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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古吴文化

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滋养了无锡最早的先民。但因文化发源晚于北方,在商周文明已然成熟时,吴地尚处一片蛮荒。大约在3200年前,太伯、仲雍兄弟为让王位给季历,跨越千山万水离开故土周原,南奔梅里 ,在这里受到先民拥戴,从而建立了勾吴部落,是为吴国之雏形。泰伯兄弟的到来,使中原文明与江南土著文化有了跨越时空的历史性邂逅,也为江南这片温润灵性的土地注入新动力。

吴国历经600多年发展,一度成为中原霸主,无锡也一度成为吴国的政治中心。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吴越并土,无锡归入越地。公元前306年越国解体后,无锡又成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由此,吴、越、楚文化多元交融,聚合融汇,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无锡文化。这一时期,农耕技术、水利技术、冶炼技术、制陶业均有了较大发展,先民生活得到改善,礼仪制度也趋于完备,为后世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无锡文化乃是以先吴文明为基点不断孕育发展而走向成熟。得益于泰伯、季札等开创的尚德传统,并伴随后世吴地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在后世历史发展中形成优秀传统而得以绽放异彩。

第一节 勾吴前期历史

无锡的历史始于勾吴。关于勾吴起源多有争议,但“东吴说”,乃历史文献上的传统说法。《史记·正义》 云:“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世本·居篇》亦曰:“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注之曰:“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后世文献更言之凿凿。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云:“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 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陆广微《吴地记》亦云:“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唐代杜佑《通典》和清代吴熙《泰伯梅里志》也都称:“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村东五里有皇山,或云汉隐逸梁鸿居此,又名鸿山。高十丈。泰伯墓,在皇山西岭,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南朝的《史记·集解》引《皇览》称:“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通过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对泰伯城和泰伯墓的具体方位说法不完全相同,但都在今苏锡常范围内。又,今梅村属无锡新吴区,无锡因此而成为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勾吴的缘起:“吴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无锡鸿山泰伯陵前泰伯塑像

一、太伯奔吴 勾吴始兴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博采善择,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以4000多字的篇幅记述了勾吴古国自公元前12世纪初至公元前473年的兴亡史。大约公元前12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为躲避战乱,率其部族由甘肃迁徙至今陕西岐山一带,并定居下来,此地后被称为“周原”。古公亶父育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幼子季历。泰伯为人宽厚仁慈,按照祖制本应是父位继承人,但父亲却打算将首领之位传给季历。一方面季历贤能有圣德,其子姬昌更是聪明过人,德才兼备,被周太王视为周族未来的希望,不止一次当众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因此,太王希望通过季历而将王位传至姬昌。而太伯权衡利弊之后,有意放弃王位继承权以成全父愿。他还说服二弟仲雍一同出走,以避王位之争。于是,兄弟俩托言往衡山采药而离开了周原。

泰伯、仲雍兄弟一行,一路南奔,最终驻足于太湖之畔的梅里,并在此创立了勾吴部落。泰伯仲雍兄弟最后的驻足地“梅里”究竟位于何处,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远古之地名沿袭至今,多有变化,今大多考古专家认为,“梅里”即位于锡东的梅村。梅村一带的古地名荆村、蛮巷、冶坊浜等也一直沿用至今,未有改变。梅村的泰伯庙乃东汉郡守靡豹所初建,据说庙址即为泰伯故居所在,若有谬误,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发生。《吴地记》《越绝书》等历史文献都对泰伯定居梅里曾建造一座“周三里又二百步”的夯土城有所记载。这座吴城乃夯土城,按照《周礼》侯国之城的规制建造。《越绝书》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 。”由此看,从开吴的泰伯到十九世吴王寿梦,至少有19位吴国君王以梅里为政治中心,在此绵延数百年。

据载,泰伯城历经数百年,直至第二十世吴王诸樊时期才被弃置,但这座存世数百年的吴城,今天早已淹没于历史烟尘而了无踪迹。据说,司马迁写《史记·吴太伯世家》时曾前往探察,但呈现在眼前的只有一片古墟遗迹。北宋著名学人杨时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时,也曾几度寻访梅里亦一无所得,怅然赋诗曰:“泰伯城三里,来寻梅里隈。当年建雉堞,今日剩梅苔。”明末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泰伯城》也描绘过古城的荒芜:“泰伯城荒德未荒,至今遗迹尚流芳。试观霸业今何在,不比勾吴让国香”

遍寻史料,难获这座远古都城的确凿资料,但从梅里位置看,西有闾江口的阖闾城,东南是夫差行宫所在地木渎灵岩山、吴王墓葬之地大真山,东北则有仲雍的虞山墓地,东侧仅三公里处则是泰伯长眠的古皇山(鸿山),梅村的核心位置显然具有可信性。无锡坊间也曾有热心文史考证者,在多年实地勘察后,发现以夹蠡河为界,东起东蠡桥、南至伯渎河曾有断续绵延百余公尺凸起的土墩,土墩泥质特别坚硬,1976年平整土地时曾撬坏许多铁制工具。此外,泰伯城内有一处地名叫“岸桥弄”,传为当年吴军水师营地,弄内曾有一只石旱船。与岸桥弄隔伯渎河相对的叫“冶浜坊”,传为吴国冶炼兵器之地,梅里又有“荆村”“蛮巷”“梅里平墟”“吴墟”等地名,这些都让人有理由相信,这座古城确实真实地存在过。

泰伯南奔吴地时,正值春秋末年,中原诸侯篡位夺权之风盛行,宫廷内部为争夺王位,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之事屡见不鲜。泰伯的禅让行为为当时王权的交替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因此在史上广受赞许。孔子赞曰“太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他的让王,既是道德与明智的抉择,也为吴文化积淀了第一笔精神财富。东汉永兴二年(154),汉恒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以梅村泰伯居处旧址建立泰伯庙,并在东侧的鸿山修建泰伯墓。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官方又对损毁的泰伯庙斥资重建。此后数百年,该庙香火不断,规模不断扩大,清代时已具今日之格局。泰伯庙由金水河、至德坊、棂星门、至德殿、东院、西院等建筑构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至德殿后的玉皇殿、关帝殿为明代建筑。至德殿内有清代帝王康熙“至德无名”和乾隆“三让高踪”的御笔横额。2006年,泰伯庙与泰伯墓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农历正月初九乃泰伯的诞辰,每逢此日,十里八乡的民众必聚集梅村,到泰伯庙祭扫,由此形成了江南地区新春的第一个庙会——泰伯庙会。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乃太伯祭日,村民们以青麦汁揉粉制作三种“馅心”的青白团子,以纪念泰伯一生“一清二白”和“三让天下”,这一民风广布江南。

二、禅让高风 深得民心

泰伯、仲雍兄弟到来时的吴地,水患频仍,沼泽遍布,当地先民渔猎为生,辅以种植,但社会生活水平与周原有天壤之别。泰伯、仲雍兄弟模仿土著装束,“断发文身” ,得到接纳乃至土著拥戴,“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一个万人以上的部落由此形成。泰伯之所以能得到土著拥戴,归功其筑城守民,开荒拓土,理水垦殖,传播礼仪,还养鸭牧麋,开启了畜牧饲养之先河,今锡山区鸭城桥和后宅镇东坊桥一带,自古有“鸭城”“麋城”之名,且沿用至今。泰伯根据水网密布的地貌特点,率众汇通百渎,疏通水系,以备旱涝,开挖了史上最早的人工灌溉河“泰伯渎”。这条全长83华里的河道东连漕湖,西至城南清名桥,贯通苏锡,确保了农田灌溉之需和舟楫往来,泽被后世。

位于无锡南门外的伯渎港与伯渎桥

传说,泰伯还“以石为纸、以炭为笔、以歌为教”,传播周礼,并将周族诗歌与吴地土谣加以融合,创造了“吴歌” 。梅村附近的“泰伯歌舞墩”,民间传说就是其当年传授吴歌之处。泰伯带来的中原农耕技术和文明礼仪,不仅为蛮荒吴地引入了文明,更为当地先民带来福祉,“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泰伯逝世后葬于梅村东部3公里处的铁山,大约在汉代铁山改称“古皇山” 。东汉永兴二年(154),恒帝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在墓侧建造泰伯陵。墓园依山而建,砌有青石罗城、茔门、墓墩,立有墓碑,规模宏伟。此后,历代帝王对泰伯墓不断修葺扩建。唐贞观十三年(639),礼部尚书韩太冲奉诏扩建泰伯墓,在墓前开挖环山河,增建宗会堂、怀德堂、仰止阁、碑亭、拜坛、茔门、陵墓等,占地达130亩,“巍然肖皇山之宫焉”,堪称江南第一古墓。整个墓区建筑古朴,殿宇楼阁朴素厚重,花草树木交相辉映。2006年泰伯墓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改称“泰伯陵”。坊间向有“西有黄帝陵,东有泰伯墓”之说,足见泰伯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江南第一古墓”——位于鸿山的泰伯墓

泰伯的审时度势,南奔吴地,既为周族创造了权力和平交接的环境,成全了父亲心愿,也为吴地先民带来福祉。纵观数千年文明史,像明初那样的武力兴替、手足相残几乎成为权力更迭的主要方式,而3200年前的泰伯能顺势而退,为部族王权交接创造了备受称颂的范式,故备受赞赏。《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引孔子赞曰:“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后,泰伯也逐渐成为华夏文化史上的道德高标,古吴诞生地梅里也因此享有“至德名邦”之誉。可以说,始于泰伯奔吴的“吴文化”,从诞生伊始起就充满了谦让和谐的道德色彩,成为“尚德”文化的标识。司马迁显然满怀敬意将其列在“世家”第一篇,故称“世家第一”。东汉时恒帝敕令为太伯建墓立庙,清康熙、乾隆也亲题“三让高踪”“至德无名”横额,民间更有将泰伯与孔子并称“二圣”,将二者故里称为“北方第一府”和“南方第一家”。

泰伯、仲雍“重宗法,尊孝道,安周室,拓吴地” ,功绩卓著,使落后荒蛮的吴地呈现出新的气象,不仅书写了吴地历史新的一页,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道德光芒。这次南奔的意义还在于,在远古闭塞环境下,成就了周原与江南的跨文化交流,开启了吴地文化打破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总之,泰伯的种种作为,有力推动了吴地经济、文化、道德的进步,在“勾吴”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台上,太湖流域的古越文明 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发生了最初融会,两个遥远的文化板块发生了历史性的遇合,吴地封闭由此打破。太湖流域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汉代以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都对泰伯的高风亮节赞美有加。泰伯庙、泰伯墓有诗曰:“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三让高风轻社稷,千秋荒塜矗皇山”。后世祭文亦曰:

巍巍泰伯,功德何隆!三让天下,古今传诵。

南奔荆蛮,勾吴斯隆。断发文身,大义为重。

耕织渔猎,术业事功。开凿伯渎,万水汇通。

演乐修礼,尚德启蒙。文脉绵延,俊彦盈充。

舒卷华章,融会菁华。泰伯恩泽,浩浩无终。

历史证明,泰伯的选择是明智的。其顾全大局、尚德惜誉、以让求全、以退求进的行为,也为后来吴人的审时度势,顺势进退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例。虽然,透过史籍的只言片语,也可以感受到泰伯的出走,无论理智、还是情感都远非易事,或许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做出的让王选择,仍显示出道德的巨大力量。

第二节 寿梦至阖闾时期

在吴国漫长的六百多年历史中,除奔吴开国的泰伯、仲雍,第五世吴王周章受国封侯,此前此后三四百年的十多任吴王皆无所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也不过寥寥数语流水账般的记录:“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 由此可知,因泰伯无子,死后由仲雍继任,其后历代吴王皆仲雍后裔。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 ,周武王伐纣灭商,天下归一。第五世周章在武王分封诸侯时,获封吴侯(子爵),这意味着勾吴结束了“部落”身份,得以跻身诸侯。周章少子亦获封安阳侯,其驻地乃今无锡惠山区阳山(又名安阳山)。

此后,又有长达十三世吴王的历史,空无记录。直至十九世寿梦(执政时间:前585—前561年),历史才变得翔实起来。梳理650多年的古吴国历史,寿梦与阖闾(执政时间:前514—496),堪称吴国最出色的两位君王,也在无锡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强国的寿梦,争霸的阖闾,乃至并未登临君王之位却深受民间推崇的季札,都为这片土地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一、寿梦初霸 吴国始强

在“周章受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勾吴默然无闻,并无建树。《史记·吴太伯世家》对二世仲雍至十八世去齐只载有世系,而未明事迹。直至十九世寿梦继位,才有了“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的评价。可以说,寿梦是勾吴历史中后期一位有梦想有魄力的吴王。寿梦元年(前585)便效仿楚国改侯为王,自称“吴王”。寿梦元年,“初通中原”,赴洛邑(今河南洛阳)拜会登基不久的周简王,朝见天子,洛邑归宗,得到周简王的礼遇,其“吴王”身份也得到天子认可。

寿梦又拜访中原诸侯,学习先进,引进人才和技术,强军利器。寿梦之“称王”和“初通中原”具有重要意义。吴国肇始之初,僻处江南一隅,落后闭塞,难免陷于孤立。寿梦继位后的出访交流,开辟了吴国与中原诸侯交往的新时期。寿梦访周途经鲁国时,曾受邀观赏宫廷乐舞,这场观礼让寿梦深感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差距,感慨“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同时,也坚定了他跻身诸侯、同享尊荣的决心。他委派幼子季札出使中原各国,学习礼乐,成为“吴之习于礼乐者”,深化了吴国与中原诸侯的关系,吴国也由此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

寿梦二年(前584),楚大夫申公巫臣因获罪于楚,逃亡至晋,获晋景公重用。此时,晋楚两国自城濮之战开始,交战已50余年。申巫臣建议晋景公与吴国通好,联吴反楚。晋景公遂派申巫臣出使吴国。寿梦认为结晋有利于吴国称霸扩张,遂与晋结盟,由此获得人才与新式装备的输入。申巫臣率楚30辆战车至吴,教授吴军使用战车及排兵布阵之法,并让儿子申孤庸任吴国使臣,联络诸国。在申巫臣帮助下,吴国军事实力和外交水平快速提升,并确立了“西拒楚,南制越,北交中原”的国策。寿梦三年(前583),吴国使用兵车作战,先后打败郯国、巢国和徐国,并攻占楚国重镇州来(今淮南),导致楚国大臣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战争的取胜,使楚国东南部蛮夷部落纷纷倒向吴国,吴国“是以始大”,成为春秋后期抑楚扩张的主要力量。楚国为反制吴与中原诸侯的联合,多次攻吴。寿梦十六年(前570),在与楚将邓廖300甲士和3000精兵的对战中,楚军大败,邓廖也沦为阶下囚。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国驾城。此战的获胜使吴国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奠定了在未来诸侯争霸中的军事优势。

吴国的强大,制约了楚国北扩,也增进了各国间的交往。寿梦十年(前576),吴与鲁、晋、宋、卫等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会盟,共商联合抗楚大计,此乃吴国第一次与中原诸侯会盟。寿梦十八年(前568),吴遣大夫寿越赴卫国与晋、鲁、宋、陈、郑、曹、齐、薛等14国结盟。寿梦二十三年(前563),寿梦为扩大吴国在中原诸侯国的影响,邀鲁襄公、晋悼公、宋平公、齐国太子光等在柤地(今徐州邳县一带)会盟,盟誓互利互惠、互不侵犯。这些活动,都昭示了吴国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

寿梦在位25年,一直驻守梅里。对内积极引进中原文化,鼓励耕种,充实仓廪;对外联络诸侯各国,强兵利器,扩疆并城,国力日盛。寿梦二十五年(前561)寿梦去世时,吴国已成为可与齐楚抗衡的一方诸侯。

二、阖闾称王 雄霸中原

如果说,寿梦励精图治,“吴国始强”,那么阖闾则是率领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代雄主。公元前515年,诸樊长子公子光在伍子胥谋划下,通过刺客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夺得王位,史称“吴王阖闾”。为了“强国霸王”“安君理民”,他采纳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的建议,一方面构筑城池,强兵利器;一方面吸纳人才,采纳良策,任用子胥为国相,伯嚭为大夫,孙武为将军,“与谋国事”。随着吴国国力渐强,阖闾大胆称雄争霸,对内改革政体,鼓励耕种养畜,提升国家实力;对外,确立争霸目标,强兵利器,积极备战。他积极采纳《孙子兵法》《伍子胥兵法》 ,提高战术素养,打造精良武器,开始了争霸之路。公元前512年(阖闾三年)至公元前506年,吴国四次攻楚,四战四捷。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阖闾率三万远征军,大败楚国20万主力,获得完胜,并一举占领楚国都城郢都。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实现了吴王称雄天下的梦想。

位于无锡城西闾江口的阖闾古城,乃公元前514年阖闾命伍子胥主持修筑的吴城,元《无锡县志》载,阖闾城位于城西胥山、闾江处。伍子胥被夫差杀害后,将尸体裹牛皮抛入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是曰胥山。……今闾江有阖闾城,下有伍员庙。” 曰:“阖闾城建造主旨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伍子胥受命后,“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巧妙利用地形设计了阖闾城。史料载,伍子胥共筑城两座。闾江口的阖闾城,从战略角度看更多体现出军事要塞之功能。该城有三座陆门,城郭内有东、西两座小城,之间有城门连通。城内有阖庐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 。其中,西城为阖闾王宫所在;东城则为兵勇驻地和军备给养存放处。阖闾城外的龙山和胥山湾,皆筑有石城,另有“点将台”等军事设施,构成完整的阖闾城防御体系。考古人员在龙山上发现了一连串的石室土墩,构成一条残高约0.7米、宽约1米的“石包土”形式的石城,这正是保卫阖闾城的外长城。这座阖闾古城,1956年就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文保单位。2007年,江苏考古研究所对古城遗址进行勘察复查时,在原先划定文保单位的两个小城之外又发现了面积约2.94平方公里的外城城郭,故做出了阖闾城的最终认定 ,国家文物总局也将这一发现评为200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阖闾城遗址及其遗址博物馆

从泰伯奔吴,构筑“周三里二百步”的泰伯城,至阖闾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越绝书·吴地传》)的历史记载看,至少无锡曾经有过两座吴城。又据《吴地记》说该吴城“北通毗陵”,毗陵即常州,地处阖闾城北,位置也确凿无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称“闾江城为阖闾所筑”,并说明末清初“故址犹存”。因此基本可以认定,东至梅村,西达闾江,这一带是古吴文化的核心区域。

2008年9月10日,阖闾城遗址专家论证会确认,该遗址年代为春秋晚期,与阖闾时期年代相符。古城遗址有郭有城,西城内有完整宫殿群基础,规模、建制与春秋古城规制一致。古城有水门和陆门,西城内有建筑群落,城外有胥山湾和龙山石城,构成了完整的宫殿群和防御体系。阖闾城遗址地理环境及胥山、闾江等历史地名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阖闾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年代等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符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代表专家组宣布,无锡“阖闾城遗址”初步认定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的吴王阖闾的都城。2013年3月,无锡阖闾城遗址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国家《150处重点大遗址保护名录》。

三、勾吴中后期社会经济

勾吴中后期的纺织、制陶、冶铸等手工技艺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印纹硬陶、釉陶的基础上出现了青瓷,其制作工艺、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都有了长足发展,墓葬中出土的纺织工具和织机部件,都显示出其时纺织技术的改进提高。据载,吴公子季札出使中原时,便以绢帛、缟带为重要国礼。《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还记述了吴楚二女因“争桑”爆发战争,可见用于养蚕缫丝的桑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吴越交战,战败国也多以大宗葛絺作为战争赔偿,这些都表明当时手工纺织业已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

春秋后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鼓风炉得到改进,有效提高了炼炉温度,使得铸剑质量大幅提高。司马迁《史记》云:“吴钩越剑,国之重器”,“吴越宝剑,天下名重”,从出土于不同地区的吴王光剑、夫差剑、勾践剑等诸多宝剑看,历经两千多年仍寒光熠熠,锋可断发,甚至经千年泥水浸淫而不蚀不锈。传说干将莫邪为吴王阖闾铸剑时,以“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火焰白炽,“金铁乃濡,遂以成剑”。虽然,传说不乏夸张,但从考古实物亦可佐证,吴越之地冶铜和铸铁技术的确领先其他诸侯国。在各类青铜器中,吴地尤以兵器精美锐利、农具种类齐全而著称,其礼器、食器、酒器、乐器则借鉴融合中原(早期)、楚地(晚期)的工艺技术,以陶器的几何纹饰与铜器纹饰交互并用,并创制出薄胎、刻纹的独特青铜工艺,湛卢、纯钧、鱼肠、属镂等“吴干名剑”和铸剑者欧冶、干将、莫邪等因此而名播遐迩。

至春秋晚期,吴地已能炼铁并锻铁为器,青铜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对水利建设和造船、运输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夫差时,出于伐齐争霸和水利运输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沟通了太湖与长江、长江与淮河,这条邗沟对于南北交通和商业贸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吴地市镇在军事、行政功能之外,增加了商贸功能。史中,随处可见“吴市”的记载,虽然这一时期吴地市镇规模和集散功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城镇中琢玉、铸冶、纺织等手工作坊,陶瓷、青铜器、竹木器等专业集市,已形成繁盛的市廛人烟,孕育了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世俗文化。

这一阶段,以渔猎饭稻为生的无锡先民,显然在饮食方面变得讲究,烹调方面至少有了烧烤技艺。虽然历史文献中并无详实的食材与餐饮记录,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中都记载了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而吴王僚放松警惕被刺客专诸一剑夺命,竟然是为了一顿美味的“鱼炙”(烤鱼)。吴越战争结束后,范蠡觉察越王“可与共患而不可共乐处” ,弃官隐退,“乘扁舟浮于江湖” ,曾在蠡湖养鱼经商,后辗转于齐鲁,司马迁誉之“三迁皆有荣名” 。范蠡作为春秋时期的货殖专家,其经商之术和致富故事,对无锡影响身份深远。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就曾多次与同道谈论范蠡经商致富故事,云“尝思陶朱公,亿则屡中,非偶然也”,在经营中,他潜心研习“陶公商学”,据以“密察盈虚消长”,预测市场行情涨落,“颇有会通” 。福新后主王禹卿,亦称“概慕范大夫之为人,即师其货殖以起家,复效其散财以治乡”。1927年他在蠡湖旁择地建园,临湖布景,垒石凿池,三年建成,区名“蠡园”,“以濒大夫之名名之,示不忘也” 。王禹卿的妻兄陈梅芳,在沪经商发达后于蠡园西侧建“渔庄”,园名亦源自范蠡(渔父)在此养鱼著《养鱼经》之典。实业家薛明剑11岁就读私塾时便表示“此生愿学陶朱公”。诸多工商实业巨子好学勤思、事业大成,范蠡是为他们心中的商神与榜样。

四、勾吴后期人文特征

考察这一时期的吴地文化,一方面尚德诚信、勤政爱民受到推崇;另一方面蛮勇尚武和机智善谋结合成就了其时民风。

1.谦和诚信与爱民勤政

史界将季札这一时期的让王之举称为“后三让”,与吴地始祖泰伯“前三让”相提并论。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矣!”由此可见,季札和泰伯一样,是古吴时期道德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各种版本的史籍中,季札的博学宏远、高风亮节都被后世充分肯定并大书特书。

季札乃十九世吴王寿梦之幼子,也是姬光(阖闾)的叔父,因受封延陵(今常州、江阴一带),世称“延陵季子”。季札一生多次禅让君位,并以善外交、精礼乐、重承诺而见称诸侯各国,父亲寿梦十分欣赏季札出众的品德、才学和为人,欲直接将王位传与他,却遭到季札的婉拒。季札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其长兄诸樊即位后,虑及父亲意愿,改王位继承方式为“兄终弟及”,意欲王位最终传于季札。但至余昩(三弟)临终时,季札却隐于乡野而不出,再次拒绝王位。或许厌倦宫廷争斗的他早已无心朝政,决意“弃室而耕”隐居山野。虽然,因为季札的谦让,导致州吁(三弟余昩之子)继位,引发公子光(长子诸樊之子)不满,成为13年后“专诸刺僚”的潜伏因素,但季札的清健高远、淡泊志节仍令人钦佩。季子主张“好善而择人”,其“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廉让之行,终始若一” ,在史上颇受赞许。后世为其立嘉贤坊,两侧镌有“延陵世泽,让国家风”,且有联赞曰:“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

给季札带来无数美誉的还有“季子挂剑”“季子观乐”等典故。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载,余祭四年春,季札奉命出使鲁、郑、卫、晋等国。途经徐国彭城,受到国君徐偃王热情款待。徐君非常羡慕季札腰间精美佩剑,季子遂在心中暗许,出使归来时以剑相赠。一年后季札归途再过此地,徐君却已作古。季札专至徐君墓前,祭奠故人,怅然解剑挂于坟冢,以兑心诺。此举被后人传为美谈。徐国人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季子挂剑”的影响,在后世数百首诗词歌赋中可窥见其持久影响,吴地更直接以“季子故里,诚信之邦”为文化品牌,足见其影响之巨。

位于徐州云龙湖畔的季子挂剑台

季札被奉为道德高标,还源于各类撰述之记载。如《左传》中就载有季札以德服人、大义退兵的故事。公元前485年冬,楚王令大将尹子期率兵攻打小国陈国,陈求救于吴,吴派季札领兵相救。《左传·哀公十年》载:“冬,楚子期伐陈。吴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指吴君、楚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民,务德而安民。’乃还。”尹子期竟然被季札几句话所感动,随即也拔营而退,班师回朝。也许并非几句话的力量,而是季札其人深得各国尊敬,故而寥寥数语,晓以大义,便深深打动子期,从而避免了一场殃及百姓的战争灾祸。《吴越春秋》曾这样描绘季札:“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季札的“让国、观乐、挂剑、守仁、救陈”等故事对吴地影响久远,其谦让美德,诚信重情,识人知政,博学清言,摒弃世俗等德行,使之成为春秋时期少有的第一流人物。

阖闾是吴国史上最复杂、最难评说的历史人物。在尚未即位、成为吴王阖闾之前,姬光是一个壮志难酬、耿耿于怀的政治上的失意者。若非祖父寿梦希望传位季札,父亲诸樊改制“兄终弟及”,他作为寿梦长孙、诸樊长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者。然而,因为季札的让王,致使王位传给了州吁(僚),而阖闾偏又是胸怀抱负、志在必得之人,在漫长的隐忍之后终于爆发了。对阖闾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为夺权而谋划的两次刺杀。一次是专诸刺王僚,另一次是要离刺庆忌(僚之子)。虽然,夺回王位对姬光而言理由充分,但行刺并非光明之举,必然招致方家基于道德层面的谴责。《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吴越春秋》的记述比较客观,而附于《吴太伯世家》文末的“述赞”的归纳却是“光既篡位,是为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明显带有贬义。

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阖闾执政时期是吴国发展最快、也最辉煌的时期。自泰伯开吴,历经600余年发展,至姬光即位之前,吴国尚未成就一流强国。虽然寿梦时实现“初霸”,但吴国最终彻底摆脱楚国控制、疆域最大,乃至雄起东南、成为一代霸主,则无疑在阖闾时期。在阖闾执政的19年里,吴国书写了最辉煌的一页。阖闾不仅是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最善治国的君主,知人善用,治国有道,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筑城兴兵,招贤纳善,强军利器,使国力得以迅速提升;而且,阖闾还是一个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的君王,他“朝夕勤志”“恤民同劳”,在记录阖闾、孙子对话的《吴问》 中,阖闾明确说出“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的治国名言,历经数千年烟尘,此语仍熠熠闪光,极具历史意义。阖闾生活之节俭,《左传·哀公元年》也有记载:“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由此可见,即便是敌楚,在言及阖闾、夫差时,对阖闾也明确持褒扬态度。《国语·楚语下》也记载了楚国大将子西之语:“吾闻……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赢,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从上述资料看,阖闾确实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君王,不仅治国业绩赫然,个人品行也属一流,不仅构建了一个伟岸的君王形象,也进一步丰富了吴文化的精神内涵。

2.蛮勇尚武与机智善谋

司马迁在评价早期吴地民风时云:“吴人尚武”,同时亦认同“吴人多谋”。蛮勇好剑、轻死易发,与灵活机智、善于谋略,相互融合,构成了早期吴地文化的鲜明特色。早期吴人虽然尚武好剑,“重然诺、轻生死”,但“机智善谋”善与吸纳的文化性格已露端倪。在有限的历史记录中,从寿梦时向中原诸侯学习战车、弓弩,到阖闾时期接纳孙武《孙子兵法》,有着清晰的进取提升轨迹。在战略战术上,吴国尤其善于学习,融汇了齐国的兵学传统,晋国的车战技术,以及楚国的水战之道,从而形成了自己“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吴人兵法,从而在将士人数、装备水平并不算优越的情况下,凭借灵活智慧,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所向披靡。

无论是阖闾、伍子胥精心谋划的刺杀吴王僚,还是名留军事史册的柏举大战,从中都可窥见这一时期吴人的精明诡诈、善于布局的文化性格。而集战事智慧大成的《孙子兵法》可谓古代军事智慧的巅峰之作,从兵力、武器、阵法、到地形地貌、气候、气概、谋略,都演绎成克敌制胜的战争变数,灵活用兵,极尽变化,充分体现出机智灵活的高超谋略,在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吴国也因此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称霸一方。

早期吴人的灵活机智,很大得益于水环境的化育,四通八达的水,培养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善于进退的秉性。当时吴人已经非常善于造船、使船,阖闾时期所建造的“艅艎”,为三层楼船,长40余米,可乘员600余人,自江河可抵海上。长期水上生活和征战,培养了吴人善于观察、判断,灵活驾驶、机智转舵等习性,使之善于辨识环境,懂得适时调整航向,也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进退的群体性格。这种灵活机智的文化性格,优势十分明显,乃至后来弃武力、重智取,少封闭、善吸纳,舍死板、尚灵活,成为吴地人的群体禀赋。 NSKl3i4rORiuhSKMs2qzD/zp9lk/qvxNg3Bn86Whz9whLf1hCMnKlg3mjt2lla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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