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滋养了无锡最早的先民。但因文化发源晚于北方，在商周文明已然成熟时，吴地尚处一片蛮荒。大约在3200年前，太伯、仲雍兄弟为让王位给季历，跨越千山万水离开故土周原，南奔梅里
，在这里受到先民拥戴，从而建立了勾吴部落，是为吴国之雏形。泰伯兄弟的到来，使中原文明与江南土著文化有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性邂逅，也为江南这片温润灵性的土地注入新动力。
吴国历经600多年发展，一度成为中原霸主，无锡也一度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吴越并土，无锡归入越地。公元前306年越国解体后，无锡又成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由此，吴、越、楚文化多元交融，聚合融汇，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无锡文化。这一时期，农耕技术、水利技术、冶炼技术、制陶业均有了较大发展，先民生活得到改善，礼仪制度也趋于完备，为后世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无锡文化乃是以先吴文明为基点不断孕育发展而走向成熟。得益于泰伯、季札等开创的尚德传统，并伴随后世吴地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在后世历史发展中形成优秀传统而得以绽放异彩。
无锡的历史始于勾吴。关于勾吴起源多有争议，但“东吴说”，乃历史文献上的传统说法。《史记·正义》
云：“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世本·居篇》亦曰：“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注之曰：“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后世文献更言之凿凿。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云：“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
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亦云：“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唐代杜佑《通典》和清代吴熙《泰伯梅里志》也都称：“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村东五里有皇山，或云汉隐逸梁鸿居此，又名鸿山。高十丈。泰伯墓，在皇山西岭，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南朝的《史记·集解》引《皇览》称：“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通过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对泰伯城和泰伯墓的具体方位说法不完全相同，但都在今苏锡常范围内。又，今梅村属无锡新吴区，无锡因此而成为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勾吴的缘起：“吴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无锡鸿山泰伯陵前泰伯塑像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博采善择，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以4000多字的篇幅记述了勾吴古国自公元前12世纪初至公元前473年的兴亡史。大约公元前12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为躲避战乱，率其部族由甘肃迁徙至今陕西岐山一带，并定居下来，此地后被称为“周原”。古公亶父育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泰伯为人宽厚仁慈，按照祖制本应是父位继承人，但父亲却打算将首领之位传给季历。一方面季历贤能有圣德，其子姬昌更是聪明过人，德才兼备，被周太王视为周族未来的希望，不止一次当众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因此，太王希望通过季历而将王位传至姬昌。而太伯权衡利弊之后，有意放弃王位继承权以成全父愿。他还说服二弟仲雍一同出走，以避王位之争。于是，兄弟俩托言往衡山采药而离开了周原。
泰伯、仲雍兄弟一行，一路南奔，最终驻足于太湖之畔的梅里，并在此创立了勾吴部落。泰伯仲雍兄弟最后的驻足地“梅里”究竟位于何处，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远古之地名沿袭至今，多有变化，今大多考古专家认为，“梅里”即位于锡东的梅村。梅村一带的古地名荆村、蛮巷、冶坊浜等也一直沿用至今，未有改变。梅村的泰伯庙乃东汉郡守靡豹所初建，据说庙址即为泰伯故居所在，若有谬误，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发生。《吴地记》《越绝书》等历史文献都对泰伯定居梅里曾建造一座“周三里又二百步”的夯土城有所记载。这座吴城乃夯土城，按照《周礼》侯国之城的规制建造。《越绝书》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
。”由此看，从开吴的泰伯到十九世吴王寿梦，至少有19位吴国君王以梅里为政治中心，在此绵延数百年。
据载，泰伯城历经数百年，直至第二十世吴王诸樊时期才被弃置，但这座存世数百年的吴城，今天早已淹没于历史烟尘而了无踪迹。据说，司马迁写《史记·吴太伯世家》时曾前往探察，但呈现在眼前的只有一片古墟遗迹。北宋著名学人杨时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时，也曾几度寻访梅里亦一无所得，怅然赋诗曰：“泰伯城三里，来寻梅里隈。当年建雉堞，今日剩梅苔。”明末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泰伯城》也描绘过古城的荒芜：“泰伯城荒德未荒，至今遗迹尚流芳。试观霸业今何在，不比勾吴让国香”
。
遍寻史料，难获这座远古都城的确凿资料，但从梅里位置看，西有闾江口的阖闾城，东南是夫差行宫所在地木渎灵岩山、吴王墓葬之地大真山，东北则有仲雍的虞山墓地，东侧仅三公里处则是泰伯长眠的古皇山（鸿山），梅村的核心位置显然具有可信性。无锡坊间也曾有热心文史考证者，在多年实地勘察后，发现以夹蠡河为界，东起东蠡桥、南至伯渎河曾有断续绵延百余公尺凸起的土墩，土墩泥质特别坚硬，1976年平整土地时曾撬坏许多铁制工具。此外，泰伯城内有一处地名叫“岸桥弄”，传为当年吴军水师营地，弄内曾有一只石旱船。与岸桥弄隔伯渎河相对的叫“冶浜坊”，传为吴国冶炼兵器之地，梅里又有“荆村”“蛮巷”“梅里平墟”“吴墟”等地名，这些都让人有理由相信，这座古城确实真实地存在过。
泰伯南奔吴地时，正值春秋末年，中原诸侯篡位夺权之风盛行，宫廷内部为争夺王位，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之事屡见不鲜。泰伯的禅让行为为当时王权的交替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因此在史上广受赞许。孔子赞曰“太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他的让王，既是道德与明智的抉择，也为吴文化积淀了第一笔精神财富。东汉永兴二年（154），汉恒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以梅村泰伯居处旧址建立泰伯庙，并在东侧的鸿山修建泰伯墓。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官方又对损毁的泰伯庙斥资重建。此后数百年，该庙香火不断，规模不断扩大，清代时已具今日之格局。泰伯庙由金水河、至德坊、棂星门、至德殿、东院、西院等建筑构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至德殿后的玉皇殿、关帝殿为明代建筑。至德殿内有清代帝王康熙“至德无名”和乾隆“三让高踪”的御笔横额。2006年，泰伯庙与泰伯墓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农历正月初九乃泰伯的诞辰，每逢此日，十里八乡的民众必聚集梅村，到泰伯庙祭扫，由此形成了江南地区新春的第一个庙会——泰伯庙会。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乃太伯祭日，村民们以青麦汁揉粉制作三种“馅心”的青白团子，以纪念泰伯一生“一清二白”和“三让天下”，这一民风广布江南。
泰伯、仲雍兄弟到来时的吴地，水患频仍，沼泽遍布，当地先民渔猎为生，辅以种植，但社会生活水平与周原有天壤之别。泰伯、仲雍兄弟模仿土著装束，“断发文身”
，得到接纳乃至土著拥戴，“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一个万人以上的部落由此形成。泰伯之所以能得到土著拥戴，归功其筑城守民，开荒拓土，理水垦殖，传播礼仪，还养鸭牧麋，开启了畜牧饲养之先河，今锡山区鸭城桥和后宅镇东坊桥一带，自古有“鸭城”“麋城”之名，且沿用至今。泰伯根据水网密布的地貌特点，率众汇通百渎，疏通水系，以备旱涝，开挖了史上最早的人工灌溉河“泰伯渎”。这条全长83华里的河道东连漕湖，西至城南清名桥，贯通苏锡，确保了农田灌溉之需和舟楫往来，泽被后世。
位于无锡南门外的伯渎港与伯渎桥
传说，泰伯还“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传播周礼，并将周族诗歌与吴地土谣加以融合，创造了“吴歌”
。梅村附近的“泰伯歌舞墩”，民间传说就是其当年传授吴歌之处。泰伯带来的中原农耕技术和文明礼仪，不仅为蛮荒吴地引入了文明，更为当地先民带来福祉，“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
泰伯逝世后葬于梅村东部3公里处的铁山，大约在汉代铁山改称“古皇山”
。东汉永兴二年（154），恒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在墓侧建造泰伯陵。墓园依山而建，砌有青石罗城、茔门、墓墩，立有墓碑，规模宏伟。此后，历代帝王对泰伯墓不断修葺扩建。唐贞观十三年（639），礼部尚书韩太冲奉诏扩建泰伯墓，在墓前开挖环山河，增建宗会堂、怀德堂、仰止阁、碑亭、拜坛、茔门、陵墓等，占地达130亩，“巍然肖皇山之宫焉”，堪称江南第一古墓。整个墓区建筑古朴，殿宇楼阁朴素厚重，花草树木交相辉映。2006年泰伯墓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改称“泰伯陵”。坊间向有“西有黄帝陵，东有泰伯墓”之说，足见泰伯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江南第一古墓”——位于鸿山的泰伯墓
泰伯的审时度势，南奔吴地，既为周族创造了权力和平交接的环境，成全了父亲心愿，也为吴地先民带来福祉。纵观数千年文明史，像明初那样的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成为权力更迭的主要方式，而3200年前的泰伯能顺势而退，为部族王权交接创造了备受称颂的范式，故备受赞赏。《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引孔子赞曰：“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后，泰伯也逐渐成为华夏文化史上的道德高标，古吴诞生地梅里也因此享有“至德名邦”之誉。可以说，始于泰伯奔吴的“吴文化”，从诞生伊始起就充满了谦让和谐的道德色彩，成为“尚德”文化的标识。司马迁显然满怀敬意将其列在“世家”第一篇，故称“世家第一”。东汉时恒帝敕令为太伯建墓立庙，清康熙、乾隆也亲题“三让高踪”“至德无名”横额，民间更有将泰伯与孔子并称“二圣”，将二者故里称为“北方第一府”和“南方第一家”。
泰伯、仲雍“重宗法，尊孝道，安周室，拓吴地”
，功绩卓著，使落后荒蛮的吴地呈现出新的气象，不仅书写了吴地历史新的一页，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道德光芒。这次南奔的意义还在于，在远古闭塞环境下，成就了周原与江南的跨文化交流，开启了吴地文化打破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总之，泰伯的种种作为，有力推动了吴地经济、文化、道德的进步，在“勾吴”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台上，太湖流域的古越文明
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发生了最初融会，两个遥远的文化板块发生了历史性的遇合，吴地封闭由此打破。太湖流域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汉代以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都对泰伯的高风亮节赞美有加。泰伯庙、泰伯墓有诗曰：“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三让高风轻社稷，千秋荒塜矗皇山”。后世祭文亦曰：
巍巍泰伯，功德何隆！三让天下，古今传诵。
南奔荆蛮，勾吴斯隆。断发文身，大义为重。
耕织渔猎，术业事功。开凿伯渎，万水汇通。
演乐修礼，尚德启蒙。文脉绵延，俊彦盈充。
舒卷华章，融会菁华。泰伯恩泽，浩浩无终。
历史证明，泰伯的选择是明智的。其顾全大局、尚德惜誉、以让求全、以退求进的行为，也为后来吴人的审时度势，顺势进退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例。虽然，透过史籍的只言片语，也可以感受到泰伯的出走，无论理智、还是情感都远非易事，或许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做出的让王选择，仍显示出道德的巨大力量。
在吴国漫长的六百多年历史中，除奔吴开国的泰伯、仲雍，第五世吴王周章受国封侯，此前此后三四百年的十多任吴王皆无所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也不过寥寥数语流水账般的记录：“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
由此可知，因泰伯无子，死后由仲雍继任，其后历代吴王皆仲雍后裔。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
，周武王伐纣灭商，天下归一。第五世周章在武王分封诸侯时，获封吴侯（子爵），这意味着勾吴结束了“部落”身份，得以跻身诸侯。周章少子亦获封安阳侯，其驻地乃今无锡惠山区阳山（又名安阳山）。
此后，又有长达十三世吴王的历史，空无记录。直至十九世寿梦（执政时间：前585—前561年），历史才变得翔实起来。梳理650多年的古吴国历史，寿梦与阖闾（执政时间：前514—496），堪称吴国最出色的两位君王，也在无锡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强国的寿梦，争霸的阖闾，乃至并未登临君王之位却深受民间推崇的季札，都为这片土地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在“周章受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勾吴默然无闻，并无建树。《史记·吴太伯世家》对二世仲雍至十八世去齐只载有世系，而未明事迹。直至十九世寿梦继位，才有了“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的评价。可以说，寿梦是勾吴历史中后期一位有梦想有魄力的吴王。寿梦元年（前585）便效仿楚国改侯为王，自称“吴王”。寿梦元年，“初通中原”，赴洛邑（今河南洛阳）拜会登基不久的周简王，朝见天子，洛邑归宗，得到周简王的礼遇，其“吴王”身份也得到天子认可。
寿梦又拜访中原诸侯，学习先进，引进人才和技术，强军利器。寿梦之“称王”和“初通中原”具有重要意义。吴国肇始之初，僻处江南一隅，落后闭塞，难免陷于孤立。寿梦继位后的出访交流，开辟了吴国与中原诸侯交往的新时期。寿梦访周途经鲁国时，曾受邀观赏宫廷乐舞，这场观礼让寿梦深感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差距，感慨“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同时，也坚定了他跻身诸侯、同享尊荣的决心。他委派幼子季札出使中原各国，学习礼乐，成为“吴之习于礼乐者”，深化了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关系，吴国也由此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
寿梦二年（前584），楚大夫申公巫臣因获罪于楚，逃亡至晋，获晋景公重用。此时，晋楚两国自城濮之战开始，交战已50余年。申巫臣建议晋景公与吴国通好，联吴反楚。晋景公遂派申巫臣出使吴国。寿梦认为结晋有利于吴国称霸扩张，遂与晋结盟，由此获得人才与新式装备的输入。申巫臣率楚30辆战车至吴，教授吴军使用战车及排兵布阵之法，并让儿子申孤庸任吴国使臣，联络诸国。在申巫臣帮助下，吴国军事实力和外交水平快速提升，并确立了“西拒楚，南制越，北交中原”的国策。寿梦三年（前583），吴国使用兵车作战，先后打败郯国、巢国和徐国，并攻占楚国重镇州来（今淮南），导致楚国大臣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战争的取胜，使楚国东南部蛮夷部落纷纷倒向吴国，吴国“是以始大”，成为春秋后期抑楚扩张的主要力量。楚国为反制吴与中原诸侯的联合，多次攻吴。寿梦十六年（前570），在与楚将邓廖300甲士和3000精兵的对战中，楚军大败，邓廖也沦为阶下囚。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国驾城。此战的获胜使吴国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奠定了在未来诸侯争霸中的军事优势。
吴国的强大，制约了楚国北扩，也增进了各国间的交往。寿梦十年（前576），吴与鲁、晋、宋、卫等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会盟，共商联合抗楚大计，此乃吴国第一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寿梦十八年（前568），吴遣大夫寿越赴卫国与晋、鲁、宋、陈、郑、曹、齐、薛等14国结盟。寿梦二十三年（前563），寿梦为扩大吴国在中原诸侯国的影响，邀鲁襄公、晋悼公、宋平公、齐国太子光等在柤地（今徐州邳县一带）会盟，盟誓互利互惠、互不侵犯。这些活动，都昭示了吴国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
寿梦在位25年，一直驻守梅里。对内积极引进中原文化，鼓励耕种，充实仓廪；对外联络诸侯各国，强兵利器，扩疆并城，国力日盛。寿梦二十五年（前561）寿梦去世时，吴国已成为可与齐楚抗衡的一方诸侯。
如果说，寿梦励精图治，“吴国始强”，那么阖闾则是率领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代雄主。公元前515年，诸樊长子公子光在伍子胥谋划下，通过刺客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夺得王位，史称“吴王阖闾”。为了“强国霸王”“安君理民”，他采纳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的建议，一方面构筑城池，强兵利器；一方面吸纳人才，采纳良策，任用子胥为国相，伯嚭为大夫，孙武为将军，“与谋国事”。随着吴国国力渐强，阖闾大胆称雄争霸，对内改革政体，鼓励耕种养畜，提升国家实力；对外，确立争霸目标，强兵利器，积极备战。他积极采纳《孙子兵法》《伍子胥兵法》
，提高战术素养，打造精良武器，开始了争霸之路。公元前512年（阖闾三年）至公元前506年，吴国四次攻楚，四战四捷。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阖闾率三万远征军，大败楚国20万主力，获得完胜，并一举占领楚国都城郢都。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实现了吴王称雄天下的梦想。
位于无锡城西闾江口的阖闾古城，乃公元前514年阖闾命伍子胥主持修筑的吴城，元《无锡县志》载，阖闾城位于城西胥山、闾江处。伍子胥被夫差杀害后，将尸体裹牛皮抛入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是曰胥山。……今闾江有阖闾城，下有伍员庙。”
曰：“阖闾城建造主旨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伍子胥受命后，“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巧妙利用地形设计了阖闾城。史料载，伍子胥共筑城两座。闾江口的阖闾城，从战略角度看更多体现出军事要塞之功能。该城有三座陆门，城郭内有东、西两座小城，之间有城门连通。城内有阖庐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
。其中，西城为阖闾王宫所在；东城则为兵勇驻地和军备给养存放处。阖闾城外的龙山和胥山湾，皆筑有石城，另有“点将台”等军事设施，构成完整的阖闾城防御体系。考古人员在龙山上发现了一连串的石室土墩，构成一条残高约0.7米、宽约1米的“石包土”形式的石城，这正是保卫阖闾城的外长城。这座阖闾古城，1956年就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保单位。2007年，江苏考古研究所对古城遗址进行勘察复查时，在原先划定文保单位的两个小城之外又发现了面积约2.94平方公里的外城城郭，故做出了阖闾城的最终认定
，国家文物总局也将这一发现评为200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阖闾城遗址及其遗址博物馆
从泰伯奔吴，构筑“周三里二百步”的泰伯城，至阖闾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越绝书·吴地传》）的历史记载看，至少无锡曾经有过两座吴城。又据《吴地记》说该吴城“北通毗陵”，毗陵即常州，地处阖闾城北，位置也确凿无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称“闾江城为阖闾所筑”，并说明末清初“故址犹存”。因此基本可以认定，东至梅村，西达闾江，这一带是古吴文化的核心区域。
2008年9月10日，阖闾城遗址专家论证会确认，该遗址年代为春秋晚期，与阖闾时期年代相符。古城遗址有郭有城，西城内有完整宫殿群基础，规模、建制与春秋古城规制一致。古城有水门和陆门，西城内有建筑群落，城外有胥山湾和龙山石城，构成了完整的宫殿群和防御体系。阖闾城遗址地理环境及胥山、闾江等历史地名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阖闾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年代等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符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代表专家组宣布，无锡“阖闾城遗址”初步认定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的吴王阖闾的都城。2013年3月，无锡阖闾城遗址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国家《150处重点大遗址保护名录》。
勾吴中后期的纺织、制陶、冶铸等手工技艺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印纹硬陶、釉陶的基础上出现了青瓷，其制作工艺、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都有了长足发展，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工具和织机部件，都显示出其时纺织技术的改进提高。据载，吴公子季札出使中原时，便以绢帛、缟带为重要国礼。《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还记述了吴楚二女因“争桑”爆发战争，可见用于养蚕缫丝的桑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吴越交战，战败国也多以大宗葛絺作为战争赔偿，这些都表明当时手工纺织业已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
春秋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鼓风炉得到改进，有效提高了炼炉温度，使得铸剑质量大幅提高。司马迁《史记》云：“吴钩越剑，国之重器”，“吴越宝剑，天下名重”，从出土于不同地区的吴王光剑、夫差剑、勾践剑等诸多宝剑看，历经两千多年仍寒光熠熠，锋可断发，甚至经千年泥水浸淫而不蚀不锈。传说干将莫邪为吴王阖闾铸剑时，以“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火焰白炽，“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虽然，传说不乏夸张，但从考古实物亦可佐证，吴越之地冶铜和铸铁技术的确领先其他诸侯国。在各类青铜器中，吴地尤以兵器精美锐利、农具种类齐全而著称，其礼器、食器、酒器、乐器则借鉴融合中原（早期）、楚地（晚期）的工艺技术，以陶器的几何纹饰与铜器纹饰交互并用，并创制出薄胎、刻纹的独特青铜工艺，湛卢、纯钧、鱼肠、属镂等“吴干名剑”和铸剑者欧冶、干将、莫邪等因此而名播遐迩。
至春秋晚期，吴地已能炼铁并锻铁为器，青铜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对水利建设和造船、运输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夫差时，出于伐齐争霸和水利运输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沟通了太湖与长江、长江与淮河，这条邗沟对于南北交通和商业贸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吴地市镇在军事、行政功能之外，增加了商贸功能。史中，随处可见“吴市”的记载，虽然这一时期吴地市镇规模和集散功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城镇中琢玉、铸冶、纺织等手工作坊，陶瓷、青铜器、竹木器等专业集市，已形成繁盛的市廛人烟，孕育了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世俗文化。
这一阶段，以渔猎饭稻为生的无锡先民，显然在饮食方面变得讲究，烹调方面至少有了烧烤技艺。虽然历史文献中并无详实的食材与餐饮记录，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中都记载了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而吴王僚放松警惕被刺客专诸一剑夺命，竟然是为了一顿美味的“鱼炙”（烤鱼）。吴越战争结束后，范蠡觉察越王“可与共患而不可共乐处”
，弃官隐退，“乘扁舟浮于江湖”
，曾在蠡湖养鱼经商，后辗转于齐鲁，司马迁誉之“三迁皆有荣名”
。范蠡作为春秋时期的货殖专家，其经商之术和致富故事，对无锡影响身份深远。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就曾多次与同道谈论范蠡经商致富故事，云“尝思陶朱公，亿则屡中，非偶然也”，在经营中，他潜心研习“陶公商学”，据以“密察盈虚消长”，预测市场行情涨落，“颇有会通”
。福新后主王禹卿，亦称“概慕范大夫之为人，即师其货殖以起家，复效其散财以治乡”。1927年他在蠡湖旁择地建园，临湖布景，垒石凿池，三年建成，区名“蠡园”，“以濒大夫之名名之，示不忘也”
。王禹卿的妻兄陈梅芳，在沪经商发达后于蠡园西侧建“渔庄”，园名亦源自范蠡（渔父）在此养鱼著《养鱼经》之典。实业家薛明剑11岁就读私塾时便表示“此生愿学陶朱公”。诸多工商实业巨子好学勤思、事业大成，范蠡是为他们心中的商神与榜样。
考察这一时期的吴地文化，一方面尚德诚信、勤政爱民受到推崇；另一方面蛮勇尚武和机智善谋结合成就了其时民风。
1.谦和诚信与爱民勤政
史界将季札这一时期的让王之举称为“后三让”，与吴地始祖泰伯“前三让”相提并论。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矣！”由此可见，季札和泰伯一样，是古吴时期道德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各种版本的史籍中，季札的博学宏远、高风亮节都被后世充分肯定并大书特书。
季札乃十九世吴王寿梦之幼子，也是姬光（阖闾）的叔父，因受封延陵（今常州、江阴一带），世称“延陵季子”。季札一生多次禅让君位，并以善外交、精礼乐、重承诺而见称诸侯各国，父亲寿梦十分欣赏季札出众的品德、才学和为人，欲直接将王位传与他，却遭到季札的婉拒。季札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其长兄诸樊即位后，虑及父亲意愿，改王位继承方式为“兄终弟及”，意欲王位最终传于季札。但至余昩（三弟）临终时，季札却隐于乡野而不出，再次拒绝王位。或许厌倦宫廷争斗的他早已无心朝政，决意“弃室而耕”隐居山野。虽然，因为季札的谦让，导致州吁（三弟余昩之子）继位，引发公子光（长子诸樊之子）不满，成为13年后“专诸刺僚”的潜伏因素，但季札的清健高远、淡泊志节仍令人钦佩。季子主张“好善而择人”，其“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廉让之行，终始若一”
，在史上颇受赞许。后世为其立嘉贤坊，两侧镌有“延陵世泽，让国家风”，且有联赞曰：“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
。
给季札带来无数美誉的还有“季子挂剑”“季子观乐”等典故。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载，余祭四年春，季札奉命出使鲁、郑、卫、晋等国。途经徐国彭城，受到国君徐偃王热情款待。徐君非常羡慕季札腰间精美佩剑，季子遂在心中暗许，出使归来时以剑相赠。一年后季札归途再过此地，徐君却已作古。季札专至徐君墓前，祭奠故人，怅然解剑挂于坟冢，以兑心诺。此举被后人传为美谈。徐国人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季子挂剑”的影响，在后世数百首诗词歌赋中可窥见其持久影响，吴地更直接以“季子故里，诚信之邦”为文化品牌，足见其影响之巨。
位于徐州云龙湖畔的季子挂剑台
季札被奉为道德高标，还源于各类撰述之记载。如《左传》中就载有季札以德服人、大义退兵的故事。公元前485年冬，楚王令大将尹子期率兵攻打小国陈国，陈求救于吴，吴派季札领兵相救。《左传·哀公十年》载：“冬，楚子期伐陈。吴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指吴君、楚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民，务德而安民。’乃还。”尹子期竟然被季札几句话所感动，随即也拔营而退，班师回朝。也许并非几句话的力量，而是季札其人深得各国尊敬，故而寥寥数语，晓以大义，便深深打动子期，从而避免了一场殃及百姓的战争灾祸。《吴越春秋》曾这样描绘季札：“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季札的“让国、观乐、挂剑、守仁、救陈”等故事对吴地影响久远，其谦让美德，诚信重情，识人知政，博学清言，摒弃世俗等德行，使之成为春秋时期少有的第一流人物。
阖闾是吴国史上最复杂、最难评说的历史人物。在尚未即位、成为吴王阖闾之前，姬光是一个壮志难酬、耿耿于怀的政治上的失意者。若非祖父寿梦希望传位季札，父亲诸樊改制“兄终弟及”，他作为寿梦长孙、诸樊长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者。然而，因为季札的让王，致使王位传给了州吁（僚），而阖闾偏又是胸怀抱负、志在必得之人，在漫长的隐忍之后终于爆发了。对阖闾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为夺权而谋划的两次刺杀。一次是专诸刺王僚，另一次是要离刺庆忌（僚之子）。虽然，夺回王位对姬光而言理由充分，但行刺并非光明之举，必然招致方家基于道德层面的谴责。《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吴越春秋》的记述比较客观，而附于《吴太伯世家》文末的“述赞”的归纳却是“光既篡位，是为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明显带有贬义。
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阖闾执政时期是吴国发展最快、也最辉煌的时期。自泰伯开吴，历经600余年发展，至姬光即位之前，吴国尚未成就一流强国。虽然寿梦时实现“初霸”，但吴国最终彻底摆脱楚国控制、疆域最大，乃至雄起东南、成为一代霸主，则无疑在阖闾时期。在阖闾执政的19年里，吴国书写了最辉煌的一页。阖闾不仅是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最善治国的君主，知人善用，治国有道，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筑城兴兵，招贤纳善，强军利器，使国力得以迅速提升；而且，阖闾还是一个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的君王，他“朝夕勤志”“恤民同劳”，在记录阖闾、孙子对话的《吴问》
中，阖闾明确说出“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的治国名言，历经数千年烟尘，此语仍熠熠闪光，极具历史意义。阖闾生活之节俭，《左传·哀公元年》也有记载：“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由此可见，即便是敌楚，在言及阖闾、夫差时，对阖闾也明确持褒扬态度。《国语·楚语下》也记载了楚国大将子西之语：“吾闻……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从上述资料看，阖闾确实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君王，不仅治国业绩赫然，个人品行也属一流，不仅构建了一个伟岸的君王形象，也进一步丰富了吴文化的精神内涵。
2.蛮勇尚武与机智善谋
司马迁在评价早期吴地民风时云：“吴人尚武”，同时亦认同“吴人多谋”。蛮勇好剑、轻死易发，与灵活机智、善于谋略，相互融合，构成了早期吴地文化的鲜明特色。早期吴人虽然尚武好剑，“重然诺、轻生死”，但“机智善谋”善与吸纳的文化性格已露端倪。在有限的历史记录中，从寿梦时向中原诸侯学习战车、弓弩，到阖闾时期接纳孙武《孙子兵法》，有着清晰的进取提升轨迹。在战略战术上，吴国尤其善于学习，融汇了齐国的兵学传统，晋国的车战技术，以及楚国的水战之道，从而形成了自己“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吴人兵法，从而在将士人数、装备水平并不算优越的情况下，凭借灵活智慧，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所向披靡。
无论是阖闾、伍子胥精心谋划的刺杀吴王僚，还是名留军事史册的柏举大战，从中都可窥见这一时期吴人的精明诡诈、善于布局的文化性格。而集战事智慧大成的《孙子兵法》可谓古代军事智慧的巅峰之作，从兵力、武器、阵法、到地形地貌、气候、气概、谋略，都演绎成克敌制胜的战争变数，灵活用兵，极尽变化，充分体现出机智灵活的高超谋略，在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吴国也因此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称霸一方。
早期吴人的灵活机智，很大得益于水环境的化育，四通八达的水，培养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善于进退的秉性。当时吴人已经非常善于造船、使船，阖闾时期所建造的“艅艎”，为三层楼船，长40余米，可乘员600余人，自江河可抵海上。长期水上生活和征战，培养了吴人善于观察、判断，灵活驾驶、机智转舵等习性，使之善于辨识环境，懂得适时调整航向，也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进退的群体性格。这种灵活机智的文化性格，优势十分明显，乃至后来弃武力、重智取，少封闭、善吸纳，舍死板、尚灵活，成为吴地人的群体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