、乐同律、时同历、宾同礼的大一统社会。这样的同文、同宗、同律、同伦等的做法，为炎黄子孙成为具有永久向心力的民族奠定了基础。第四，先人后己高尚品格的身体力行者。舜在执政后也处处亲历艰险，事必躬亲。他所到之处，总是劝农授耕。他把亲自耕垦或教垦的土地，分给别人，自己却未留一寸。故《史记·苏秦列传》载“舜无咫尺之地”，其先人后己的品行，举不胜举。第五，民族和睦的执政先哲。舜帝在年轻时便是调解劝和的有名人物，氏族方国间的纷争往往经他一调解便和好如初。在他执政后，更是以除乱安邦为能事。“除四凶”之事，便是其中典型。所谓四凶，是当时与尧有利害冲突的几个大氏族。舜采取睦族方略，用氏族平等、互相融合的治国之策安定了天下。其中，据《淮南子·原道训》载：“舜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其“理、朝、徙、纳”四策，正是舜的氏族和睦政策的创造，远古时代创立中华大家庭的圣明之举。全面审视和评价舜“除四凶”的真正用意，是重在使其“变”而融，而非逐而裂。因而史书称赞他：“天下化之，蛮夷率服”，“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舜帝施政能“明四目，达四聪”，公开招贤，宾四门，立诽谤之木，设敢谏之鼓，广纳四海之贤。舜之广纳贤，不以当权者个人的好恶亲疏为标准，不仅敢于起用尧未起用的八凯、八元、十六族和其他贤人，而且力排众议起用禹，显示出用人为公的真正气度。他对自己的子女亲属并无重任。舜还善任贤，对所任之职，又五年一巡狩，三年一考绩，以防诸侯威福任己，自专一国。舜帝勇于发明，善于革新，努力发展生产。据史载，舜是凿井、制犁的发明人，也是陶器的改进者。舜所到之处总是教人凿井，让人离水而居，避免水患；教人治陶，故使陶“不窳”；他还教人制犁耕田、授人以技。舜帝也是礼仪之邦的先创人。舜为礼仪之教，设规立矩，做出了非常具体的努力并付诸了实施。他宾四门，设五教，立五礼，甚至服饰亦有因人而异之定制。这样做，在当时起到了告别荒蛮，提倡文明，使族人行之有规、礼之有度的作用。舜对礼仪的创设，对我中华重礼仪、守信用的民族性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舜帝创韶乐，立万舞，设二学，为创立中华原始文化做出了不世之功。据史所记，舜是箫的发明者，又是韶乐的发明人。韶乐发展到后世竟让孔子闻而“三月不知肉味”。舜立万舞，传之四极八表。他设大小二学，养国老于上庠，即大学；养庶老于下庠，即小学。这是所传五帝时设学“成均”的进一步细化。后世三代，设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周之庠则源虞舜之学的称谓。舜是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设学的创始人。舜帝是孝悌治家，爱亲尊师的千古垂范。古人言舜，首必言孝。虽然舜家中父顽、母（后母）嚚、弟傲，他又经历涂廪、掩井诸难，但他仍不失孝道，终为人子之范，史列二十四孝之首。他入政之后，又徽征五典，即主张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更是尊师好学的先哲，亦是修身治国的垂范者。他施政处事主张“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所率先垂范的这些主张，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
三苗，中国上古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当禹的夏部落联盟跨入奴隶社会时，三苗已有“君子”“小人”之分，开始有了阶级分化。有的文献记载三苗“惟作五虐之刑”，最早发明了刑罚。三苗有“髽首”的习俗，即把麻和头发合编成结。三苗，与驩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记载：“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黄帝时，三苗部落参加过九黎的部落联盟，有的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今丹江），打败三苗。三苗可能在这时参加了尧的部落联盟。有文献说三苗的首领驩兜是“尧臣”，被称为“诸侯”。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尧遂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将其首领驩兜流放到崇山。舜代尧为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三苗不服，舜乃整军振旅，没有经过战争而臣服了三苗。禹时，三苗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大败苗师，从此三苗衰微下去。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记载。如今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的苗族是三苗的后裔，自古以来就遍布于如今的四川、云南、西藏、贵州、湖南、广西及琼州等地，与汉人毗邻而居，关系非常密切。《舜典》的“传”中，曾将当时三苗的来龙去脉加以介绍说：“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另外，其《名义考》也指出：“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从《舜典》的这些文献看来，古代的三苗是江南的一个国家，是由缙云氏的后裔所建，而所谓缙云氏，则是黄帝时的夏官之名，其封地在今浙江省缙云山的仙都山一带，算是黄帝名下的一个诸侯。如此看来，三苗在此时期有一部分与黄帝的华夏集团融合，形成后来的汉族人，所以现代汉族人的祖先并不是单一的只有炎黄二帝，还有上古时期的其他部落。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一坝丘遗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2004年先后2次发掘了530平方米。遗址可分为下部遗存和上部遗存。下部遗存与皂市下层中晚期年代相当（距今约7400年），出土有相当数量的白陶器、釜、罐、钵等，器物造型奇特，很少带有附耳。纹饰以戳印笔点凤鸟纹、兽面纹最具特色。上部遗存与大溪文化的年代相当（距今约6500—5300年），与大溪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泥质陶很少，平底器和三足器几乎不见；纹饰以戳印纹和凸点纹为主；釜、罐类陶器仍保留着曲颈的传统作风，因此被有关学者分别命名“高庙下层文化”和“高庙上层文化”。“高庙上层文化遗存”，年代范围约为距今6500—5300年；下部地层堆积则已正式命名为“高庙文化”，年代范围约为距今7800—6800年。湖南考古所发现了高庙文化晚期的规模很大的祭祀场所，其年代约为距今7000年。其附设的司仪、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齐全，这在我国南方同时期遗址中是极为罕见的。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居民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同时也表明其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约7800年的以凤鸟、獠牙兽和太阳纹、八角星纹为题材的图像。獠牙兽面纹在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后来的夏商文物中都有出现，但都比高庙遗址晚了几千年。而这“獠牙农神像”的构图模式，影响波及了全中国的农耕地区，如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中原的青铜文化、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化、江西的新干青铜文化等，这一切无一不是对高庙“獠牙农神像”构图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今天在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用于祭神仪式的傩面具图案，其中兽面獠牙的构图方式竟然与7000多年前的“獠牙农神像”惊人的相似，可见古老的习俗仍保留在该地。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具有图腾意蕴。史界及考古界一直公认，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是我国最早的“凤凰图腾”。而高庙遗址出土的白色陶罐，其颈部和肩部各戳印有东方神鸟（包括兽面、太阳）图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侧面回首，虽经年代浸淫，依旧栩栩如生。专家鉴定，沅水凤凰早于河姆渡凤凰400年。高庙遗址挖掘出“太阳”彩陶，已历7400余岁，为新石器早期陶工艺品。附着于高庙陶上的兽面纹，据考证较之辽宁同门家族，早了足足上千年，历史之悠久，全国独一无二。此外，出土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这里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揭示了高庙上层遗存中的部落首领夫妻并穴墓等一大批重要遗迹。这种一夫一妻墓的出现比过去大汶口等地的约早2500年，从而表明父系氏族大致的出现时间。此外，高庙遗址出土了驯养的家猪牙齿，表明当地在距今将近8000年的时期已出现了动物的驯养业。出土了7400年前的女性人体骨架下面的一个竹篾垫子。篾片之薄，与现在的同类物品没有视觉上的差别，说明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精湛。经专家测定，篾垫比之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竹席、竹篓、竹篮等，要“年长”2000多岁。由是，高庙篾成为迄今为止全国已知最早的竹工艺品。高庙文化遗址远古部落首领夫妻墓中的玉璜、玉玦等精美玉器，其精湛的钻孔技术让人叹为观止。这些玉器上面的钻孔又细又光滑，仅容绣花针穿过。本遗址的开发充分表现怀化地区在7000年以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其宗教文化、白陶、手工艺品等在当时居领先地位，尤其是凤凰、饕餮、八角星、太阳纹等组成的综合图案是华夏宗教文化之源。高庙遗址大部分地层中均出土了堆积如山的淡水螺、贝壳和鹿、猪、麂、牛、熊、象、貘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数十种，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当时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和来源，是以渔猎与采集为主的攫取式经济方式。其中的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表明当地在距今将近8000年的时期已出现了动物的驯养业。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的性质，它们在高庙文化的鼎盛期（大体在距今7400—7100年）最为发达，且其构图和制作技术皆显得相当娴熟。在高庙遗址的南区发现了年代比之更早的高庙文化早期遗存，出土陶器上的凤鸟多为刻画的并列鸟头，兽面则为兽头的正面图像，八角星象则悬在天空，无论从它们的构图和制作技术都非常简单原始，其所处年代据此期遗存中陶器的基本特点，可初步判断为约距今7800年。这些祭器出于年代如此古老的时期，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篇章。高庙遗址说明了怀化五溪地区在七千年以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古时中国对地理的划分是按方位进行的，称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
文献记载中，蛮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蛮、巴等，但不专指南方，《诗·韩奕》说：“因时百蛮，奄受北国”，《閟宫》也有“淮夷蛮貊”的称谓。《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獯鬻居于北蛮。”可见蛮在西周以来的先秦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用作非夏族的通称，并且和“夷”一样可以用作与夏对举，称为“蛮夏”。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南蛮是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各个民族的统称。在尧、舜时，三苗与中原大部落联盟经过长期战争，失败以后一部分被迫迁徙于三危。对三危的地理，考证众说不一，按《山海经》及《后汉书·郡国志》等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今甘、青、川接壤地区岷山、鸟鼠山、西倾山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条郭璞《注》说：由于三苗之君反对尧让天下于帝舜，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驩头又称丹朱，一说为尧之不肖子。厘姓即黄帝十二姓之一的僖姓。这些神话不仅反映着三苗集团中有一些部落参加了中原大部落联盟，并且在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也反映三苗当中有些部落与黄帝集团有交融关系。三苗北上争雄于中原，失败以后或被“窜”于三危，或退回故土，成为远古神话中的“四凶族”之一，而以颛顼集团为核心同时吸收了部分炎、黄、三苗集团的部落形成的祝融八姓，从今河南中部南进丹江及江汉地区。
继三苗以后，一直到春秋中叶以前，楚或称荆、荆楚，代替了三苗的地位，是中原王朝与诸侯心目中南蛮的主要力量。楚公族出于祝融八姓中的芈姓。《后汉书·南蛮传》说：周宣王时命方叔讨伐南蛮，《诗经》中有“蠢尔蛮荆，大邦为雠”的诗句，即指宣王讨伐南蛮，“明其党繁多，是以抗诸夏也”。“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楚）恭王合兵击晋”。《南蛮传》所概述的西周中晚叶至春秋时南蛮的四次大的活动，都是指长江中游地区的群蛮。春秋初，晋文侯击破南蛮，具体所指，史无明文；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罗，“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罗，出于祝融集团，熊姓，与楚有共同渊源，最初在今湖北宜城市西山区立国。卢戎，杜预注：“卢戎、南蛮。”商时旧族，为《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敌地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南南漳一带，大约在莫敖屈瑕被杀之后不久，罗、卢都已被楚灭亡。罗人南迁至今湖南省湘阴县东北，成为楚国附属。卢或已置为楚邑，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与群蛮叛楚，楚“使卢戢黎侵庸”，杜预注：“戢黎，卢大夫。”可见在此以前已灭卢而为邑了。在群蛮中，至春秋中仍试图与楚抗衡的只有庸。庸也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之役，是《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所谓“西土”，是周与商相对而称，实则卢、庸、濮、巴等均属南蛮。庸，或以为是巴人的一支，或以为原是中原旧国，在周成王时被周所灭而南迁。两说均待确证。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集解》引《括地志》直接称之为“庸蛮”。庸国故地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境，其最盛时大概不仅深入江汉平原，还包括汉水中上游到达今陕西省安康、紫阳一带。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到第三年，楚国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国有人主张迁都守险以避庸，蒍贾力主伐庸，则百濮自然离去。楚首先“使卢戢黎侵庸”，出师不利，主将被俘。庸以后又与楚师相遇，七战七捷。庸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以为“楚不足战矣”，而秦国与巴国都对庸的屡胜感到威胁，结果“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从此群蛮已全部役属于楚。庸、卢等国被灭之后，大多已在楚国大熔炉中华化，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于当地各民族。其余群蛮，或随楚华化，或仍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即秦汉时的武陵蛮。“南蛮文化”是数千年以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政治经济民俗宗教地理生态等各种历史元素演绎的结果，“南蛮文化”的内容广泛、内涵丰富、蕴含厚重、概念独特，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湖南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吸收了华夏文化、南蛮文化的特点。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有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有别于其他区域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逐步定型。
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他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他文明产生影响，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了两千多年。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华夏文化、南蛮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楚文化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可以说，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代表了世界古文明的辉煌。
楚文化的精神特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二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知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三是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四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总之，在湖湘大地上，先后经过蚩尤文化、炎帝文化、舜帝文化、三苗文化、扬越文化、南蛮文化、楚文化等阶段逐渐孕育萌芽而成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