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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制和重大突破时期，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黄金般的“轴心时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路向，对后世文化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涌现出了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为代表的伟大思想家。儒家的仁爱、正义、自强，墨家的平等、互利、博爱，道家的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的公开、公平、公正等（易中天语），成为华夏民族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秦汉唐到宋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由奴隶制文化完成了向封建制文化的过渡，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定型期。秦朝主要是按照先秦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完成了文化思想的大一统局面，一举扭转了先秦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把先秦儒家思想抬升到了国家政治治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高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看，发扬和光大了儒家文化及其政治哲学主张；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时代的肇始，虽然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并没有像后来明清时期那么的酷烈和残暴。
就文化视域而言，如果说，先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汉唐宋可谓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劳智慧的优秀品格，革故鼎新的开拓意识等，是这一文化盛世产生的精神基因。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文化政策则是造就这一盛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由于采取了“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策略和对知识分子相对宽容的文化政策，儒释道可以相对和平地坐而论道，极大地促进了汉唐宋文化与科技文明“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繁荣兴盛，一大批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文化巨匠的诞生，催生了汉赋、唐诗、宋词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篇章。特别是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开明政策，使得宋代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如柳永、晏殊、秦观、李清照、辛弃疾等流传千古、经久不衰的杰出词人，以宋明理学、《资治通鉴》、金石学为表征的文化创新，以“四大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科技创造，其每一项都可代表着其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与文明，以至于被美国的《纽约时报》曾经刊文要警惕一千年前的“开封之路”。这是一个人才辈出、激情勃发的时代，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巅峰，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精神建构最激昂、最富于鲜明特征的伟大时代。
倘若就综合国力和军事成就来看，秦汉唐可谓真正的辉煌盛世，“文攻武卫”兼而有之，但宋朝只能说是文化发展的盛世，“文攻”有余而“武卫”不足。甚至有学者建言，其文化发展成就远超秦汉唐，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也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也有学者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太窝囊”，笔者认为，其实这只是视角的不同。一般而论，秦汉唐初期的统治者都能够做到“文攻武卫”、开疆拓土。秦汉时期尽管文化政策上相对保守，但秦王嬴政承袭法家文化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和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一统六国，雄霸天下；西汉武帝文韬武略、自强不息，把斗志昂扬的战斗意志、坚定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概完美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宋朝统治者却采取“重文轻武”政策，一方面，推动了宋代理学和心学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中国文化中的“和”，却忽视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抗争性的一面，居安不思危，无备而生患，骨血里已经失去了积极进取意识和顽强抗争精神，既无雄才大略，又无坚强斗志，精神颓废，意志涣散，甚至有时陷入了投降主义的泥潭，最后招致国破家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而清朝康熙皇帝开疆拓土，文化政策上相对宽容，为“康乾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到了清朝中后期，统治者不思进取，穷奢极欲，闭关自守，文化专制，思想钳制，忧患意识缺失，最后落得个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这一幕幕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当然，这也充分印证了周易所诠释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真理性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