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石器文化时期的文明

一、马家浜文化

距今7000—6000年分布在太湖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被称为“马家浜文化”，因在浙江嘉兴马家浜最早发现典型遗址而得名。迄今为止已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有五六十处，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南达钱塘江北岸，西到无锡常州。这一时期的无锡地貌，以平原和沼泽地形为主，并拥有大面积水域，原始聚落大多分布在临近河流湖泊的地形稍高的岗地、土墩上，根据所发现遗址的地形特征可分为土墩型、山坡型、地下型和湖沼型。

马家浜文化先民和同时期的河姆渡文化先民一样，都以农猎为生，既会种植水稻，也会利用兽骨制造工具，都使用骨耜种地、使用骨镞做成的弓箭打猎，都习惯用陶釜做饭，都喜欢用玦、璜、珠、管之类玉饰装饰自己。但两地文化有很大差别。马家浜文化的房屋是地面建筑，以木为柱，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柱础，墙壁用芦苇涂泥做成，以芦苇、竹席、草束盖顶。河姆渡文化后期也有这种房屋，但前期流行为干栏式建筑，木构件榫卯加工比较方正，说明工具比较先进、技术也相对高明。马家浜和河姆渡先民都用釜做饭，但前者用的釜腰间有一圈翘起的沿，故称“腰沿釜”，而河姆渡先民用的肩脊釜则在肩部有沿，随着时代发展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逐渐被鼎所取代，而河姆渡文化先民在鼎问世后仍使用肩脊釜做炊器。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虽然也用泥条盘筑法制作，但因使用了陶垫陶拍等工具，器形制作比较规整朴素。这一时期，虽已有玉珠、玉璜、玉玦等饰物出土，但数量极少，说明马家浜文化先民疏于人体装饰，人死后入殓也大多无随葬品。

马家浜文化的石器不仅数量多，且器形趋于定型，磨制也相对精细。并且，出现了石镞与网坠，印证了当时先民的滨水渔猎生活。马家浜文化先民也是我国最早栽培水稻的先民之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考古专家先后在苏南发现了多块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和水田灌溉系统，证实了6000年前这一带水稻栽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无锡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有十余处，如鸿声的彭祖墩，雪浪的庵基墩、洪口墩，新渎的庙墩上，江南大学校园内的赤马嘴，玉祁的芦花荡，江阴澄江的祁山村以及宜兴的骆驼墩等，都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原始聚落所在地。2000年，考古学家在江阴澄江的祁山村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大型原始聚落遗址——祁头山遗址，其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达到3—4米，现存面积在7万平方米以上，出土了造型独特的以筒形平底四腰沿釜为主要代表的器物群，是环太湖流域保存面积最大的原始聚落遗址之一。随后，考古专家又在锡山鸿声的彭祖墩、北周巷，宜兴的骆驼墩、西溪，江阴花山、佘城等遗址发现了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显示出以祁头山为代表的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文化的独特风貌，因此有专家建议将其独立出来称为“祁头山文化”。

如果以古淞江为界，其南面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数不足1/3，北面的却占2/3强，但南部遗址的碳-14年代数据比北部遗址的数据要早1000年左右。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析也证明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集中分布于南部的杭嘉湖平原，桐乡罗家角遗址下层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年代最为久远；而北部太湖平原的遗址普遍属于晚期，江北海安青墩遗址下层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年代最晚。其分布呈现出以杭嘉湖平原为中心、越向北时代越晚的特征，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马家浜文化从南向北的空间推进迁徙特征。因杭嘉湖平原稍高于太湖平原，在冈身 尚未形成之时这里的环境更适合人类生存，因此杭嘉湖平原便成了马家浜文化成长的摇篮。到距今6000多年前海岸线大致稳定在冈身一带，早期海侵的影响逐渐消失，虽然湖沼面积仍比现在要大，但平原上树木茂盛，有许多獐、鹿、野猪等林栖性动物和麋、水牛等喜湿性动物和鱼、龟、螺、蚌等大量水生动物，环境变得适合进行原始农业和渔猎采集，于是马家浜文化先民便在太湖平原得以繁衍开来。

山清水秀、谷深林茂的宜兴，因其美轮美奂的陶瓷艺术，赢得了“陶都”的美誉，陶文化也成为宜兴鲜明的城市名片，宜兴的制坯烧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7300年前。2001年，宜兴新街镇唐南村的骆驼墩出土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器，揭示了宜兴先民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烧制陶瓷的历史。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填补了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的空白，使环太湖史前文化不再留有空缺。

宜兴骆驼墩遗址，发现于70年代，考古专家于2001年11月—2002年7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在1309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墓葬52座，瓮棺39座，灰坑5座，房址3座，大型贝壳类堆积遗址1处，祭社遗址4处。丰富而又独具特点的出土遗存，为研究太湖西部先吴文化提供了新材料，也逐渐还原出马家浜文化的一种新类型。

作为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宜兴骆驼墩是一处高出地面约15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土岗。可见，当时身处多水泽国、沼泽成片的古太湖区域的无锡先民，已经获取了择高而处的生存智慧。今天的鸿声彭祖墩、新渎庙墩、葛埭桥庵基墩均散落着这一时期无锡先民聚落的遗迹，无一不是地势高爽的土墩。不仅如此，先民屋内的居住面也留有被砸实烧烤的痕迹，平整而具备防潮功能，房基铺设有多层垫土，以使房屋高出地面，利于散水。密集的建筑柱洞，大致可见房屋呈现出不规则的椭圆形或方形，有的房址门前还有宽敞平整的螺蛳壳铺筑的活动场地。而宜兴西溪遗址的房址，平面则多略呈圆形，其建筑形制据推断多为干栏式。从这些马家浜文化原始聚落的房址遗迹看，当时的无锡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造房技艺，用木架搭建框架，以竹苇、木棍、稻草为基底，再抹泥成墙，以草束盖顶，筑成朴素而不失温馨的茅屋。

这一时期，无锡先民在渔猎之余，已初尝锄耕农业，兼营饲养家畜。从出土生产工具看，先民们使用的石器种类和数量在时间推移中不断增加，至马家浜文化后期，穿孔石斧的使用已很普遍。先民使用经过磨制的斧、锄、锛、刀等农具和木头、兽骨做成的耒耜挖掘土地，开垦农田，种植稻谷。农业的发展开始改变吴地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资料的来源逐步从采集过渡到种植农作物，从而逐渐走上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

陶器，作为远古时期先民的一种生活用具，最直接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生业和生活习惯。宜兴骆驼墩遗址的地层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尤其是以平底釜为特色的器物，构成了骆驼墩文化遗存的独特内涵。鼎、豆、钵等陶器的大量出土，佐证了日常生活用具的灵活运用和普遍生产特征。以红衣陶为例，其器表光滑、结构致密，日渐精湛的技艺将红衣陶打磨得日益精致，仿佛预言了宜兴这片土地与陶文化日后的不解之缘。

墓葬作为史前环太湖地区遗址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形制与规格、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即便于同一时期仍会有所差别，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和贫富程度。但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各墓葬的出土器物来看，其随葬品的数量一般都较少，质量也相差无几，与早期水平低下的生产力相契合。但到了二期晚段，马家浜文化各墓葬之间开始有了明显差距。由此不难推断，马家浜文化经历了由均质化向出现贫富差距转变的社会形态变化。

吴地漫长的制陶历史，孕育了丰厚独特的陶瓷文化，古老的陶瓷传说和陶瓷生产习俗流传至今。而以纯粹平底釜为特色和代表的骆驼墩文化遗存，像一颗善良的明珠璀璨于太湖西岸，正式开启了无锡的史前文明。

二、崧泽文化

清代乾隆时期无锡进士杨莲趺有《竹枝词》曰“太保墩前仙女墩，清溪溪畔百花村。”秦瀛《梁溪竹枝词》也有“水仙墩外碧波平，仙女墩前杨柳生”的诗句，诗中所云仙女墩，也称“仙蠡墩”。王永积的《锡山景物略》 述其墩名由来曰：“名仙女，从西施名；名仙蠡，从范蠡名。”相传战国初年，越国大夫范蠡助越胜吴后功成身退，偕西施泛舟五湖时曾于此泊岸驻留。这片梁溪古墩，乃崧泽文化时期的吴地先民择居繁衍生息之处。赤膊跣足的先民依梁溪河而居，种植水稻、猎牧禽畜、采集蔬果、纺织葛麻、琢玉制陶，以原始朴拙实的生存状态揭开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文明的序幕。

仙蠡墩位于城西梁溪河北岸，是一个高出地面1.5米至7.2米的大型椭圆台地，乃无锡古城内外已发现的最早的先民聚居遗址。土墩分上下两层，下层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厚达2米的文化层，说明该墩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次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的许多石器、陶器，还发现了原始住宅基址以及稻壳堆，由此确认了仙蠡墩曾为5000多年前无锡先民的原始聚落。

原始先民的房屋遗址，集中在仙蠡墩中心偏北的地方。考古专家通过发现的一些木炭痕迹和红烧土块，推断出了当时房屋建筑的堆积遗址。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地面经火烧干，南北西三面发现有直径约11厘米的木柱遗迹，但房的墙壁及屋顶已无痕迹。此时的无锡先民不仅已懂得择环水而又高爽的台地聚居，更能够根据所处的地势环境布局自己的居所。

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大量曾被使用过的工具类石器和残余的稻壳堆静埋于遗址之中，还原了其时无锡先民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廓线挺直、器表光洁、刃口锋利的石制工具，为世人描绘出原始先民颇具规模的水稻种植图景——先民们制作并使用磨制光滑的穿孔石斧、方柱型石锛、石刀和石凿等石器伐木垦荒、开田植稻，待收获之季，便用上长方形双孔石刀收割稻穗。石器的制造水平、精细的分工用途，展示了崧泽文化时期的无锡先民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耕作方法上已经完全进入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此外，仙蠡墩遗址中矛、镞等工具的减少，显示出狩猎在先民们以农为主的定居生活中已退居次要位置，而陶纺轮、陶网坠等精心编结的渔猎工具，则将捕捞水生动物纳入无锡先民的生活方式之中。

考古学认为，“在以陶器为主要生活用具的时代，陶器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符号意义，是文化、人群的界定标志。” 仙蠡墩出土的夹砂红陶鼎鼎身上部是陶釜形状，鼎上有盖，下面以三只扁足而立，底部有火烤烟熏痕迹，不仅可知先民已开始食用熟食，也说明了先民群居的特点。此一时期的制陶技术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也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器类造型增多，制陶方法也从纯粹手制开始转变为慢轮修整，甚至有的陶器可能已是轮制或模制。作为典型代表的夹砂红陶鼎，其陶胎中掺和了砂粒和蚌壳粉粒作为胚料，以此提高陶器耐热急变的性能，进一步印证了先民烧煮食物的饮食文化。盛贮器的红陶罐、盆、豆等，更具鲜明时代特色，其胎质有夹砂、泥质两种，陶器器壁均匀、器形规整，表面压划弦纹和勾连的缠索纹图案，以及玲珑剔透的附加堆纹和镂空装饰，都展现出那个时代朴素的审美。

墓葬所承载的人，是考古文化学最基本的一个构成单元，墓葬文化折射出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墓葬之间的等级差别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崧泽文化时期，先民间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大——有的墓葬出土器物可过半百，有的小墓仅有一件或数件随葬品，很多墓中甚至根本没有随葬品。不仅如此，不同形制、规格的墓葬之间分界明显，可以推测，崧泽文化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社会分层现象。而上层建筑的变革也进一步印证了崧泽时期吴地物质生产力的进步。

远古的传说、沉寂的遗存，显示出崧泽时期无锡先民的生活状态和农耕文明。比之前代，崧泽文化先民更善于装饰陶器，也更喜欢用玉石饰物装扮自己。在崧泽文化的饰物中，璜多玦少，此二物男女皆可以佩戴。璜是一种拱桥形、半璧形或半环形的扁平玉片，两端有孔，穿绳后可作为饰物佩戴于胸颈部。玦是一种带缺口的小圆环，缺口一般外大内小，正好可以夹住耳垂，是一种耳饰。

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县（今青浦区）崧泽遗址而得名，与马家浜文化有着相同的分布面，其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今苏锡常至青浦一带，这里正是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址的分布区，其绝对年代为距今6000—5300年，和马家浜文化地域重叠，文化内涵也和马家浜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崧泽文化虽然由马家浜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但马家浜文化典型器物与习俗并没有被崧泽文化先民全盘接受，而是在发展演变中逐渐发生嬗变。崧泽文化虽脱胎于马家浜文化，但并非简单承袭，而自有新的面貌。后者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其次是因为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发生了变化。

崧泽文化的骨器数量明显地少于马家浜文化。由于骨料质地软于石料，加工相对容易，而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比重较大，骨料来源比较丰富，因此骨器众多被视为技术水平低下和狩猎经济发达的标志。在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骨器的数量常占工具总数的2/3左右，但崧泽文化的骨器很少，石器数量却很多，有的墓穴中随葬石器多达八九件，这说明石器的用途不仅满足活人使用，还被用于死者的陪葬。崧泽文化的石器一般都经过通体打磨、薄而规整、制作精细，且普遍采用穿孔技术，制作技术较之前有明显提高。

崧泽文化的石器主要有斧、锛、凿三种工具类型。石斧皆有孔，穿孔石斧比无孔石斧更利于绑扎斧柄，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工具。锛和凿均为长条形，形制相近。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原始石犁，形体很小，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犁。崧泽文化的陶器中也有以稻草和谷壳作羼和料的，可知当时稻作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由于家畜业的快速发展和渔猎经济地位的下降，崧泽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渔猎工具数量明显减少，但海安青墩等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仍较多，说明不同地区先民的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差距。

崧泽文化的制陶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由于采用了慢轮修整，器形做得更加规整。灰黑色陶器比例增加，说明陶窑结构得到改进，烧制技术明显进步。崧泽文化陶器的造型丰富多彩，有20％的陶器采用各种纹饰、镂孔和彩绘进行装饰。陶豆的造型尤其丰富，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造型，不象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那样风格单一、朴实无华。

由于生活习惯的变化，马家浜文化流行的器形淡出、乃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盆形鼎、镂孔圈足豆、瓦棱腹壶、折腹罐和花瓣式圈足器等新器型。作为炊器的釜已完全被鼎所代替，晚期还出现了甑鼎结合的甗。甗是用来蒸饭的蒸锅，说明崧泽文化先民已经懂得利用蒸汽熟化食物。崧泽文化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陶罐。作为盛器，陶罐的增加表示需要储藏的物品增多，食物变得丰富。陶器中还有许多造型各异的陶壶和陶杯，壶与杯的组合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饮酒，但崧泽文化先民是否已会酿酒，还缺乏直接的佐证。

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一种亚腰形穿孔石斧，石斧打磨得非常扁薄，就称为石钺。石钺和石斧的形状和安柄方式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石钺更扁薄而石斧相对钝厚。因为石斧是用于砍伐树木的工具，伐木主要利用两侧斧刃劈开木头，所以斧面夹角较大，不必锋利但需厚重；而石钺是用于斩杀的武器，必须锋利，故钺面夹角要小，因而形体扁薄。石钺是一种从工具中分化出来的一种专用武器，它的大量出现说明社会暴力与权力斗争都增强了。不过，石钺在崧泽文化时期才刚刚出现，到良渚文化时期它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石器，葬俗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家浜文化流行头向北的俯身葬，后期出现了头向北的仰身葬，而崧泽文化却盛行仰身直肢葬，头向也从向北逐渐转向以东南为主。远古时期，死者葬式与头向都有特殊含义，反映了某种观念或意识。文化观念相承一般葬俗不改，而像崧泽文化那样大规模、有规律地改变头向与葬式，却极为罕见。原因为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随葬品不多，一般仅为几件日用陶器，少数墓穴中有工具，而崧泽文化墓葬的随葬品明显增多，生产工具所占比例也较大，少数墓中还用猪颚骨或鹿颚骨作为随葬。这些变化说明崧泽时期私有财产有所增加。据崧泽墓地第二次发掘资料统计，崧泽中期的随葬品，平均男子4件、女子9件、儿童6件；晚期男子5.5件、女子4件。贫富差别不算严重，男女陪葬物也无太大差别。但2009年张家港东山村的崧泽文化墓地却是特例，90号大型墓中出土了5件大型石钺、2件大型石锛、19件玉器和26件陶器；92号墓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最大的一座墓，出土陶鼎、陶豆、石锛、石钺、玉镯、玉璜、玉串饰等随葬器物共43件。高等级墓葬与同时期小墓的分区埋葬，反映了其时社会等级分化已经形成。

崧泽文化早期墓葬和马家浜文化时期相似，随葬品不多，种类亦不固定。但从中期开始，随葬品出现了鼎、豆、罐、壶的完整组合。鼎、豆、罐、壶炊煮饮食器具的成套陪葬。首先，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为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亦如生前一样饮食起居。《左传·哀公十五年》云：“事死如事生，礼也。”这种观念，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现端倪。其次，有规律的陶器组合大量出现在墓葬中，说明这已成为一种为众人所遵循的习俗，而习俗被制度化以后就是所谓的“礼”。《说文解字》所说“礼，履也”正是此意。夏商时代墓葬中都有一定的礼器组合，西周时又进一步发展为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而礼制的滥觞在崧泽文化中也已经可以窥见。再者，崧泽墓地的97座墓葬中，88座有随葬品，说明这一习俗已成为氏族规矩或习俗。崧泽文化先民的陪葬物多为生活、生产实用器具，因活人也需要，因此墓葬中数量并不多，拥有完整鼎、豆、罐、壶组合陪葬的只有48座墓。从中可见崧泽文化时期生活资料供需、分配并不均衡，且已出现贫富差别。

三、良渚文化

经过湿热的崧泽时期以后，吴地气候转为干凉。孢粉分析表明距今5000—4000年长江下游地区山地的常绿阔叶树已被阔叶落叶和针叶混交林所代替，平原上水生植物显著减少，适宜干凉环境的菊科植物大量增加。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变化地表水域面积缩小，许多中小湖泊那时都变成陆地而成为人们的活动场所，因而在阳澄湖、昆成湖、龙滩湖、淀山湖、九里湖、澄湖、滆湖、太史淀、陈墓荡等中小湖泊底部，考古学家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和遗址。

太湖的湖底十分平坦，基底层为4—6米厚的黄土，上层是0.6—0.8米厚的近代沉积物和淤泥，太湖平原平均高程为3米，良渚文化层的埋深一般为2米，也就是说，良渚时代的地面高程与今湖底高程基本相等，太湖或许比现在还要浅。水最浅时可能只留几条泄水河道和少量沼泽，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能从苏州西山至无锡马迹山一带的太湖湖底及东太湖、石湖湖底发现良渚文化遗物的原因。水面缩小，湖底出露，无疑扩大了先民的生存空间，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约低2度，较为适宜水稻生长，良渚文化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良渚文化因最早发现地浙江余杭县良渚镇而得名，现已发现遗址500多处，数量远超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之总和。据碳-14年代测定，良渚文化上限为距今5300年，下限为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年代相连接、分布面重合、文化层叠压、习俗大体一致、容器类型和工艺技术也前后相继，由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的脉络清晰可寻。良渚文化时期可谓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最发达、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周礼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磺礼北方”，玉器作为祭祀、朝拜、交聘、军旅等礼仪活动的重要用器，自远古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形如铠甲、金丝相连的金缕玉衣的出土，更让世人惊叹远古独特的玉殓葬文化。《周礼》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殓尸。”玉敛文化可追溯至马家浜时期，而玉葬习俗则始于良渚文化时期，位于江阴璜土镇石庄大坎村的高城墩遗址便是极好的证明。

江阴高城墩遗址为人工堆积高7米的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时期一处布局严谨、构筑严格的大规模高台墓地。1999—2000年在考古发掘的近1157平方米面积中，发现了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14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232件（组），其中琮、璧、钺、锥形器、珠、管等玉器多达155件，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殓葬。2000年5月，高城墩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2年9月28日，作为江苏省第一座墓葬遗址陈列馆在原址建成开放，7座墓葬原貌得到复原，通过这些丰富的葬玉，人们亦可窥见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先民的生活、生产都有了飞跃式发展，因而被誉为“东方文明之光”。

与马家浜文化遗址和崧泽文化遗址的零星分散不同，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数量也远超过前者。此时的先民聚落分布由点成线，由线成面，逐渐汇聚成中心聚落和围绕中心聚落的聚落群，生存和生活空间大大拓宽，最大的遗址面积甚至达到30万平方米。无锡最早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有环湖路七号桥、锡山东 、金城湾，江阴石庄高城墩、西郊璜土 、夏港璜塘河，宜兴的骆驼墩、铜峰沧浦等处。这些遗址的房址遗迹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除了承袭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地面式房屋建筑的传统外，还出现了建造在地势低洼的沼泽地带的干阑式建筑——以桩木为支架，上面设梁以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座，再于此上立柱、梁，架屋顶。这一设计不仅能够防潮，还能防止虫蛇野兽的侵扰。

大型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新式农具的出土，也有力印证了良渚文化时期吴地农业的发达，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由锄耕农业发展至犁耕农业。犁耕农作方式，不仅节省劳力、提高工效，还能有效改变土壤结构。千、木桨的出土，则表明罱取河泥、积肥施肥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可见，无锡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不断探索中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手工业开始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一时期，由于掌握了控制窑内气氛和烟熏渗碳的方法，烧制出了一种陶器表面光亮、呈漆黑色金属光泽的“黑皮陶”。此外还有部分夹砂红陶，主要用于鼎和瓮制作。又因陶器生产中已普遍使用快轮技术，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规整，质地细腻，胎壁匀薄，器表装饰大量运用镂刻技巧。锡山、江阴等地出土的陶器，不但数量大，种类多，且造型优美，器表多有彩绘或镂刻花纹，既有形态生动逼真的鱼鸟花草等动植形象，也有线条纤细繁复的几何形图案，在工艺和技艺上甚至可与现代轻工业产品中的陶瓷工艺品相媲美。

良渚文化陶器种类繁多，圈足器和三足器更加发达，贯耳和阔把陶器使用很多，典型器有鱼鳍型足和丁字型足的鼎、竹节细把豆、贯耳壶、长颈鼓腹圈足壶、大圈足盘、三实足盉，以及折沿簋、宽把带流杯、圈足尊、袋足鬶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器型。从最常见的鼎、豆、罐、壶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经由崧泽文化的同类器演变而来，但结构更加合理、造型更加优美。

良渚文化的石器十分发达，数量很多，种类复杂，打磨也非常精细。良渚先民已掌握了管钻技术，故石斧上都钻有孔洞。新出现的台阶形有段石锛是一种新型的锛，既利于绑扎，又坚固耐用。石犁的数量很多，长度在20厘米以上，比崧泽时期的石犁大了很多。收获工具有石镰和半月形石刀，还有两种新式石器，一种为曲尺形，另一种为两翼形，许多学者认为前者是斜柄刀，后者是耘田器或耜冠。众多精制的农具都折射出良渚时期农耕技术的进步。

由于气候干凉，地表水源短缺，良渚先民不得不大量取用地下水，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水井。在江阴的横塘 、吴县澄湖、吴江梅堰、昆山太史淀等地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井内还有用圆木剖挖而成的井圈，数量多且结构先进。井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河流的羁绊，有效扩大了生存空间。虽然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用四层圆木圈构成水井，但深度不过1.35米，实际上只是加固的蓄水坑。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蓄水用的土井，到了良渚时期，水井技术才得到广泛的运用。

农业的进步，使良渚先民可以不必为获取生活资料而将全部人力用于耕作渔猎，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专门从事手工业，从而使手工业得到飞速发展，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相比，吴地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用竹木加工制作器物在太湖地区有悠久的传统，到良渚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各遗址中都出土过大量竹木器。木器大都用圆木剖挖砍削而成，有盆、桨、杵、锄头、千篰、扉门等，竹器有竹篓、竹篮、谷箩、簸箕、竹席、竹绳等，使用的竹篾经过刮光、均匀细腻，编扎紧密、做工细致，有人字纹、十字纹、菱形格、梅花眼等不同纹样，审美水平和制作技艺都有提升。髹漆在太湖地区也有悠久的历史。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都发现过涂漆木碗和木器，良渚时期髹漆技术更加圆熟，各地遗址都出土过涂漆陶器、木器。

纺织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堪称精湛，细麻布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厘米20—30根，与现代的细麻布相当；还出土了丝带、丝线和绢片，绢片的经纬密度达到了每厘米48根，丝带宽0.5厘米，由10股丝线编制成，每股丝线由30根单纱捻成，纱绢的原料经鉴定为家蚕丝。

最能体现良渚先民高超技术与工艺水平的是琢玉业。良渚玉器的种类繁多，除了先前就有的璜、环、镯等玉器以外，还有琮、璧、钺、管、珠、坠、带钩、锥型器、柄端器饰、各种形状的佩饰和穿缀镶嵌饰件等二十余种。目前已发现的20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中，玉器几乎无墓不出。

江阴高城墩遗址墓内出土的扁平圆形玉璧，中间有圆孔，表面光素无纹，通体精磨抛光，工艺精湛。造型为短方柱体的玉琮，外方内圆，表面用减地浮雕和阴线雕刻的方式勾勒出人面纹和兽面纹图像，纹饰繁缛，细若毫发，富于神秘色彩。此外，高城墩还出土了象征氏族首领权力的玉钺和雕有兽面纹的玉锥形器，其象征意义与历代天子之印玉玺一脉相承。良渚玉器的造型、装饰布局以及各式纹样，开启了后世器物造型和装饰构图的风气之先，特别是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影响深远。事实上，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无锡先民已经能够制作一些小型玉饰品。至良渚文化时期，制玉业已成为当时氏族部落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出现了玉璧、玉琮、玉镯、玉坠、玉珠串饰等20多个品种。良渚玉器品种繁多，雕琢精美，其制作流程，从材料开采、搬运、开料，到制坯、钻孔、雕琢、抛光，每道工序都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玉工，琢玉匠师必然已成为一个独立职业，社会分工现象已然出现。玉器制造是良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是以璧、琮为代表的玉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后世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良渚文化先民已掌握了高超的钻孔技术，他们能用管钻法在大型玉琮的中心钻出长达几十厘米的深孔，也能在玉珠玉璧上钻出孔径只有1毫米的细孔，有的透雕玉佩是用钻孔连接制成的。良渚先民还能用减地浮雕、镂空钻雕或阴线细刻等手法在琮、佩和锥形容器等玉器表面镂刻出精美繁缛的纹饰，纤细的线条可精微到只有0.1—0.2毫米。当时金属工具尚未问世，良渚先民用的是石英砂、鲨鱼牙齿或燧石制的钻头与雕刻器来加工玉器的，用这样简陋的工具加工玉器，费时费力可想而知，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式样之繁、质量之精和纹饰之美令人折服，而能如此具有想象力和高超制作技艺，更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在同时代各新石器文化中堪称鹤立鸡群、异峰突起。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良渚文化时期各部落的生产有了剩余，私有制开始出现，集体生活渐趋瓦解。这一变革直接反映在大小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惊人悬殊。这种悬殊，既是社会贫富分化剧烈的具体反映，也是社会财富积累与高度集中的真实写照。而这个变革的标志，就是王权与贵族阶级的世袭制出现——社会财富集中在了氏族的显贵阶层，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领地位，在部落联盟之上建立起新的政治实体，形成了“隐现的国家雏形”。至此，无锡地区踏出了迈向文明时代的步伐，开始由部落向国家、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四、马桥文化

正当江南大地被初露的文明曙光照耀之际，一场毁灭性的洪水灾害席卷太湖平原，太湖流域顿成汪洋一片，良渚文化时期所创造的辉煌财富几乎被冲刷殆尽，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也被迫逃奔他乡。到距今3500—3000年，即夏代至商代晚期，无锡地区才出现了新的聚落遗迹，这便是马桥文化时期。马桥文化的C14年代数据有2个，分别为3730 ± 150年和3114 ± 120年；热释光年代数据有5个，最早为3470 ± 382年，最晚为2890 ± 318年，据此可以确认马桥文化时期大致与商代相当。

马桥文化时期，吴地先民依然保留了“择高而居”的习惯，位于无锡南门外的许巷遗址，距崧泽文化时期的仙蠡墩遗址仅有数百米的距离，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除许巷村遗址外，位于江阴市云亭镇花山佘城遗址更具规模，乃迄今太湖流域发现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一座马桥文化古城遗址。佘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有高出今地面7—8米的城墙，墙基基本保存完好，墙外有护城河遗迹。花山遗址位于佘城遗址西部，与佘城遗址是城与郊的关系，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城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见，马桥文化时期的无锡在大洪水造成的断代之后，再次开启了向文明时代进发的历程。

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断档期，长达约500—700年。因此，与之前不同文化阶段之间具有明显继承关系不同，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显得十分微弱，生产力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时期发达。洪水造成的荒芜，使稻作农业再次与渔猎业结合在了一起。佘城遗址出土了青铜镞，许巷遗址出土了石戈，花山遗址出土了石镞、石网坠，这都说明了当时捕鱼、狩猎的盛行。一方面，农具的“倒退”使农业无法保证先民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江南地区水丰林茂的自然条件变得适合渔猎，因此直至汉代，江南地区仍是“以渔猎山伐为业”。

这一时期，制陶业依旧是先民重要的手工业，其制作方法多采用原始泥条盘筑法、拍打、轮修和拍印纹饰。许巷遗址出土的鸭形壶和凹底印纹陶罐，是马桥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除此之外，马桥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夹砂陶、泥质陶、黑皮陶和原始青瓷器等，其中夹砂红陶最多，器形则主要有釜、鼎、豆、罐等。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而陶器的表面除了拍印本地流行的叶脉纹和梯格纹外，还出现了仿中原青铜纹饰的云雷纹。从这些马桥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分析，其纹样、造型吸纳了良渚文化、江山肩头弄文化、湖熟文化和中原夏商文化的多种文化元素。

马桥文化的陶器有三大类型，器类、造型、纹饰各不相同。其一是夹砂红陶，占25.9％，多为炊器，如鼎、三足双腹束腰甗及圜底釜；其二是泥质红陶，占41.1％，数量最多。因烧结温度不同，陶器呈色和硬度不一，火候高的成为质地坚硬密致的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则很为少见。主要为盛食器，有折沿弧腹罐、高颈罐、折沿弧腹碗、敛口带把杯、鸭形壶、鸭形尊等，这类陶器特点均为凹底，通体拍印几何形纹饰，如叶脉纹、席纹、方格纹、云雷纹、篮纹等。其三是泥质灰陶，少量着黑色或黄色陶衣，比例占33％，均为平底或圈足器，器形有簋、豆、尊、觚、觯、瓦足盘、袋足盉、澄滤器等。器表为素面，多半在肩腹部压印一圈云雷纹或鱼鸟纹，印纹的做法与风格和第二类陶器判然有别。

马桥文化初期，青铜制造业开始起步，出现了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从马桥遗址第四层发掘的3件铜刀、铜镞，以及从花山遗址出土的冶炼青铜块，都表明在中原青铜技艺传入江南之前，这里已能冶炼青铜，标志着江南地区在马桥时期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其中，从佘城遗址出土的镂空弧刃青铜锛，工艺精致，显示了较高的青铜铸造技艺。吴地先民利用本地资源铸造出的青铜器，一方面在其形制、纹饰方面受到中原青铜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独具太湖流域的风格。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早期青铜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打磨”之后，至吴越争霸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已名列全国前茅，所铸“吴钩越剑”更是被中原诸侯各国视为至宝。吴地青铜器发展如此迅速，让人不得不佩服马桥文化先民惊人的模仿力和创造力。

马桥文化先民已经有了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但他们使用的主要工具仍是石器，种类有翘刃石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犁、斜柄三角形石刀、厨式石刀、半月形石刀、石镰、石矛、石镞等等。石器一般制作得比较粗糙，往往残留较多的打琢痕迹，不像良渚文化的石器那样通体打磨得非常光洁。

从无锡地区马桥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看，这一时期的器物制造，除了具有本地特色外，还吸纳了中原商代文化、东南古越文化和邻近宁镇地区土著文化的元素。与此同时，包括无锡在内的太湖地区以璧、琮为代表的玉文化和印纹陶文化也在北传，影响着商周文明。可见，其时太湖流域与中原地区已有尝试性文化交流，先吴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亦有不可磨灭的印记。

断发文身、琢玉制器，一直被视为先吴土著文化的两大标志——“蛮”与“礼”，二者在先吴时代已然交汇，碰撞出了智慧与文明的火花，静候着历史性的“引燃”。时间长河带走了锡地的原始样貌，幸而留下遗存掠影，得以管窥远古的千秋故事，领略这片土地前世的独特文化魅力。

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消失是吴地历史上的一桩悬案。考古学家认为“从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显然是起了一个突变”， 但人们又都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去向要到马桥文化中去找。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每个地区的文化，总是由当地先民首先积淀形成，却忽略了先民的迁徙、流动和文化的分化整合。虽然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是同一地区前后相继的文化，但事实上它们并非一脉相承。马桥文化并非直接从良渚文化演进而来，因此良渚文化因素在马桥文化中只有次要作用，作为马桥文化主体的几何形印纹陶和硬陶、原始瓷这些文化因素更多来自远方。

江南地域广大、地形复杂，众多的河流和连绵的丘陵把广袤的江南分隔成多个以湖泊河流冲积平原为中心的自然区域，这些为地形所分隔的区域也自然地成为文化区域的分野，各个区域几何形印纹陶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时间有先有后，特点风格也有不同。有学者根据各地印纹陶遗存的不同面貌将其分为赣鄱、太湖、宁镇、湖南、岭南、闽台和粤东闽南七个区域。几何形印纹陶在这七个区域中出现的时间和发展的速度有明显差异，赣鄱和闽台出现最早（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也最快，至商代后期达到鼎盛；而太湖、宁镇地区此时才刚刚起步，到西周时才达到鼎盛。

马桥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数量占40％左右，除了叶脉纹、席纹、方格纹、回字纹、云雷纹外，还有更为复杂的组合纹样，这说明马桥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技术已相当成熟，但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却未见类似赣闽地区那样的早期印纹软陶，说明这种文化因素并非源自本土，硬陶和原始瓷也非太湖地区固有的文化因素，而是源于赣鄱地区。有专家认为，马桥文化先民虽然是江南土著中的一支，但与赣鄱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太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之间虽有大片山地阻隔，但从金华、衢州到上饶、鹰潭却有一条天然通道将两大平原连接在一起，这条通道也许就是从鄱阳湖平原通往太湖平原的“印纹陶与原始瓷之路”。 因此，马桥文化的印文陶才有了迥异于良渚文化的新样貌。

2016年，宜兴下湾发现大片古人类生活遗址，10月考古队正式开展调查勘探。考古发现，这一地块存在三处古文化遗存，由西向东依次为A区（面积约3700平方米）、B区（面积约6500平方米）、C区（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延续时间长度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骆驼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包含了商周、汉、六朝、唐宋、明清各时期的遗存。经过8个月的科学考古，共计出土各类文物1300余件，成果极其丰富，为研究无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聚落布局及弥补古代文献记载之不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尤其是下湾遗址聚落中的生活、生产区和墓葬区严格划分，且墓葬区独立规划于山顶的葬俗，乃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中的首次发现。下湾遗址土墩墓葬，尤其是一墩多墓的埋葬形式，将学术界对土墩墓起源的认识提前到了新石器时代（提前1000多年），对研究人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