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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格局都经历了最剧烈与纷繁之变。明洪武二年（1369）四月，无锡州复为县，属常州府。元末明初的战乱，让无锡遭受了重创，人口锐减，洪武十年（1377）无锡人口仅剩13.8万人，而元代的数字是35.5万人。此后，经过近60年的休养生息，至宣德十年（1435）人口才增至21. 76万人。
明代是风起云涌、外忧内患的时代，倭寇为患，屡侵东南。嘉靖三十三年（1554），无锡民众在知县王其勤率领下，就地取材南门砖石，将原来的土城垣改筑为砖石城墙，日夜赶工，短短70天时间就筑起了周长18里、高2. 1丈的城墙，以抵御外敌。四月倭寇来犯，王其勤率“窑兵”，登城抗敌，激战数日，在坚实城墙守护下，无锡这座小城终于得以保全。
大明王朝，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度。随着政权趋于稳定，科举再兴，海禁渐开，手工业、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进程，在明中期形成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了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随着白银外贸的繁盛，明朝的江南已成为绝对的经济中心。当时的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无锡所在的太湖流域商贸最为繁盛。
在农业方面，自唐宋起太湖流域就一直是朝廷重要的粮仓，民谚“苏湖熟，天下足”所云正是此意。明初，朝廷为促进农业生产，修复了许多水利工程。宣德年间（1426—1435），工部侍郎、江南巡抚周忱大规模治理芙蓉湖（无锡湖）并在圩堤内新垦近12万亩良田，号称“十万八千芙蓉圩”，无锡县占地近7万余亩。加上水稻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无锡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清朝续文献通考》引陈斌《沟洫论》说，“春豆夏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岁，亩得三石，石一百斤”。无锡白米不仅产量丰，更以软糯馨香名播天下。明代万历年间，光禄寺
仓廒专设储存无锡白米的无锡仓，进贡朝廷每年一千石，约15万余斤。因征收官粮定额连年增加，无锡地产稻米外流，本地居民食米不够，需依赖外省客米补充，于是外地稻米由此向无锡集散。明万历二年（1574），无锡北门大桥附近米市已经形成。清康熙时期“皖豫米商纷然穈集，浙东籴贩靡不联樯”，至清雍正、乾隆年间，米市尤盛，“米豆之业甲于省会”
。南门外的伯渎港、黄泥
两岸，遍布经营米麦豆黍的粮仓米店。北门外的北塘大街、三里桥一带，更是繁华异常，粮油栈店，鳞次栉比，商贾辐辏，百货骈阗。
明代始，江南农业生产已呈现出明显商业化色彩，其标志是农产品并非仅用来自己消费而是主要面向市场，粮食商品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速了各地区之间的商贸联系，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域的狭小市场，而被贩运到远地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宋代开始出现的市镇、市集，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快发展，大量市镇的出现一方面对自然经济发展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加速了人口聚集和市场繁荣，以至成为地区性工商业中心。无锡的梅村、东亭、甘露、荡口、羊尖、南泉、洛社等，都是人烟繁庶的古镇。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地区性的贸易网络。可以说，江南地区是明中期以后最为繁华的地区。江南小镇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商品琳琅满目，国外客商往来不绝，一派繁荣景象。
运河两岸，街市民居，依河而建，户户开门见水，家家枕河而居。“万井鳞次，崇垣粉堞，相错如绣”，明代《锡山纪略》将无锡城内民宅描绘成一幅精美的绣卷。隔河相望的亲水码头，曲折幽长的石板街巷，林林总总的各色店铺，伴随着欸乃的摇橹声，构成了小城鲜活的滨水生活图景。
在商业大潮中，许多地主富绅也积极从事商贸活动，推动了商业发展和家族转型。他们以商业资本崛起，又凭科举入仕，从而亦文亦宦，名利双收。同时，在望族富绅推动下，斥资兴学，私塾遍地，社会文风日盛，理学昌明，大批文化学者如邵宝、顾宪成、高攀龙等，兴办书院，设坛讲学，汇聚天下文士，倡导实学救世，传播经世思想。
明清之际工商业蓬勃发展孕育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同时发出破土之声的还有新兴市民阶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领袖顾宪成作于14岁时的对联成为东林书院最鲜明的旨归，知识分子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将“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标。东林党人超越传统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既是学术群体，也是政治派别；既钻研学问，又有政治诉求。反映出明末思想观念的变革。东林党人要求开通言路，“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主张“惠商恤民”“四民平等”
思想，都传达出体现社会进步的民主政治主张，和挑战封建专制的平权意识，也为清代以后实业报国提供了理论铺垫。
无锡的教育，也于明清时期进入了新的历史区间。明代二泉书院、城南东林书院、崇正书院，清代共学山居、锡山书院，文化学术中心、舆论宣传阵地遍布锡城。城乡私塾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到清宣统元年（1909），无锡、金匮两县共有私塾866所，生徒9400人。与此同时，以义学为主要形式的家族教育在望族士绅的推进下得到极大发展。官方办学与民间办学共襄教育之盛。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科举奇迹。唐宋至明清，无锡一县就出了5名状元、3名榜眼、6名探花、3名传胪、530名进士、1200多名举人，也在科举史上创造了“六科三解元”“一榜九进士”的佳话。
清雍正二年（1724），为加强对经济强县无锡的控制，分无锡为无锡、金匮两县。清乾隆年间，社会稳定，无锡人口剧增，两县总人口突破百万。晚清，无锡逐渐超越了科举框架，出现了一批崇尚科学、勇于实践的学人。华蘅芳、徐寿、徐建寅、薛福成，一批活跃于晚清社会舞台的英才，让无锡在鸦片战争后，得开放风气之先，引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步伐，开创出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拉开了屈辱与抗争的中国近代史序幕。战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相互交汇，动荡间碰撞出变革的火花，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摇篮。生计飘摇、国运未卜，动荡乱世间，精明的无锡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文明正在孕育，一个新的舞台正在搭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近代百年风雨沧桑，无锡有识之士面对国家民族的危难，承继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传统，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创造出全方位挣脱封建陈腐观念、独立创新的工商文化，谱写了无锡近代百年崛起的华章。
清咸丰十年（1860）爆发太平天国战乱。在历经三年多酷烈的战事之后，无锡城已残破不堪，战前的64万人口锐减至27万，只余四成。
[1]
同治元年，锡金城乡士绅恢复了恒善堂，处理地方善后事宜。此后，逐渐发展为议事机构，管理地方公款公产，直接插手地方政事，开地方“自治”之先河。战后的无锡，显示出惊人的修复能力。清同治五年（1866）后，一度被毁的无锡米市逐渐恢复。至光绪九年（1883），米行已增至80家，
在城北、南、西水运要道形成了“八段米市”。其中三里桥一带、古运河沿岸，米行林立，每年粮食成交额在400万—800万石。对岸的江尖渚附近，粮食堆栈鳞次栉比，仓容量达200万石。粮船往来，朝夕不绝，帆樯如织，篙橹交声，商贸再度繁荣。光绪十四年起，清政府把浙江各州府的漕粮转到上海、无锡采办，又指定江苏各县的漕粮在无锡集中装运，无锡成为江浙两省的办漕中心和漕粮转运站。运河北岸，码头衔接、粮行相连、堆栈相傍、客商云集。
经历了太平天国战火的劫难，无锡原有农业经济格局被打破。战乱平息后，流亡上海的绅商地主返乡，并迅速兼并散亡户的土地，重修宗族义庄，恢复生产。他们敏锐察觉到市场走势，设茧灶，缫丝弄桑，建立仓厅，将地租收入转化为工商运营资本。明清时期，土布交易堪称“吾邑生产之一大宗”，明弘治时期无锡仅莲蓉桥布市已“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
。清中叶时，土布织机遍布乡野，全县有织布木机约4万—5万台，年出产土布约300万匹，占全国棉布产量的6. 7％，经销土布则达700万—1000万匹。清同治元年，清廷允许洋人采办土货，清光绪时，无锡各乡镇丝茧交易已蔚为大观，“每至四月间，茧行林立，收茧之多，岁必数万金。”
无锡蚕桑业与手工缫丝业初具规模，城乡三大丝市分布于北门外、南门外和东乡鸿山，丝行共30余家，每逢新丝上市，“蚕农丝商云集，道之为塞”
。据锡金厘金总局统计，光绪四年苏常镇三府生丝总产为35.5万斤，其中无锡以13.8万斤独占鳌头，超苏州生丝量的68.29％。其后两年，无锡手工缫丝产量为32万斤，其中生丝输出超过18万斤。
清光绪六年，《申报》称：“近年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称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
无锡丝茧市场甲于东南，“丝都”的誉称由此而来。
清光绪九年，英商在许舍首设其均蚕行，直接收购鲜蚕烘干运上海工厂缫丝。至19世纪90年代，茧行规模较大者有70余家，茧灶800余座，并出现了为中外丝厂代理收购蚕茧的茧行。由于外商在锡收购，加上水运便利，省内及浙江、安徽等省部分县的蚕农纷纷到锡售茧。
频繁的商贸活动，培育了无锡工商业的先行者，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和开放的心态，及时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民智民力，用经世致用的智慧改写了城市历史，推动着无锡从一个县治小城成为清末民初的经济重镇，进而在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进程中大放异彩。
[1] Lynda S. Bell，From Comprador to Country Magnate：Bourgeois Practise in the Wuxi Country Silk and Industry，In Joseph W. Esherick，Mary B. Rankin.（eds.）， Chinese Local Elite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