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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汉建制到唐宋望县

自秦汉始,北方力量的加入,推动吴地较快发展。一方面体现为生产力的快速进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文化的逐步繁兴。无锡作为吴地的组成部分,自西汉(前202)有了正式的县级建制,又一度被封为侯国,其发展有机地融于吴地的发展之中。

传说公元前224年,秦始皇的大将王翦在锡山驻扎时偶然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镌:“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无锡遂得此名。

第一节 西汉建县 短暂侯国

泰伯奔吴,筑城守民,汇通百渎,传授农耕,为尚处蛮荒的吴地带来了曙光。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利用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苏州经望亭、无锡至奔牛,由孟河入长江的“古故水道”。夫差的凿河通运,其初心是为争霸中原,客观上却为无锡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乎呈一条直线的古故水道一路从东南奔向西北,从惠山北经古芙蓉湖,而后流去常州。两百多年后,靠着古运河的滋养,彼时还只是乡野的龟背高地成了无锡城池,故民间有曰:“先有古运河,后有无锡城”。

宜兴设县时间较早。宜兴原称阳羡县,古称荆邑。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一《疆域志·沿革》中说:“秦并楚,置会稽郡,改荆邑为阳羡县,以属之。”一般认为,阳羡县的设立时间,系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西晋时,周处之子周玘三兴义兵,平定叛乱,晋怀帝感其义,遂于永嘉四年(310)设立义兴郡,郡下辖阳羡、国山等六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义兴郡,将国山、临津等并入阳羡县,并将其改名为义兴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因避赵光义讳,改名为宜兴县,“宜兴”县名遂由此而来。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建无锡县,属会稽郡。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一《建置沿革》,明确载“会稽郡由秦始皇设置”,分置吴郡。“吴郡”之下,始有“置无锡县”记录。置县后,设子城、罗城两城,均为夯土城。子城位于运河之西,梁溪河之东,恰在两河交汇处,周长2里又19步,设一门四楼。罗城周长11里,设东、南、西、北四正门,这一庞大规模在2200多年前的国内建城史上颇为罕见。

江阴设县时间相对较晚。江阴原称暨阳,秦时属会稽郡延陵乡。汉高帝五年(前202),改延陵乡为毗陵县,始设暨阳乡。江阴正式建县时间为西晋太康二年(281)。《嘉靖江阴县志》卷一《建置记第一》云:“晋太康二年,分吴郡置毗陵郡,割无锡县地益暨阳乡,暨阳始为县,而属邑毗陵郡。”暨阳县范围,是以暨阳乡为主,又并入部分原属无锡县的土地,属毗陵郡下辖。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废暨阳县,改设江阴郡、江阴县,江阴郡下辖江阴、梁丰、利城三县。隋开皇九年(589),将梁丰、利城二县并入江阴县。五代时南唐升元中(937—942),又设江阴军,置军监使,并在此屯水师战舰,由此军事价值凸显,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高祖六年(前201),韩信获罪,楚国被分为荆、楚两国,刘贾被封为荆王,以吴(苏州)为都,无锡等则属于荆国。高祖十二年(前195),刘濞封吴王。无锡、江阴、宜兴三县改属吴王领地。朝廷的这一分封,有其特别目的,《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载:“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由此可见,此时吴郡和会稽郡,民风强悍,故需特别加强统治。

无锡建县后,凭借天时地利的宜居条件,种植业更得到较快的发展。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无锡农业生产已使用铁器农具和牛耕技术,同时兼有冶铁、制陶、铸铜、髹漆等手工业门类。东汉时,一些县令因为官有建树而被记入文献。如《咸淳毗陵志》卷七《秩官一》载,东汉时袁玘(会稽人),为阳羡长,在任时曾建造长桥,给乡人交通带来便利,乡民曾为之立庙,庙称“果利庙”,又称“袁府君庙”,祭祀不绝;孙吴的建立者孙权15岁时,其兄长孙策平定江东诸郡,命其为阳羡长,在宜兴修桥建庙,官声卓著。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国号“吴”,迁都建业,无锡为吴国地。吴赤乌八年(245),典农校尉陈勋率3万屯兵,将无锡境内一些天然河沟、湖荡疏浚沟通成为一条顺畅的河道——长广溪,为其时屯田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水利条件。长广溪由此成为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长期依赖,保障了无锡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

当年陈勋率3万屯兵疏浚的长广溪

此间,宜兴、无锡、江阴先后被封为侯国。宜兴,汉高帝十二年(前195)被封为阳羡侯国,封尹灵常为阳羡侯,仍属会稽郡。《重修毗陵志》卷第七《秩官一》:“(西汉)灵常,高帝十二年封阳羡侯,邑二千户。详见‘叙县’。灵贺,常子,袭封阳羡侯。灵胜,贺子,袭封阳羡侯。”由此可知,阳羡侯为灵常、灵贺、灵胜祖孙三代。《前汉书》卷三十四《考证》载曰:“按功臣表,中牟侯单右,车邔侯黄极忠,博阳侯周聚,阳羡侯灵常,下相侯泠耳,高陵侯王虞人,并以击布功封;与期思侯贲赫,凡七侯也。”此七侯,均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因征讨英布反叛而记功封侯。至汉文帝十二年(前168),阳羡侯国改回阳羡县,侯国历史结束。

无锡侯国获封时间,晚于阳羡,建立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因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割据矛盾激化,汉景帝即位后,采取削藩之策,引起以吴王濞为首的吴楚七国反叛。七国失败后,汉朝对诸侯王国加以调整,汉武帝行“推恩”策,《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云:“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诸侯地位实际已被削弱,此乃无锡侯国之背景。《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载:“无锡侯多军,以东粤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干户。元年(前110)封。侯卯嗣,延和四年,坐与归义赵文王将兵追反虏,到弘农擅弃兵还,赎罪,免。”多军封无锡侯的原因是: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起兵造反,并自命“武帝”,于是朝廷派兵讨伐,此时东越国内,越衍侯吴阳等反叛东越,杀死余善,投降朝廷。因反叛东越有功,吴阳等人分别获被封侯,东越将军多军,也因配合朝廷军队反叛有功,被封无锡侯。无锡侯国的撤销是在延和四年(前89),多军之子多卯时任无锡侯,在追捕反虏过程中擅自弃军而返,赎罪之后,被免去侯位。

此后,无锡又曾再度被封侯国,《东观汉记》卷二还有一段记载:“永平元年帝……封太后弟阴兴之子庆为鲖阳侯,庆弟博为□□强侯,阴盛为无锡侯。”在汉明帝永平元年(58)时,无锡再一次被封为侯国,此时的无锡侯为外戚阴盛。

江阴作为王国的历史则更晚,南北朝陈永定元年(557),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封梁朝最后一位君王萧方智为江阴王,以江阴郡为江阴国。关于这一段历史,《陈书》卷二载:“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诏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皇后为江阴国妃。”此可为证。后隋朝开皇九年(589),除江阴国,废江阴郡。

宜兴、无锡、江阴虽曾为侯国或王国,但县境规模大致接近。关于无锡县的疆域规模,王仁辅《无锡县志》卷一云:“公侯之国皆方百里,古之制也。按《后汉书·地理志》无锡侯国,则知旧邑乃循古制,自汉迄唐,虽废置不同,而是邑封域之广,盖未尝变,按今州在常州东南九十里外,州之境内,东西一百一十五里,南北一百二十七里,是为提封之境。”宜兴县疆域也大致如此,据南宋《咸淳毗陵志》卷第二载:“东西百六十五里,南北百十四里,是为提封之境。”江阴县规模据道光《江阴县志》卷之二《疆域》载:“(宋)军境东西一百三十五里,南北七十二里;(元)州境东西一百四十里,南北一百里。”

第二节 晋室南渡 望族兴聚

晋永平元年(291)始,北方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给西晋王朝以致命打击,“及惠帝之后,政权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 。关东地区,在蝗灾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更是“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相比之下,江南虽“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饿之人”,“火耕水耨”即可自给自足 。战争、瘟疫、蝗灾、饥馑接踵而至,西晋王朝内乱之外,又遭五胡乱华,疲于奔命,席不暇暖。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建议下,率部开始了史称“永嘉南渡”的大移民。北方士族、地主、富商举家携眷,连带门客、佃户南渡长江,在建邺(南京)建立了东晋。许多部族则抵达太湖一带。据史学家谭其骧统计,永嘉年间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口至少有90余万,占北方人口的1/8

随着晋室南渡,西晋灭亡,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度南移。大批北方民众南下,打破了吴地地广人稀的局面,推动了土地开发与农田垦殖。汉代,无锡地区的人口规模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据《前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云:整个会稽郡26县只有22.3万户,人口103.26万。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口密度统计,汉平帝元始二年(2),会稽郡(北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14.28人。同属吴地的临淮(淮东)则为42. 89人,而楚地郡国为76. 87人,泗水郡为40. 96人,东海郡为78. 93人,临淮郡(淮西)为42. 89人,琅琊郡为50. 87人,沛郡为69. 81人。 由此可知,西汉后期会稽郡人口规模在当时处于最低水平,而晋室南渡这次大规模北人南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

永嘉之乱使无锡地区外来人口增加,此后,中原全面陷落,北民陆续南迁,投奔正统。《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民众主要定居于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益州等地,今苏南地区亦在此列。为安置抚慰这些南迁的北方“衣冠”,东晋采用了侨置制度,即在江南设立侨郡侨县,这些郡县往往采用北方原州县名,于是吴越之地出现了青州、徐州、冀州、豫州等地名。无锡的侨县有“杼秋”(原在徐州附近),江阴的侨县有“利城”(原徐州南部)。南北交融虽有矛盾,却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也推动了江南的全面进步。一是农田开垦,水利兴修,经济得到发展;二是望族兴聚,经学兴起,文化得到提高。

东晋太兴四年(321),晋陵内史张阖治芙蓉湖,泄湖水入五泄湖,注于太湖。并动员百姓挖土修堤围田,虽未成功,但为其后的围垦打下基础。南北朝时期,北人继续南迁,无锡地区初现人多地少矛盾,耕地趋于紧张,湖荡围垦再起,多于芙蓉湖周边和面积较小的阳湖进行,农田扩大数百顷。

江南湿热多雨,洪涝水患较为严重,《江南通志》云,“太湖之需治尤急”,在与自然的博弈与相处中,民人治水意识被唤醒,农田水利的兴修开始受到重视。六朝时,再次疏通长广溪,并治理芙蓉湖,修治阳湖堰,扩大灌溉面积。梁大同年间(535—546),对古称“西溪”的梁溪河进行大规模疏浚,将原河道拓宽加深为宽十余丈的河流,“梁大同中浚溪,故名梁溪” 。梁溪河打通了无锡南北水系交流,涝时城内之水可顺利泄入太湖,旱时湖水又经梁溪回流入城,极大改善了无锡的水环境。

水利工程的实施,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尤其是南朝时期,政府劝课农桑,奖励耕织,改水造田,农业经济有长足发展。一方面,来自中原的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得以推广,北方区田法与牛耕得到普及。另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日趋成熟,铁制农具全面使用,生产力不断提升。南北朝时期,冶铁、铸铜、制陶、烧砖、造船、纺织等手工业也都有较快发展,逐渐显露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和“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的富庶样貌。

第三节 隋唐望县 漕运初兴

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朝,改晋陵郡为常州,辖无锡县。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再一次统一了中国。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和南北经济的联系,保证都城长安和边防军队粮食物资的供给,隋王朝决定依托南北多条人工运河和天然河道,对其进行疏浚、开凿,使之勾连贯通,形成了一道贯通江南大地的漕运主干线,把江南牢牢维系在中央王权的掌控之中。这条大运河全长达2700公里,“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 的这一段为“江南河”,与长江相交于扬州,形成“十字”水路枢纽,形成了“南船北楫竞往来”的通达局面。这条“江南河”沿途串联起当时南方的富庶之区,通达四方,吐纳任由,极大促进了地处江南河中段的无锡的崛起。畅通的南北漕运,为无锡打开了成为经济重镇的机遇之门,让长久以来偏安一隅的无锡从此迈进了繁荣的运河时代。

大运河的贯通很大程度改变了无锡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凭借“左姑苏而右南徐,引蠡湖而控申江” 的地理优势,无锡渐渐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向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内控与外销兼备的生产方式转变,不仅成为江南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也成为粮食集聚和转运中心,各类贸易码头也因市场需求而逐步崛起。隋朝时无锡段的漕运规模已无从查考,但其时贸易繁荣却有所印证,清乾隆《无锡县志》记载,隋大业八年,位于锡北的利津桥建成,因桥址所在水岸商市十分繁盛,遂改名“大市桥”。

小城无锡汲取着运河的营养悄然成长,北方却在唐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安史之乱”。这场战争让长安周边的大片土地沦为战场,民不聊生,经济受挫,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呈现衰颓态势。战乱频仍的北方安居不再,大批北方士族平民四散迁锡,最多的一路向南,于江南湖泽之畔定居下来,兴产殖业,江南再次成为吸纳北民的家园。

人口流动导致长江流域人口密度上升,北人必须通过围垦荒地获得生产资源,锡城西部的大片湖沼由此得到开发,圩田使得无锡耕地面积再度增加。开荒垦殖、改造卑湿之地的同时,中原娴熟的农耕技艺和良种也引入无锡,耕作技术提高,并出现“香粳”“红莲”等水稻新品。南北文化的融合再次推动了江南农业的开发,粮食生产逐渐执全国之牛耳。

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藩王不再愿意主动给朝廷输送粮食,藩镇割据更是阻绝了粮食的陆路运输。唐肃宗李亨即位之后(756),京城粮需越发倚仗江南。“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大唐经济中心由北向南转移,江南遂成为朝廷最倚重的粮仓。

为解决运河南北水位差带来的水上通航问题,隋唐至两宋,无锡地区兴修了多个水利堰闸,调控水位,蓄泄有时,不畏旱涝。唐景龙二年(708)在城区束带河上曾建将军堰;《宋史·河渠志》载,唐至德年间(756—757)修望亭堰闸,通漕,灌溉常州至望亭运河两岸田;《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简于无锡南五里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京杭大运河怀拥无锡城而过,与之相接河道众多,有直湖港、五牧河、锡澄运河、锡溧运河、伯渎河、曹蠡河、望虞河等, 支流则更为繁多,水城风貌尽显。

京杭大运河无锡段

唐大历十二年(777),伴随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无锡升为望县。北方士族的南迁落户,为无锡带来人力、财力、技术与资源,推进经济发展,也影响了文化与风气。江南,不仅成为北方缙绅平民的避难地,也是士族文人的精神家园。唐代,无锡走出了科举史上的第一位进士——李绅,成为后世人才蔚起之先声。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极大促进了无锡的繁荣。运河两岸逐渐形成大市街、南市街等贸易市场,交易商品种类繁多,本地稻米、土布、丝绸、铁具、杂货、金银饰品等,与外来陶瓷用具、漆器、铜镜、茶叶、布帛,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贸易繁荣。水上的商品交流、文化互动逐渐推动无锡纳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运河漕运让无锡上承太湖之利、下接江淮之货,借漕运之兴脱颖而出,盛唐望县名副其实。

第四节 宋元升州 文教兴邦

宋开宝七年(974),宋太祖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于第二年攻下金陵、占领常州。至此,无锡置于宋室的一统之下,继而开启了城市发展的白银时代。

宋室顺水而得江南,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宋代运河,仅无锡水利堰闸工程,就修筑了五泄堰、莲蓉闸、斗门闸等堰闸,分段蓄水、调节水量,以确保防洪灌溉,补给运河水源,保持舟楫通行。宋淳化元年(990),废望亭堰,宋嘉祐年间(1056—1063)废梁溪堰,开运河沟通梁溪,通入太湖;宋天禧四年(1020),江阴知军崔立开横河,长60里,以通漕运;又疏浚利港,以利农田;成形于东晋元帝年间(317—322)的锡澄运河,于宋皇祐三年(1051)再加疏浚,自宋至明清,成为京杭大运河苏南复线漕运航道。宋嘉祐六年(1061),宜兴县尉阮洪疏浚了49条渎港;嘉祐年间,宜兴知县司马旦还开凿了新溪。

航运的贯通,战时利于军力军备运输,安时则利于粮食商品漕运。尽管自唐末吴越王钱镠便屡有禁令,限制围湖垦殖,但对粮食的需求却一再加速着围湖造田的步伐,中小型的阳湖、茭湖等皆被围成圩田。同时,农具的推陈出新,如用于除草的新式耥耙、带有木机械性质的龙骨水车,多重作用之下,无锡农业发展迅速,不仅形成了“稼刈麦种禾,一岁两熟” 的稻麦两熟制,且水稻品种繁多,“香梗”“红莲稻”等优质稻米更成为朝廷贡品,每年上贡多达五六万石。

至靖康之乱,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许多中原人士再次避乱吴地。北人落户后,继续对境内湿地进行围垦,导致河道淤塞,湖面湮废。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苏南大湖芙蓉湖(也称无锡湖),至宋咸淳四年(1268)水面仅余“南北八十里”,至元代,芙蓉湖“岁久湮废”,再缩小至“东西四十五里,南北四十里” 。土地的大面积开垦,无锡成为良田美地的富有之乡,又因培植选用良种,广泛实行稻麦间种,加之河泥等肥料的使用,太湖流域中等年景,亩产已可达二至三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无锡业已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南宋时,江南人口数量已两倍于北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在助推农业精耕细作的同时,也推动了手工业商贸活动的发展,原有的农耕理念和经济模式被打破,以农为本、工商谋富的新经济格局逐渐呈现,运河两岸的制陶、纺织、冶金、铸陶、金银饰品、造船、造纸等手工业都十分兴盛。在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的同时,中原文明也在与江南文化的融合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宋立之初,宋太祖便有“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南迁士族的文化带动和科举考试的刺激,无锡民间读书仕进风气大盛,崇文气质愈加显露。

无锡县学始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设在学前街文庙,是无锡最早的官办学校。同样始于宋代、以自由讲学议政为特色的书院则在无锡文教史上留下更为浓墨重彩的一章。政和六年(1116),北宋名士杨时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为无锡书院之始。东林书院的设立,满足了民间教育需求,创新了锡地教育方式,促进了文化交流,铺垫了人才的崛起,于科考方面初见端倪。整个唐代无锡只出了一位进士,而两宋无锡进士数多达69人(北宋167年中有进士31位;南宋152年中,进士数增至38人),嘉定十六年(1223),又诞生了无锡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蒋重珍。“耕读传家”“仕进兴家”,逐渐成为江南人家最朴实的生活理念和文化传统,民间办学出现了新的形式——私塾。元代元贞元年(1295),强以德创办梁溪义塾,在梁溪东置屋30余间、田千余亩,是无锡最早的规模化义塾。此后义庄、义学遍布城乡,民间崇文重教蔚成风气。

元代,对运河改道取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元世祖完成了京杭运河的贯通,江南运河地位更为重要,以运河为主形成的运河网络,其主体部分一直保留至今,泽被古今。京杭大运河对无锡经济文化影响极大,明清时期无锡之所以形成布、米、丝、钱四大码头,正因为这条大运河,可以说运河构成的水网带来了无穷交通与灌溉之利。

自盛唐起,江阴逐步成为长江下游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王安石的《求守江阴未得酬朱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曾描写过这一盛况:“黄田港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长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唐宋时,黄田港口一带商业贸易繁荣,形成了“江下市”。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市舶务在江阴设立,管理对外贸易,相当于当代的海关。江阴与广州、杭州、宁波、温州、泉州、上海等,成为宋代的10个市舶司(市舶务)之一。

苏常熟,天下足。苏南粮食自唐宋始已能影响朝廷税赋收入和天下人的生计。元代《无锡县志》云:“总以一县之土,计之得一万五千八百六十顷三十八亩有奇,而田居十分之九,山水共得其一。故贡赋之出,莫不尚于勤农,以为邦本,虽易世不能变。”粮食生产一直是无锡农业的基础,水甜土濡,所产大米颗粒饱满,晶莹似珠,软糯馨香,历来为朝廷征赋的主要对象之一。元代,设无锡为官粮集中地,中央政府通过运河向大都输送粮食,择无锡设立亿丰仓,“合是州及义兴溧阳之粮,凡为石四十七万八百五十有奇,悉于此输纳焉。”

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交通的便利,贸易的兴盛,全面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两岸商铺鳞次栉比,城中金银、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作坊错杂开设。元元贞元年(1295),无锡县与江南诸县一起升为州,属江浙行省常州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无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街市日渐兴盛,原有城区逐渐扩大。早在北宋乾兴元年(1022),县令李晋卿主持修筑了无锡最早的砖城墙,将子城范围扩大近一倍。元至正十五年(1355),无锡重修城墙,规制有所收缩。至正十七年(1357),起义军张士诚占据无锡,部将莫天祐为加固防守,以砖石砌筑城墙,城周开挖深2丈、宽7丈的护城河。但城墙的加固并未能阻止起义军之间的互搏,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军队后,向张士诚割据的太湖地区大举进军。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占领无锡。次年,明王朝建立,无锡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9cXuXfoFEqoSEFZf+uav152/3CYNbE4VgdMD9iwxmvNf7soH2LNyFSKTYGUS91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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