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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洲，这个扬州历史上因运河而绚烂至极的重镇，一度成为大运河沿岸最炫目的渡口，却在晚清交通工具的巨变中，谜一样悄然随波逝去。今天，古老的运河依旧流淌，只是瓜洲已不再是当年“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的重镇，没有了“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的繁华。
运河逝波，古镇浮沉，瓜洲古镇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去解：那个距今近一千年前的夜晚，政治失意的北宋宰相，望着瓜洲渡口，钟山明月，怀着怎样的落寞吟咏“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诗句；那个距今五百年前的早晨，心中绝望的青楼女子，看着瓜洲波涌，江心云暗，怀着怎样的悲愤“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漕运、盐商、情感……匆匆合上的古代大运河历史幕布，遮住了瓜洲古镇太多的鲜活人物与运河往事！
瓜洲古镇，是扬州古镇的文化符号，就在这个符号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运河古镇名字：邵伯、湾头、高邮、真州、界首……
扬州古镇文化资源丰厚，与国内其他著名古镇文化资源相比，具有诸多共性特征，如经济富庶，文化底蕴深厚等，但是，较之北京、开封、西安等典型的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古镇，除了经济的富庶，更多一份江南特有的诗文氤氲的浪漫气息；较之江南的苏州、金陵等地区的古镇，除了诗文氤氲、崇尚奢靡、教育发达的特点，更多了一份历史冲突中演绎的儿女悲情。
这种“亦南亦北”的特点形成，从根本上说，源自扬州地理区域位于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的边缘地带，江南文化的精神足以辐射、影响这里，使之具有江南古镇常见的依水近河、商贾富庶、诗文灿烂的特点。当下对扬州古镇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尤其是在打造特色小镇成为古镇开发主导趋势的现实背景下，梳理出扬州古镇文化资源独特的文脉根系特征，为扬州古镇文化建设提供参考，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扬州古镇的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如何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加以把握，需要借鉴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以扬州古镇文化最成熟的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在扬州不同历史阶段和同一历史区间上的不同文化形态中，运河古镇是扬州古镇文化中的“最高逻辑环节”，正如古代扬州的盛衰，从根本上源自大运河的命运一样，运河的兴衰也决定了扬州古镇的命运，如果从扬州古镇各种特点中提炼一个“总特征”，那么，运河古镇更具有统领性、主导性，扬州境内著名的古镇如瓜洲、湾头、邵伯、车逻、高邮、界首、范水、安宜、射阳湖、真州和十二圩等，悉数在运河沿线，其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与运河休戚相关。因此，本文将以运河古镇为核心，追溯扬州运河古镇文化资源的历史生成、典型代表与文化特色。
在解决了扬州古镇以什么为代表的问题后，剩下的是古镇的界定。在我国，镇一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其具体所指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并不相同。一般而言，古镇指的是古代城镇、市镇、乡镇。具体而言，在居民聚集、商业功能与军事管理等方面，这些城镇、市镇、乡镇既不同于大城市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域中心主导地位的繁荣经济，以及重要的军事管理功能，也有别于乡村那种松散的人口聚集，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以及次要的军事地位。
综合学界对镇的研究，界定镇的概念，有几个因素不可缺少，一是商业功能，二是空间规模，三是城乡距离。
从商业功能角度考察，镇其实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起到城乡商业联系纽带作用的居民聚集单位。较之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城镇、市镇、乡镇规模更小，堪称“缩减版”的城市，却比城市、都市更紧密地联系乡村；较之乡村，城镇、市镇、乡镇凸显了商业功能。古人对城镇、市镇、乡镇的界定，也多着眼于商业因素，如明代弘治《湖州府志》称“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正德《姑苏志》称“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就是以商业功能界定“镇”。简言之，它是“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
从空间规模角度看，市与镇不可混淆。如钱大昕就认为市与镇不同：“东南之俗，称乡之大者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
乾隆《吴江县志》称：“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
也就是说，市与镇在聚居点的空间规模上有着差异。
从城乡距离上看，古代市镇、城镇大多与区域中心城市、县城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海盐县图经》云：“远于城而民聚居焉者古曰聚，名镇。”
“明清时代江南的地质、地形不但给予明清江南城市、市镇、乡村的空间分布以某种规定性，同时也对城市、市镇、乡村之间的联系给予了某种约定。市镇一般距离县治都比较近，根据现有史料可知，最远者不超过百里，大部分在三、四十里范围以内，而最近者只有百数步。”
这其实正说明了古代市镇、城镇、乡镇对中心城市的商业性和乡村的农业性的依赖程度。
本书中扬州古镇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作为当时地区性中心的郡县规模的古城，如仪征（真州），虽然这些当年的运河重镇在历史上较之一般乡镇规模更大，在后来甚至升级为县级市，但是，相对于当时扬州城市而言，仍然是介于大规模的城市与偏远的乡村之间的聚居点，总体上起到了连接城乡桥梁的商业纽带作用；也包括具有一定规模且相对较为稳定的农村工商业中心的“市镇”“城镇”，以及从乡村基层的商品贸易点的“草市”发展形成的“乡镇”。
在我国古代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不同，对扬州古镇文化资源的梳理，也可以依据历时性的顺序，划分出古镇发展的不同阶段。
由于镇最初是作为军事性质的据点出现的，
隋唐之前，扬州城市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的政治性、军事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对市镇经济发展影响作用有限。这可以从扬州郡县城市的密度之地看出来。西汉时期，隶属扬州的丹阳郡，“其辖域面积仅占全国的1.33％，西汉时期设置县城17座，东汉时为16座，是荆、扬两州城市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但即使是丹阳郡，西汉时期县城平均密度为3092平方千米一座，与当时全国城市分布密度最高的冀州（每501平方公里分布一座城市）相比，仅相当于后者1 /6左右”
。虽然六朝时期，扬州郡县城市较之此前有了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从秦汉到六朝，扬州市镇依然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力有限，作为军事据点的功能更为突出。
直到隋炀帝时，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扬州才成为连接黄河、淮河、长江的“南北舟车之会”的交通枢纽，军事色彩逐渐淡化，商业氛围日渐加重。唐代，镇的军事据点功能虽然没有完全褪去，但是，市的商业经济功能在加强。“从江南地区来看，在唐末五代，部分军镇渐渐具有经济意义，呈现向工商业镇市演变的发展趋势。”
据郑学檬先生研究：“唐后期草市发展得较快，特别在江南，这种草市分布在沿江要津，成为地方小市场的中心。”“其中心也有许多草市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商品经济中心——市镇。”
这个阶段，扬州古镇的商业经济因此日益活跃，工商业兴盛，经济色彩增强，但是，军事据点功能依然显著。如扬州著名古镇瓜洲，形成于汉代，因为江中涨有形状如瓜的沙碛，故名“瓜洲”。又称瓜埠洲，到了唐代开元后，成为南北襟喉之处，唐末渐有城垒。唐代诗人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张祜《题金陵渡》一诗：“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说明唐代的瓜洲镇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湾头镇湾头古称为“茱萸湾”，是隋唐时京杭大运河由此向南进入扬州13道湾的第一道湾，并由此得名。邵伯镇又称邵伯埭，因东晋谢安于此筑埭而得名，唐宋以后日益兴盛，是京杭运河线上闻名遐迩的繁华商埠。隋唐时期，扬州能够与杭州、淮安、苏州并称为东南“四大都市”，唐代尤为兴盛，“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
，唐代扬州商业繁荣离不开众多市镇的贡献。
宋代时扬州市镇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增强，为明清时期全面形成商业市镇奠定了基础。宋金对峙时期，扬州成为南宋抵御金兵南犯的边境，一度被金兵占领，扬州的军事地位再次凸显，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导致该地区大量城镇受损严重。扬州从“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沦落为“废池乔木”的空城，唐代勃兴的市镇经济遭到重创，“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中，不难看出宋金对峙时期瓜洲具有的军事色彩。
但是，一方面，在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发生前夜的北宋，扬州市镇经济仍然获得了重要发展。如瓜洲镇在宋乾道四年开始筑城，号簸箕城。“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然一直到了明清时期，瓜洲镇才全面成为扬州乃至运河沿岸著名的商业市镇，但是，后人对于瓜洲的认识，却很大程度上源自王安石的这首诗，在扬州众多古镇中，没有哪一个是因为诗人的描写比瓜洲更出名的。早在唐代，扬州繁荣的经济与奢华的生活，引发无数诗人向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诗人所到之处，留下大量歌咏怀古的诗文。但是，较之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其他古镇虽不乏诗人垂青，却没有这么幸运因诗而家喻户晓。瓜洲古镇，由此积淀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另一方面，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扬州市镇经济衰落，也是较之以前相对衰落而已。唐代全国共有镇、戍587个，今人傅宗文统计，两宋时期，扬州市镇数目为11个，其中包括江都市瓜洲镇、邵伯镇、板桥镇、宜陵镇、大仪镇、扬子镇、湾头镇、挞扒店，泰兴的柴墟镇、永丰镇、新城。
何适的统计结果则是“整个两宋时期，扬州境内的市镇，最多时数目达到十七八，虽少也有十三四”
。这说明两宋时期的扬州市镇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
明清时期，扬州运河在漕运中的地位凸显，运河沿岸的城镇经济获得空前繁荣，古镇文化进入辉煌时代。这个时期，拥有运销特权的盐商垄断暴富，其中扬州的两淮盐商最富，“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富商云集的扬州城镇，不仅以庞大的财富支撑了城镇发展，而且，为扬州古镇注入了奢华的消费文化形态。乃至今日，提到扬州古镇，首先想到的是财富。当时的瓜洲镇，镇内市肆鳞比，商贾云集，宅第密布。《嘉庆瓜洲志》记载：“瓜洲虽弹丸，然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且每岁漕舟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徙之人，往返络绎，必停于是，其为南北之利，讵可忽哉？”清代康熙年间，瓜洲开始坍江，光绪十年，瓜洲城全部坍入江中。但是瓜洲城西北的四里铺、江滨渡口仍是南北交通枢纽，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的瓜洲镇，并开始繁华起来，直到清末，瓜洲坍岸又开始淤涨稳定。但是，此时的大运河已经随着津浦铁路的通车优势顿失，当年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已经不再，只保存了部分古镇风貌。
正如扬州城市的兴起源自运河一样，扬州市镇的兴衰也与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探寻扬州古镇的特点，必须从运河自身的特点中获得答案。概括而言，扬州运河古镇的文化资源表现为三种形态。
首先，以徽州盐业商贸为重要功能的工商文化形态。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后，扬州的经济地位凸显，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整个江南地区的市镇文化形态发生了本质转变，早期的草市、军镇转变为专业性、综合性的市镇。大量市镇、乡镇成为运河商业贸易的重要渡口。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涌入这些市镇，为这些市镇注入大量商业资本的同时，也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扬州市镇，使得这些市镇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心大都市，也不同于乡村的工商文化形态。其中，徽州商人对扬州市镇的工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无徽不成市”“无徽不成镇”。徽商的存在是明清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和表现形态。胡适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徽州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是多元而且深刻的。王振忠认为，扬州城市文化是明代中叶以来伴随着两淮盐务制度的改革而崛起的徽州文化之表征，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为闭关时代城市文化的顶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徽州商人的商贸活动行为称为乡村城镇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徽州商人遍布江南地区，这使得徽商成为江南城镇商业贸易的普遍形态。但是，一方面，徽商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分布密度不同，另一方面，徽商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存在差异，这使得扬州市镇的工商文化形态与江南商镇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就前者而言，扬州市镇的徽商数量庞大，明代万历年间，扬州平均每20个商人中就有19个是外地商人，其中，徽州人又占了绝大多数，清代《（嘉庆）两淮盐法志》中所列80名盐商，徽州盐商就占了60名。
“不仅是淮、扬等大城市有徽商西贾麇居，而且滨海荒陬、僻野乡村也都有新安人的足迹。”这些徽州商人的涌入，“形成了团、场、坝、市、镇等多层次的市镇类型，为两淮地区盐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淮、扬城市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大量徽商进入扬州，那么，扬州本地人为什么没有在巨大的商业诱惑面前心动呢？韦明铧研究指出：
扬州虽然是个有商业传统的城市，但扬州人更愿意从事那些既能赚钱而又不冒风险的职业。做盐商不但要有雄厚的资本，而且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承担巨大风险。这种行当，仿佛天生是让那些来自深山峻岭的徽州人和来自穷乡僻壤的山西人来做的。扬州人则最适宜在盐商家里做做管家，当当清客。他们在盐商的庇荫之下，既能享受到优裕的生活，却又不承担任何风险。
与扬州本地人对盐商行业的不主动、不积极相比，徽州商人却对这个行业抱着浓厚的兴趣，常常为此弃学从商甚至弃官从商。《潭渡黄氏族谱》记载徽州人黄惟文“以家艰，绝意进取，从贾维扬，孺人总家政”。《济阳江氏族谱》记载歙县人江人龙“以家业中落，决意弃儒业鹾广陵，家声由此大振，名播江淮楚豫间”
。徽州人积极从商，也是出于生计所需。也就是说，儒学无望之时，投身扬州从事盐商可以实现富贵理想。因此，在扬州市镇工商文化形态的形成中，徽州商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后者而言，扬州市镇的徽商从事的商业活动以盐业贸易最为著名。明代中叶以前，徽商中的新安商贾主要经营“文房四宝”、生漆、林木和茶叶等，在工业上远远不足以和窖栗业盐的山、陕商人骈肩称雄。但是，明代成弘、弘治以后，“大批盐商辐集扬州，形成了颇具影响的河下盐商社区”。“扬州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新安贾客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这些徽商大部分从事盐业贸易，这与同样徽商云集的江南商镇形成的丝绸商贸等工商文化形态有着重要区别。以明清江南市镇的典型苏州的盛泽镇为例，“镇之丰歉不仅视田亩之荒熟，而视绸业之盛衰。倘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也为之减色矣”
。与之相比，来扬州从商的人，更愿意加入盐商的行业，甚至为了从事盐商而弃官，如清朝曾任广信知府的何昉，字莲舫，易宗夔《新世说》云：“何莲舫自广信罢官，隐居邗上，托业淮鹾。”可见扬州盐商对当时商人的巨大诱惑力。
这种差异既反映了东南地区自然物产的差异，也说明了大运河在商业贸易类型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扬州地区固然拥有较为发达的农桑种植业，但是，较之大运河而言，从事盐运等商贸活动更为有利可图。大量商人的涌入，导致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有限的地理空间越来越无法容纳商人，同时，盐商为了商贸的便利，选择靠近运河边的河下地带聚集居住，运河边的河下地带，原先是盐商的“积盐区”，由于盐商聚族而居，因而很快形成聚落。沿着运河两岸的乡镇密布，后来又形成新的城区。《扬州新城记》记载：“扬州城四方舟车商贾之所萃，生齿聚繁，数倍于往昔。又运司余盐银独当，天下赋税之半，而商人实居旧城之外，无藩篱之限。”从此以后，扬州旧城东、南靠近运河的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大批人员集聚于此，形成新的市镇。如明代成、弘时期内徙的田姓边商，卜居河下北端西侧，后来的田家巷即由此得名。在南河下东端，后来的徐凝门一带，也是盐商萃居的一个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井巷口市。至于传统的城镇，因为拥有一定的生活设施基础，更有利于吸引盐商定居。瓜洲、邵伯、真州等镇都在因运河盐业商贸繁华。
明洪武初年，淮南批验所改建在瓜洲镇，“前代制盐渚上，冠盖络绎，商贾繁盛，居民殷阜，第宅蝉联，甲於扬郡”。（嘉庆《瓜洲志》卷首《凡例》）因为大量盐商聚集于此从事盐业商贸，形成了一条盐仓巷。盐商依托运河进行盐业贸易的同时，利用运河进行大米等物资贸易，扬州西山一带居民以种田为业，富人较多，陈家集、僧渡桥“商贾市廛甲第相属”，甚至有“小扬州”之称。乾隆年间，“镇中号全盛，收藏名迹极富，名流多往来于此”。（林溥《扬州西山小志》，“西山渔唱·形势六首”“轶事十二首”）邵伯镇因运河而生，码头众多，其中的“大码头”曾被称为“运河第一渡”“水上城坊”，是明清时期连接淮河与长江的重要码头。
真州（仪真、仪征）是运河盐运的重要枢纽，元代马可波罗就指出这一重镇的地位：“大城镇真州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的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仪征又称“真州”“仪真”。洪武十六年，淮南批验所移建于仪真，瓜洲受此影响而萧条，但是，仪征却因此而迅速发展，“一邑数万家，顾城不及其什之二、三”（隆庆《仪真县志》卷十四《艺文考》）仪征凭借大运河盐运的优势，一跃成为运河沿岸的商业重镇。可以从明代中叶嘉靖三十五年，尹台《皇明增筑月城记》的描述看出当时的盛况。
仪真东南偏邑也，然其地居江淮之会，近接吴楚，远极蜀黔，水浮陆走，贡筐漕艘，货贾鹾商，竹箭木材麻丝布绮粳栗器殖所传输，东南际万里，寸产尺供，辐集京师，莫不于是焉达之。故县上下仅一水，凡绕折不数里间，津梁市巷，鳞次栉比，掣挽诺呼，朝昏不绝，即名都巨镇，其盛鲜或过之。
其次，充满商业气息的奢侈消费文化形态。
江南社会自古富庶繁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社会都普遍崇尚奢侈、追求享受。扬州盐商更是把这种奢华消费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盐商的资产，相当一部分用在奢侈性的消费上。纪晓岚称“广陵名都，繁华从古；圜阓鱼盐，楼台歌舞；户拥高赀，地称沃土”
。这种消费方式的形成，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一是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一向注重奢华。南宋范成大就指出江南地区“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
，尤其是江南杭州、苏州等地区，缙绅富商阶层穷奢极欲地消费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明人王士性如此描述：“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牢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则又别为计。”
整个明清时期，“逾礼越制的现象不断出现，奢侈风气到处蔓延”。
扬州在这方面，深受江南生活习俗的影响，一向具有“人性轻扬”的特点。再加上富有的盐商阶层积聚了庞大财富，为穷奢极欲的生活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清代扬州盐商季氏，原为扬州属邑泰兴人，其富有程度全国著名，号称“南季北亢”。季氏家族生活奢靡，据《觚剩续编》卷三“季氏之富”记载：
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等汤，梳盥甫毕，已向午矣。制食必依精庖为之，乃始下箸。食后辄按牙歌曲，或吹洞箫一阕，又复理晚妆，寻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
另一个因素则是徽州新安人一向重视奢靡的消费方式。众所周知，徽州盐商是扬州盐商的主体，安东篱在他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一书中指出，16世纪晚期徽商大规模离开家乡涌入扬州，其中，作为徽州府最重要一个县的歙县，因为大量移民到扬州，导致了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呈现了新的意义，它是扬州绝大多数盐商的故乡。
此后两个世纪内，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明代城市的徽州商人，在生活消费上一向注重节俭，从不奢华，“他们为人节朴，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相当俭啬”
。甚至简朴吝啬到了“一年四季都吃猪油”的程度。据说，被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曾经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
那么，明清时代生活在扬州的徽州商人，为什么在饮食等世俗性消费上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完全找不到当初为了节俭而“一年四季都吃猪油”的影子呢？一方面，这固然受到扬州本地注重奢靡的消费观念影响，出生于本地的盐商，更是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与扬州的徽商大部分来自新安有直接的关系。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万历三十年（1602）曾任广西右布政，如此描写扬州的盐商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繦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栗，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则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甚菲啬……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
也就是说，徽州商贾中的新安商人本身就有着崇尚奢靡的消费方式。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
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或好兰……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善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人者，以铜为溺，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
新安商人的奢华之风由扬州城市迅速向外传播，甚至全国各地，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奢风流行，以致世乱，扬州盐商与有责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下第二分册“明清”下“生业”）余怀《板桥杂记》记载：“瓜洲萧伯梁，豪华任侠，倾财结客，好游侠斜，久住曲中，投辖轰饮，俾昼作夜，多拥名姬，簪花击鼓为乐。钱虞山诗所云‘天公要断烟花种，醉杀瓜洲萧伯梁’者是也。”这种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正是扬州市镇经济繁荣的缩影。
最后，渗透了浓厚的乡村务实功用特征的“雅趣”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以“士、农、工、商”四民为基本阶层格局，在传统江南社会中，除了农民，地主与乡绅、工商业者以在乡镇居者为多数，而在城市与乡村居住的居少数。
居民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扬州市镇居民娱乐文化形态的特殊性。
一方面，扬州市镇富有的工商阶层，有着与都市富有阶层相同的“雅趣”。他们大肆修建豪宅园林，像都市中的富有阶层一样，追求一种奢侈之外的雅趣生活。如咸丰七年，惕斋主人在《真州竹枝词》自序中指出：“余不获睹仪征之盛，闻故老言，南涵洞口、北拂云亭、东水香村墅、美人石，皆昔日亭台旧址。其时人民富庶，百物蕃昌……”
这说明扬州市镇在繁盛时期，地主富商阶层对园林建设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明初南掣改移仪真后，虽然已经衰落不堪，但因为一些盐商慕悦风雅，在此建构园林，如乾嘉时期盐商吴家龙的锦春园。
这种有了条件要享受，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享受的生活趣味，正是江南地区独特的诗性文化特征。
同为扬州重镇的瓜洲，不仅修建了大量景区，“临江风景绝佳”，明清时期，有著名的瓜洲十景：石桥踏月、天池夜雨、江楼阅武、漕舰乘风、东城柳岸、桃坞早莺、芦汀新雁、雪水钓艇、金山塔灯、银岭晴岚。这些风景的出现，表明了当地富商不再满足于富足的物质生活享受，他们也有着和都市人一样的审美趣味，“鹾商诗人，携酒赋诗，名流吟啸”，著有《南溪倡和集》。
即使如此，较之扬州都市，扬州市镇限于物质体量上与都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居民的娱乐文化消费形态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扬州以园林著名，但是扬州最著名的园林，普遍建于当时的扬州城内，这说明同为富商，市镇与都市在财富数量和审美追求上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另一方面，市镇是一种不同于都市与乡村的聚落形态，较之都市商人阶层追求的吟诗作赋、欣赏园林、听曲看戏等纯粹的满足精神消费而言，市镇的一些娱乐活动普遍受制于乡村社会的影响，显露出浓郁的生活实用色彩。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江南地区较之北方更偏好，《封氏闻见记》有“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之说。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饮茶尤为普遍。李斗《扬州画舫录》云：“吾乡茶肆甲有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李斗《扬州画舫录》第五章），与北方茶馆的叫法不同，扬州茶肆一般称为茶社、茶楼、茶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扬州的茶社大多与花园相连，或者茶社本身就是一座花园。
扬州一向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说，所谓皮包水指的是早上去茶社喝茶、吃包子，水包皮则指的是晚上去澡堂洗浴喝茶。这种以追求安逸享受为目的的慢生活节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扬州人精神生活的雅趣倾向。但是，较之都市喝茶，同为慢生活的雅趣生活，市镇因为与乡村土地之间天然的血脉纽带关联，导致这种雅趣生活渗透了浓厚的农业乡土文明实用色彩。
研究表明，江南乡镇的茶馆生活与农民的生产活动关系紧密：明清时期江南农村还出现了独特的“茶文化”。从居民万户以上的大镇，到仅有数百户的一般市镇，乃至小型乡村集市，都有一定数量的茶馆。……这些茶馆并不仅仅是饮茶聊天和休闲的处所，更兼有交易、娱乐、赌博等功能。
镇中的居民去茶馆追求生活的雅趣已经是一种常态。“到镇后即步入茶馆，集相识者于一隅，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本地新闻，茧丝价格以及年成好坏，等等，均为主要谈话材料。在茧、丝、新米上市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及其他产品之掮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
对于扬州茶馆的悠闲生活，朱自清写道：
扬州最著名的是茶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满满的。吃的花样最多。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手臂上挽着一个黯病的柳条筐，筐子里摆满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细细地咬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要是有饭局，还尽可以从容地去。但是要老资格的茶客才能这样有分寸；偶尔上一回茶馆的本地人外地人，却总忍不住狼吞虎咽，到了儿捧着肚子走出。
扬州人喝茶享受慢节奏的生活，但是，并不是纯粹的消磨时光，而是带有浓郁的实用生活细节。“每天上午迎来的第一批客人是喜欢遛鸟的茶客，三五群人在正阳楼坐定，点一壶茶，脱去鸟笼上的布套，顷刻间，所养的百灵、布谷、黄鹊、也有八哥，偶尔学学主人的声音逗乐。下午，换来一批茶客，这批茶客中有走街串巷收买废品旧货的，有放高利贷的，还有吃茶评定事理的，但更多的是做生意的客商在此谈生意，茶馆也就成了交易所。”
非常有趣的是，扬州人把解决民间纠纷之类的家务事，也用喝茶这种优雅的方式化解。
扬州有句俗语说：“饿死了不当当，气死了不告状。”民间有大小纠纷，不见官府，不上法庭，一般都进茶馆吃茶评理“私了”，称为“吃讲茶”。双方恭请族中长者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士、邻居友好吃茶评理。理亏的一方最后替对方和大家斟茶，以示赔礼或致谢。自然，茶东也是理亏的一方付了。
余秋雨在他的《江南小镇》一文中说：“江南小镇很可以成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小岛，有了这么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艺术家们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作家艺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
其实，江南古镇文化资源的发掘，所具有的价值何止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诗意栖息的“小岛”？对于当下生活在都市喧嚣生活中，动辄就产生莫名惆怅的都市人而言，清幽的古镇审美空间，也可以涤荡都市人浮躁不安的心灵，唤醒沉睡的文化记忆，洗涤都市生活中的焦虑与惆怅，从而让千年古镇因为“文化激活”而获得新的生命。
目前扬州古镇资源开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资源开发缺乏整体性、科学性的“一盘棋”规划与设计，城市与村镇，城镇与城镇，城镇内部不同资源之间，往往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整体协调的意识。资源特色提炼不鲜明，文化内涵和功能展示不充分，缺乏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旅游活动等。
首先，在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层面，要充分重视扬州古镇的文化遗址、建筑群落、自然生态系统建设和开发。扬州保留了丰富的商人住宅及私人园林，这些都是旅游开发的宝贵资源。如高邮拥有新时期时代“邱墩遗址”、秦邮古驿等，其中“盂城驿”是我国现存唯一规模最大的古驿站，占地1.6万平方米，始建于明代洪武八年，现在保存有主、附建筑120多涧，虽然历经600多年风雨和战火，损毁严重，但是，仍有一部分建筑得以保存。2002年，全面修复了马厂、夫厂、“驿丞宅”、官立招待所“秦邮公馆”等古建筑，整治马饮塘景区，形成了古盂城驿的完整风貌。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云集，大批盐商为了追求生活的奢华，大肆修建住宅园林，为今天扬州古镇开发积累了宝贵的资源。这是扬州古镇旅游开发的财富。目前扬州遗存的有据可查的盐商老宅共有22处，其中规模较大的如卢氏盐商住宅，拥有各类大小房间200余间，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规模小的也有1000多平方米，几十间房屋。
运河沿岸的盐商住宅群落，虽然经过战争焚毁，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保留至今的盐商住宅尚有充足的开发旅游空间。这些盐商住宅是明清扬州历史性民居的典型代表，它集建筑、艺术、文化、民俗为一体，展示了当时匠心独具的建筑工艺、审美情趣，蕴含了深厚的扬州地方文化底蕴。目前，只有极少数盐商住宅得到了开发，大部分或被占用、或闲置，未能得到相应保护与开发。这些盐商住宅大部分集中在今天的扬州市区，城镇保留的较少，这对于古镇开发更应该是弥足珍贵的资源。
从遗存盐商住宅及其演变过程看，清中期多集中在东关街一线，后期多在南河下、丁家湾一线。盐商卢绍绪住宅当年花费七万白银建造，原来有建筑前后九进，为市区现存最大的盐商住宅。
为此，可以在精细和特色上下功夫，住宅园林体量少是劣势，如果能凝练出自身的特色，就可以化劣势为优势。为此，需要对瓜洲、邵伯、仪征等历史重镇中的盐商古镇资源加以系统梳理，按照不同类型加以区分，进而提炼出这些富商豪宅、园林会馆在建筑风格、审美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性，利用古镇周围得天独厚的乡村资源优势，开发水乡或山村资源为中心的扬州古镇古建筑与村落。例如，瓜洲镇就拥有独特的孙氏烟商建筑群，该建筑群建于清代，面积2300平方米。整个建筑群房屋架构布局完整，保存较为完好。孙氏烟商建筑群规模宏大，代表了扬州沿江地区民居建筑风格。
其次，扬州古镇文化资源建设，要重视社会文化资源的发掘，从乡镇民俗、历史名人、庙会文化、生产活动、农事节日等方面，开展农业文化体验与旅游活动，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
较之扬州大都市社会文化资源的丰厚，扬州古镇拥有生态环境的优势。扬州历史上以盐盛，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扬州农业文化资源丰厚的特点，扬州古镇是扬州都市与乡镇联系的纽带，兼具了都市与乡镇的特点。由于都市的发展是以恶性损耗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前提，传统乡镇生活方式随着都市化进程渐行渐远，无论是出于对传统乡镇社会中美好东西的挽留，还是出于人性中怀旧情绪的渲染，在不可阻挡的都市化进程中，再次体验失去的乡镇生活的美好，已经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扬州古镇社会资源的开发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可以充分发掘扬州古镇富有特色的民俗文化、节日习俗，在扬州独特的市镇、城镇、乡镇文化风情中，打造浓厚的文化底蕴。如瓜洲、邵伯、仪征、高邮等古镇都以运河渡口著名，运河人家的生活习俗与都市和一般乡村都有着差异，为此可以把旅游与当地独特的农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当地政府也意识到社会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如“依托古渡精品民宿项目，推出古渡文化体验游；依托观音岛景区，推出芦苇游艇观光游；依托途居露营地，推出休闲度假游；依托江河鱼鲜，推出江鲜美食游；依托绚彩葵园，推出田园采摘游……”
踩街是瓜洲的传统民俗，每逢春节期间，瓜洲居民云集大街，看各种文艺表演，尽享生活乐趣。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在传承扬州古镇传统习俗的同时，大大提升扬州古镇的知名度。
最后，在审美文化资源方面，大力挖掘、保护和利用好历史名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开发需要依托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审美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充分发挥扬州古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特点，即使经历战争损毁，对审美文化资源的冲击相对较少，这对于今天开发扬州古镇文化资源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所谓的扬州古镇审美文化资源是指在扬州古镇文化资源里具有文化审美意蕴，能给人带来审美体验的文化资源。历史上的瓜洲、邵伯、高邮、仪征等镇，都留下了诸多名人的足迹。以瓜洲为例，后人皆知宋代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明人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殊不知瓜洲留下无数文人墨宝，唐代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张祜《题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高蟾《瓜洲夜泊》：“偶为芳草无情客，况是青山有事身。一夕瓜洲渡头宿，天风吹尽广陵尘。”宋代陆游《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张缉《月上瓜洲·南徐多景楼作》：“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这些都是可以挖掘的宝贵的社会资源。
（扬州名胜“竹西芳径”）
目前，扬州古镇审美文化资源的开发尚有很大空间，如瓜洲根据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建有沉箱亭。清代乾隆南巡时，曾驻跸瓜洲，并在锦春园设有行宫，留有乾隆赞美锦春园而题诗的御碑。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些建设层面还是不够的。瓜洲镇瓜洲村近年来打造的“彩色村”，就是初步结合当地审美文化资源进行创意的尝试。瓜洲镇瓜洲村打造的“彩色村”就是全村居民根据自家周边自然环境，如农户家周边有水塘的，就在自家院墙上统一创意涂鸦，以此突出“水”元素，如果农户家紧挨着农田，就以金黄色为主色调，比如向日葵，表现“希望”的主题；靠坡，则以花卉为主题。该村整体涂鸦分为三种：中国画、欧洲风格的油画和3D效果的立体画。中国画会和历史故事结合起来，比如鉴真东渡，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欧洲风格油画着重表现巴洛克建筑。3D立体画着重点在于表现科技感。
如果能充分梳理当地古镇的历史文脉，以图画形式全面展示瓜洲古镇历史人文底蕴，这对于提升瓜洲古镇的知名度，传承古镇文脉，开发旅游文化资源，都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扬州古镇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为今人积累了宝贵的一笔财富，但是，如何充分保护和开发这份资源，显然还有更复杂的工作去做，诸如历史上的城镇、市镇、乡镇的分类，古镇文化资源与都市文化资源的区别，古镇文化资源创意如何避免“千城一面”等问题，都有待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