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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智敏 陈清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之一和伊斯兰世界的强国，土耳其共和国积极对外传播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寻求国际认同，扩大国家影响力。其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经历了由官方机构主导到由官助民办机构主导的转变，推广方式也从单边宣传、单向提供资金和设备逐步转变为更多地开展平等的双向交流。
土耳其从事对外文化传播活动的主要机构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成立的官方机构
、21 世纪初成立的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及其下属研究院。
及其对外文化传播活动
的性质
出于使用共同的语言、源自共同的祖先、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的考虑，土耳其人一直将自身同中亚突厥语诸民族看作是同一个民族。1992 年土耳其抓住苏联解体、中亚突厥语各国纷纷独立、土耳其国内经济高速、国家实力平稳提升的有利时机，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及发展管理局”（
，简称
），以中亚五国及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为抓手，开始进行国家主导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活动。在专门的对外文化传播机构成立前，
一直是土耳其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实际执行机构。
2001 年，土耳其颁布 4668 号法令，规定
为直属于土耳其总理府的对外合作机构，主要职责是在总理府的全权管辖下，调动和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以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家、土耳其裔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土耳其相邻地区和国家为优先帮助合作对象，通过开展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项目合作，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
2011 年，
根据政府颁布的 656 号法令进行了改组，更名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和协作办公室”（
）。656 号法令重新界定了
的职责，突出了机构的沟通协调功能。改组后的
虽然仍是总理府直属机构，但可以接受私人捐赠用于国外合作项目的开发。
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及成效
的对外合作项目范围涉及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是基于机构成立时中亚突厥语国家脱离苏联各自独立的历史背景，
成立以来，一直将推广本国社会文化和普及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内容，其自主开展和协助土耳其政府部门开展的各类文化传播活动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
（1）1992—1999 年，对外语言文字的大力推广阶段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为加强同脱离苏联的五个突厥语国家的联系，进一步实现建立“突厥语国家联盟”的设想，力图实现各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统一。此设想的第一步就是制定并实施以土耳其所使用的拉丁字母为核心的统一字母表，然后逐步扩大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为尽快促成以土耳其拉丁字母为核心的突厥共同语字母表，土耳其成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突厥语国家教科文组织”，并指派
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协助该组织执行文字统一及推广的相关措施：向有关国家捐赠书籍、教材、打字机和印刷设备，并指导使用；组织土耳其语和突厥语专家研究如何创制 33 或 34 个字母组成的共同拉丁字母表；组织专门的文化支持基金；组织相关学术会议开展讨论。
作为总理府的直属机构，
在这一时期紧跟政府的政策脚步开展活动，积极推行突厥语文字的统一工作，更多地进行单方面的土耳其语和土耳其文化宣传。然而，刚刚独立的中亚突厥语各国更为关注的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此时
开展的语言文化传播工作更多地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集中在对于突厥语言本身的研究方面，可以说这一时期
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进展较为缓慢。
1999 年，
开始规划制定“突厥学研究项目”（
）。2000 年，该项目正式实施，
开展的大部分对外文化传播和教育合作被纳入该项目的总体规划内。突厥学研究项目的目的是构建突厥语族各国、土耳其周边邻国及友好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扩大以土耳其语和土耳其文化为代表的突厥文化的影响，推广土耳其语以使其成为一门全世界接受的沟通用语。
（2）1999—2011 年，“突厥学研究项目”下的文化传播阶段
突厥学研究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工作：支持现有的突厥学研究机构，与国外高水平的院校合作共同开办新的突厥学研究机构；为突厥学研究机构提供硬件设施和书籍资料方面的支持；向突厥学研究机构派出研究和教学人员，并为这些机构培养当地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开设土耳其语普及培训班，向当地民众普及土耳其语；举办土耳其语夏令营活动，每年邀请国外学习土耳其语的优秀学生前往土耳其学习语言，感受土耳其历史文化。截至 2011 年，在突厥学研究项目的名义下，
共向国外派遣了 30 名土耳其语教职人员，并为国外培训机构培养了 47 名当地土耳其语教师；在 15 个国家和 2 个自治共和国建立了 23 个土耳其语系、18 个土耳其语培训班和 6 个土耳其文化中心。
在积极同国外高等学府和文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
还和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
）签订协议，取得了土耳其国内大学突厥学系的学术支持，为土耳其语、土耳其历史文化、突厥语族语言、突厥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也为语言及文化的对外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突厥学研究项目实施，
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中亚突厥语国家，对于之前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大量居住的东欧及巴尔干地区也有所涉足。同时，对外文化传播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土耳其语推广培训成为
工作的重点之一，学术研究也从语言本身扩大到对于整个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修缮历史古迹，充分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传媒等等。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
认识到文化推广中真诚性和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并在
的工作内容中有所体现。开放合作的态度使得
同合作对象国的文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相互间的信任度不断提高。
鉴于
的名称、工作对象和范围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活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007 年，土耳其政府颁布 5653 号法令，并据此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Yunus Emre Vakfl，以下简称基金会）。2009 年，基金会下属对外语言和文化传播的具体执行机构尤努斯·埃姆雷研究院（Yunus Emre Enstitüsü，以下简称研究院）成立。
尤努斯·埃姆雷是13～14 世纪活跃于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著名苏菲派诗人。诗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盛行的文学界，将当时仅作为日常口语的乌古斯突厥语运用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从而扩大了突厥语在民间的影响力，为之后统一的奥斯曼帝国正式推行土耳其语准备了良好的民间基础和大量可以直接使用的语言材料。以语言来启迪民智，追求民族文化身份的独立，并通过不断创作新的作品对外介绍本国的语言和文化，8 个世纪以前著名诗人的实践活动与基金会及研究院成立的目的相合。出于这一原因，土耳其将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以尤努斯·埃姆雷命名，在纪念伟大诗人的同时，也明确了机构的性质。正如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在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所言：“研究院应该既是土耳其语教育和研究的中心，也是向外介绍土耳其语和文化的中心。”
作为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专门机构，自2009 年开始，尤努斯·埃姆雷研究会逐步接管
在国外开设的文化中心，参与这些文化中心的运营。通过国外各尤努斯·埃姆雷文化中心，研究院开展推广土耳其语言、文化和艺术相关的系列文化活动，吸引他国愿意了解土耳其文化、愿意同土耳其开展文化交流的普通民众及学术人员，增进土耳其同他国的文化交流和友谊。研究院具体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在国外改建、新建尤努斯·埃姆雷文化中心，并推进文化中心相关工作
成立之初，在教育部及文化旅游部的指导下，研究院开展了对
在国外建立的土耳其文化交流中心和土耳其语教育中心的接收工作。完成接收后，结合当地学习土耳其语及文化的需求，研究院对这些机构的发展和运营状况进行评估，决定改建和继续运营的模式。除了接收既有的国外文化机构并加以改造，研究院还扩大对外语言文化推广范围，新开设了一系列的文化中心。除对硬件设施进行改造之外，中心还认识到进行推广活动，首先要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剖析，获得对象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认可，因此研究院同样重视文化中心在学术方面的累积，通过提供奖助金、加强同国内外大学的合作等各种形式促进文化中心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2）接手并继续执行突厥学研究项目
2011 年 9 月，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和
签署协议，正式接手已经执行了 10 年的突厥学研究项目。此举为研究院加大对外文化传播力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专业机构和民间力量的加入也赋予项目执行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3）举办土耳其语水平测试
该测试由研究院下设测试中心根据欧洲语言教学通行标准制定，其目的在于建立一套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土耳其语水平测试制度，以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用于检测土耳其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出台该测试的另一目的是规范国外文化中心及土耳其语教育机构的教学标准。
（4）组织标准土耳其语教学材料编写
为保证土耳其语教学的质量，研究院下设土耳其语教育和学习中心YETEM，负责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编撰和教具制作。YETEM根据欧盟委员会通用语标准和土耳其语外语教学应符合的原则，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编制课本、练习用书、教师教学用书和参考用书、标准读物、辞典及有声读物等。
（5）积极开展同国内外高校的合作
根据 2012 年的统计数据，研究院同土耳其国内 32 所知名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研究院可以使用大学内的设施和场馆举办活动，学校可以利用国外文化中心来进行学术活动，依托国外文化中心，双方联合开展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相关的学术研究。研究院同国外大学的合作也推进迅速，研究院为国外大学开设的土耳其语语言文学／突厥学专业提供教学人员、教材、优秀学生培训和实习、硕博士奖学金、图书馆建设及教学设备等方面的全面支持。
（6）依托文化中心开展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研究院成立后，依托各地文化中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例如：与国际多元文化青年理事会（COJEP）合作设立了国际银马电影和音乐奖（2011 年）、同土耳其驻德国柏林大使馆联合举办“自由和 90”土耳其艺术作品展（2013 年）、参加伦敦语言教学用书展和荷兰儿童图书展（2013 年）等。
至 2014 年底，研究院已在 30 个国家建立起 38 个文化中心，并同 36 个国家的 58 所高等院校签订了突厥学项目研究协议。2016 年 4 月研究院在美国开设了第一个北美联络处，目前其海外联络处数量已经达到 45 个
。在已建立的 38 个文化中心中，有 31 个开设了土耳其语课程。2014 年，在文化中心学习土耳其语的学生数量已达 9200 人，国外大学中学习土耳其语的学生数量达7579 人，参与突厥学研究项目的学生数量达 2516 人
。
研究院的工作成效可以分为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一方面，语言文化的传播对于国家间相互身份的认同和差异文化的接受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助于消除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具体来说，土耳其通过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及研究院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促进自身更进一步融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展示了实行民主制度的伊斯兰文明独有的魅力；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在具体的语言文化传播工作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自由和多样的文化交流，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通过和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比较，产生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化进行深度剖析和解读的意识，这种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自觉行为正是进一步促进语言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土耳其对外文化传播经历了由官方机构
主导到由官助民办的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及研究院主导的转变。从
在建立之初进行的单边宣传、单向提供资金和设备支持来博取对象国的认可，到基金会和研究院以平等、双向交流的原则，展现真诚合作的态度及理念，不再将对外文化传播的目标区域半径锁定在使用突厥语的国家或者有土耳其裔居民居住的国家和地区，而是逐步和其他地区及国家进行接触，主动宣传自身独特的文化，力图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取得他国对自身国家身份的认同，促进各国与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时，在符合政府外交及对外文化战略框架的前提下，民间力量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不断扩大。
土耳其文化传播活动不断发展完善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992 年
刚成立时即将突厥语国家和民族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为增强土耳其语影响力，在中亚五国推行“突厥语国家联盟”的工作。其时，苏联解体后在中亚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中亚五国都有摆脱原来苏联包括语言文化影响在内的各种影响的迫切意愿。尽快制定并推广属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摆脱长久以来俄语的影响，是当时中亚五国在民族文化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紧迫任务。土耳其政府和新成立的
认识到这一国际形势变化可能为本国带来的巨大利益，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以土耳其语字母为核心的突厥语共同字母表的制定，极大地扩大了本国及其语言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土耳其适时调整语言文化推广战略和模式，改变先前单向推动的做法，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时扩大语言文化传播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国家影响力。
维护本国利益，并非必须损害他国利益。土耳其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努力通过真诚合作来加强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虽然 2011 年土耳其政府才在 656号法令中明确提出“利用文化交流和对话，消除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偏见”
[1]
，但其实在进入新千年之后，
在开展具体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活动中，已经开始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引导他国自愿接受和学习土耳其语言和文化，通过适当的引导和真诚的沟通态度建立土耳其同他国良好的双向文化交流关系。
深入考察
和尤努斯·埃姆雷研究院这一官一民两个机构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土耳其在对外传播文化的实际操作中一直坚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行动的持续性。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及研究院成立后完全继承了
在执行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展现的真诚交流理念，在其成立目的中也有如下的论述：“为土耳其同他国发展友好关系提供助益，并同他国开展文化交流。”
由此可见，进入新千年后，在开展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双向性和真诚性一直是
和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及研究院所坚持的原则。虽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运作模式有所不同，但两机构开展的工作都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以持续、不间断的方式积极对外推广本国语言文化，寻求别国认同，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2004 年 11 月 21 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5 年12 月1 日，全球134 个国家（地区）已建立500 所孔子学院和1000 个孔子课堂。可以说，从发展速度和规模上看，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土耳其目前取得的相关成就无法比肩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土耳其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的实践活动中发掘出有益的经验，以供我国的相关工作参考借鉴：
（一）完善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给予法律保障，同时规范其活动，确保其健康持续发展。
土耳其政府为
和尤努斯·埃姆雷基金会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其所有行为既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又同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根据相关报道，孔子学院的立法依然处于调研筹备阶段。缺少符合国际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法律框架，使得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发展缺少法理上的保护和支持。此外，孔子学院的内部管理仅仅依靠国家汉办制定的孔子学院内部章程，缺少稳定而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孔子学院大规模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规范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工作开展而言是很大的隐患。
孔子学院的大规模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以下两条规章的执行：
1.根据各国（地区）特点和需要，孔子学院的设置模式可以灵活多样。（孔子学院内部章程第八条）
2.中国境外具有从事语言教学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力且符合本章程规定申办者条件的法人机构，可以向孔子学院总部申办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内部章程第九条）
上述条款保证了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但问题在于，除了孔子学院本身的章程之外，是否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来规范这样的灵活办学模式。笔者认为，应该加快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孔子学院作为我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的使命和目标，确立国外学校资讯公告制度、合作机制和法律援助机制，规范办学方式，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孔子学院的持续发展和对外语言文化推广活动的顺利有序开展。
（二）确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保证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的运作质量。
无论是
还是尤努斯·埃姆雷研究院，都有对于工作开展进行评估的制度。政府即便不直接参与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的管理，也依然会在大政方针上进行较强的管控和指导。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的确让人欣喜，但在注重质量的今天，推广效果和办学质量是衡量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在追求“数”的同时，也要注重“量”，在保证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前提下，追求“高质高效”的原则，尽量挖掘已设立机构内部的发展潜力，而并非盲目地“铺摊子”。因此，建立和完善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的审核监管制度和体系非常重要，应尽快建立起由政府部门和民间专业人士组成的联合督导机构，并完善质量监控和评估体系。
（三）开展深入的本国语言文化研究工作，促进对于对外文化政策的思考。
在推广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尤努斯·埃姆雷研究院和
的重要区别之一是研究院自身非常注重对于土耳其及突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持国内外有志于土耳其和突厥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于土耳其及突厥语言和文化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有助于政府和相关民间机构对既有政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政策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从研究院取得的工作成效来看，这样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研究院成立后，改变
单方面宣传的做法，更多选择双向交流的形式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文化外交政策中的文化资源再丰富，资金再雄厚，如果忽视双向交流的原则，缺乏诚实合作的态度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外交眼光，文化传播工作容易引起推广对象的误读和反感，进而影响双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原本为促进外交关系而采取的文化传播工作反而可能成为国家间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和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