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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文化资源概念，并非指自然资源之外的人类劳动创造的一切成果，而是专指在人类文化中得以传承具有“时间性”，在社会发展中可以开发具有“效用性”，在文化生产中能够创造财富具有“生产性”的那部分成果。
由于文化资源是文化发展最直接、最现实的对象，也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础。对扬州文化发展的一切相关命题的讨论，都应该以扬州文化资源的梳理为逻辑起点。只有把扬州文化资源的构成、类型等“家底子”摸清楚，才能有效避免当前文化传承、保护与开发中暴露的盲目性与无效性。因此，对扬州文化资源的研究，首先从对它的构成、类型、内涵等基础理论的阐释开始。
文化资源的类型是扬州文化资源类型划分的理论框架和现实标尺。目前学界对文化资源类型的划分，由于对文化资源概念内涵的理解、划分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从文化资源的形态上看，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从文化资源产生时间上看，文化资源分为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文化资源；从文化资源城乡形态上看，文化资源分为乡村文化资源、城市文化资源。
本书借鉴刘士林提出的江南文化资源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生态系统资源、土特产品资源、古建筑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审美文化资源（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游戏竞技、民间艺术等）的“三分法”
。其学理性依据在于，一方面，较之把文化资源普遍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二分法”，将非物质文化资源区分出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更有利于实现对扬州文化资源的“微观叙事”，避免资源梳理上过于粗放模糊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江南文化资源类型研究主要框架的“三分法”，更适合于扬州文化资源的划分，因为在文化意义上，历史上的扬州一直被作为“江南”而存在，扬州文化与江南文化有着家族遗传类似性，扬州文化资源本身就是江南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以江南文化资源类型划分的方法作为本书研究的理论框架，更切合扬州文化资源类型的本质。
首先，就物质文化资源而言，悠久的建城历史与繁荣的经济，为扬州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虽屡遭战火洗劫，仍有珍贵遗存。
物质文化资源的多少，与城市历史的长短及经济发展的强弱有直接关联。一般而言，城市建造历史越久远，经济越繁荣，越容易积累丰富的物质文化。至于保存数量的多少，又与城市经历政治环境的安危有关。历史上的扬州经济繁华号称“扬一益二”，由此奠定了物质文化的基础，同时，扬州也是一个饱受战火浩劫的多灾多难的城市，在其城市经济最繁荣的唐宋明清时期，遭受无数次战火洗劫，无数物质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能够保留下来的弥足珍贵。
以古建筑为例，古建筑是物质文化资源的代表，对扬州历史的延续、传承有着其他物质文化资源无法比拟的优势。扬州古建筑资源具有类型多样，构成繁多的特点。
从宏观上看，古城扬州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邗城开始算起，扬州古城已经拥有近2500年城市建筑的历史，考古学研究表明，自春秋时期在蜀冈筑邗城，扬州城址“在蜀冈上的这个大位置基本没变。但是，唐代已开始在蜀冈下筑罗城，古代扬州城址的变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至宋代则建宋大城，完全在蜀冈下，濒临运河”
。虽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战火的焚毁，古邗城、汉代广陵城、隋唐扬州城的古城墙、城门等基础建筑设施已经损毁殆尽，但是，随着考古学发掘成果的不断扩大，唐代扬州城门遗址和宋大城遗址均被发现，成为扬州古城建筑文化资源的代表。
例如，在扬州城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唐代，城市由子城和罗城两部分组成，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两京，而子城南门是唐代扬州最为壮观的城门，利用隋江都宫江都门修筑而成。今考古勘探，南门设三门道，进深14米，中间门道宽7米，两侧门道均宽5米。门道之间隔梁厚2米多。城南门遗址包含唐、北宋、南宋、明、清等多个时期修筑或修缮的陆门遗存和与水门、水关遗址相关的一些遗迹现象。虽历经1200余年，扬州城南门的位置始终未变，城城相叠，沿袭至今，被考古学界、史学界、建筑界誉为“中国城门通史”
。古城遗址的发掘，为今天扬州建设古城遗址公园，复建城墙门楼，再现唐代扬州城建筑的规划布局与宏伟壮丽，提供了宝贵文化资源。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扬州府城池图）
从中观上看，扬州保留了大量历代修建的园林建筑。明代，园林遍布扬州城垣的内外。清代更是扬州园林艺术的全盛时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六中引用刘大观的话：“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园林建筑中的亭台楼榭等建筑设施，集中了扬州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的智慧。
从微观上看，扬州拥有明清盐商豪宅建筑群。近年来，扬州加大对明清盐商豪宅建筑的统计、保护与开发工作，从遗存的盐商住宅及其演变过程看，清朝中期盐商住宅多集中在东关街、东圈门一带，后期多在南河下、丁家湾区域。扬州盐商住宅（含名人名居）尚有70多处。
例如，被誉为“盐商第一楼”的卢氏盐商豪宅，是保存至今的青砖黛瓦的高大古建筑群。此宅建于清光绪年间，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当年兴建此宅耗银7万余两，如今已经成为扬州住宅建筑的文化符号。
其次，就社会文化资源而言，扬州在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其积淀了深厚的社会文化资源。
每一座城市的兴起，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原因。扬州的繁荣离不开两个特殊时代发生的两件事，一是隋唐时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另一个是明清时期的盐运兴盛。前者造就了扬州是一座“运河飘来的城市”，后者则让扬州成为一座“白盐堆起来的城市”。大运河与盐业的命运自此与扬州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由此积淀了以运河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资源。
以运河文化资源为例，隋炀帝时期，征调淮南十余万人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沟通黄、淮，北通涿郡。于是可以从扬州行船，直达涿郡。”
大运河的全线贯通，直接推动了扬州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扬州积累了一笔深厚而丰富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依靠运河兴起的扬州，在政治命运和经济发展方式上被打上了运河城市文化的烙印，使之不同于当时北京、洛阳、长安等典型的北方政治型城市，也有别于苏州、杭州等典型的江南商业型城市。“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在发生上有很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建筑风格、节日庆典、习俗风尚、消费观念、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也形成自身特色。在社会制度上，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色彩；在社会发展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工商业文明的活泼清新气息；在社会伦理形态上，具有鲜明的“非主流政治话语”模式。
这些社会文化资源既见证了扬州历史的繁荣，也成为今天保护和开发扬州地方文化特色的宝库。
再次，就审美文化资源而言，扬州物质文化的极度繁荣，引领着市民注重娱乐享受的审美趣味，孕育了地方色彩浓郁的审美文化资源。
杜佑在《通典》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
唐、明、清时期，扬州物质文化皆极度繁荣，唐人于邺依据杜牧事迹写的小说《扬州梦记》，描绘了扬州风月之城的繁华景观，“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市民审美趣味受到地方文化习俗以及城市物质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注重感官享受、娱乐消费的倾向，由此激发了戏曲小说、歌舞游戏等文学艺术，园林文化、山林文化等审美文化资源的生产。
以小说为例，唐宋以来，叙事文学创作成就凸显，扬州名满天下，以扬州为故事发生背景，描写扬州人事风物的小说逐渐增多。到了明清，小说和扬州城市经济双双攀至巅峰，出现了以扬州地理空间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以扬州社会生活、文化风情、价值观念等社会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为主要内容，典型地体现当时扬州人的心态，表达对扬州生活独特反思，风格旨趣相近的话本、小说和笔记等“扬州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富贵与风月成为两大主题。一个城市的经济繁荣，可以激发以城市命名的小说创作现象的出现，这并不是当时每个物质文化发达的城市都可以做到的，由此可见，扬州审美文化的发达，也为今天保护和开发审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是扬州古镇文化资源。
相比作为中国古镇文化符号的江南古镇，扬州古镇显得过于低调。一方面，在自然景观上，紧邻长江的扬州拥有与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区的江南极其相似的“水镇”特征，这里水网密布，河汊众多，属于典型的鱼米之乡。这可以从分别代表苏州、扬州两大地域文化的陆文夫、汪曾祺的作品中得到验证。
这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流水淙淙作响。……河两岸都是人家。每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石码头。那码头建造得十分奇妙，简单而又灵巧，是用许多长长的条石排列而成的。那条石一头腾空，一头嵌在石驳岸上，一级一级地扞进河来，像一条条石制的云梯挂在家家户户的后门口，洗菜淘米的女人便在云梯上凌空上下。
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在这里出入的，多是戴瓦块毡帽系鱼裙的朋友。乘小船往北顺流而下，可以在垂杨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间，高爽地段，看到一座比较整齐的房子，两旁八字粉墙，几个黑漆大字，鲜明醒目；夏天门外多用芦席搭一凉棚，绿缸里渍着凉茶，任人取用；冬天照例有卖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上飘着做会的纸幡或一串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买卖鱼虾水货、荸荠茨菇、山药芋艿、薏米鸡头，诸种杂物。一种是鸡鸭蛋行。
另一方面，在深层精神结构上，扬州古镇拥有与江南古镇相同的商业发达的“富镇”特征。江南古镇在历史上一向以经商富庶著称，例如，南浔古镇，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有记载：
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扬州古镇深受运河文化的影响，许多古镇的诞生和繁荣依赖运河的开通与运河商贸的繁荣，开放逐利的商业文化之风浓厚，更有利于积聚财富。“在运河文化体系中，商业往来是最活跃的分子，商业文化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商业发达的区域里，商品交换、彼此往来是社会运行的主体，由此带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开放。”
盐业属于“暴利行业”，乾隆时期就有人指出，“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曰：‘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缩也”
。例如，瓜州镇、邵伯镇皆因运河而生，在运河商贸繁荣时期，这些小镇成为南北往来必经之路，无数商船停靠在这里，形成了舟车相继，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观。
二是扬州饮食文化资源。
扬州历史上饮食文化的繁荣，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一方面，以富商为代表的“高消费群体”，力行奢靡浮华的饮食消费观念，导致扬州在饮食制作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并由此推出极尽奢华的菜肴。例如，乾隆时期位居八大盐商之首的黄均泰每天早上都要“饵燕窝，进参汤”，然后吃两个鸡蛋，据说他所吃的鸡蛋是由用专门饲料喂养的母鸡所生。而另外一则扬州地方故事讲的是一位穷书生娶了一位盐商的婢女，书生想要妻子炒一盘韭黄肉丝，妻子嘲笑说，你一个穷书生哪里吃得起这道菜。书生不解，一盘韭黄肉丝有何吃不起？原来，当初婢女在盐商家里，要用十几只猪的面肉切成丝才能够做成一盘韭黄肉丝。清代著名盐商亢氏，其富有程度足以敌国，人称“亢百万”，生活上也是“享用奢靡，埒于王侯”。
另一方面，以普通市民为代表的大众消费群体，追求普通食材的精细加工，既推进了扬州饮食业的繁荣，也成就了后来的淮扬菜。在唐朝，扬州酒楼茶楼遍布城内，出现了“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的赞誉。“扬州饮食发展至唐代已进入了其兴盛时期，各种烹调方法如清蒸、蒸煮、煎炸、焐烩、腌制等差不多均已出现，与近代相去不远的烹饪理论也较为成熟。”
淮扬菜以清淡见长，号称“油而不腻，酥而不烂”。淮扬菜系选取食材并不昂贵，但是，烹制讲究色、香、味、形俱全。在米饭制作上，就有“饭类主要有水晶饭（糯米饭）、青粳饭、荷包饭、团油饭等。其中‘荷包饭’以香米杂鱼肉等用荷叶蒸成”
。扬州的包子更是精致美味，从朱自清笔下的扬州包子可见一斑。
扬州的小笼点心，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笋肉馅儿的且不用说，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烧卖，还有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地化去，留下一丝儿余味。干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点儿糖和油，燥湿恰到好处；细细地咬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这么着每样吃点儿也并不太多。
作为扬州大众饮食招牌菜的大煮干丝和扬州炒饭，食材都很普通，这充分说明扬州饮食的奢靡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局限于特定消费群体的一个表象，扬州饮食的深层意义在于扬州人的精心创意，这是只有肯在吃喝上花功夫、挖心思的扬州人才能体会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滋味。
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逼去了水，抟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得好，不妨碍你吃别的。
有人形容扬州人的生活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指的是扬州人习惯早上喝茶吃点心，晚上泡澡休息。扬州茶社并不是单纯喝茶的地方，同时出售各种面点食品，其饮食品种繁多。其中，开设于晚清光绪初年的富春茶社最为著名，其丰富的饮食见证了扬州饮食文化的精细巧妙。
该社的点心花色繁多，约有一百二十多种。常年供应的有生肉包、稀沙包、小菜包、干菜包、水晶包、金丝卷等，而以翡翠烧卖和千层油糕最为出名。还有随季节上市的蟹黄包、野鸭包等。另有以鸡丁、笋丁、肉丁作馅的三丁包，美味可口，很受顾客欢迎。富春茶社还出售菜肴，特别是富春干丝很有名，分烫干丝和煮干丝两种，配料讲究，味道鲜美。
三是城市文化资源。
芒福德认为，城市在本质上具有“容器”和“磁石”的双重功能，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是一种“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的“特殊的构造”。
芒福德的城市理论为我们研究城市文化资源的类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方面，城市是以地理空间为直观形态的物质“容器”，其内部既容纳了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地方物产，也包括了经过人们长期经营建设而形成的园林、街道、民居、寺庙等人工建筑设施，它们属于典型的物质文化资源，是城市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空间结构，是人们形象化认识城市的逻辑前提。提到城市，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城市独具特色的地质、地貌特征，以及个性化的地标建筑。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物质文化资源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换而褪色、消减，甚至消亡，因而对这部分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更具紧迫性。
另一方面，城市的特殊构造还在于并非是物质实体的机械堆积，而是以特有的制度文明将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有机组合起来的文化形态，具体包括了城市物质环境所负载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学艺术、娱乐节日、民俗活动等内部蕴涵，它们是城市存在的非物质性人文基础和历史结构，是为建筑物灌注生气理念的“城市的灵魂”。与城市物质文化资源相对应，它们通常被表述为城市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化而褪色、消减，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是物质文化资源具有磁石一样吸引力的隐性力量和“内在蕴涵”。
从类型上看，形式多样、向度多元的扬州城市文化资源，包括以城市建筑设施为代表的“硬资源”和以市民风尚、节日庆典为代表的“软资源”。两者都被深深打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烙印，属于人工创造的城市文化资源，相对于城市自然景观、地方物产、生态环境等城市文化资源而言，城市建筑、市民风尚和节日庆典堪称城市文化资源的“第二自然”，是城市居民审美理念的感性显现。
以扬州城市建筑为例，隋炀帝在扬州兴建了无数建筑，显示了其城市宏大壮观、奢华富丽的文化气度。
于城西北七里大仪乡境筑江都宫，中有成象殿，规模宏丽，为举行大典之地；于城北五里长阜苑内筑归雁、回流、松林、枫林、大雷、小雷、春草、九华、光汾、九里等十宫；于城南十五里扬子津（又名扬子渡、扬子桥）筑临江宫（又名扬子宫），中有凝晖殿，为眺望大江、大宴百官之所；于城东五里亦筑新宫（在禅智寺附近）；而最豪华的是城西北的新宫，即所谓“迷楼”，因其千门万户，复道连绵，洞房亘互，回望若一，入其中意夺神迷，不知所往，故以“迷楼”呼之，非正式名称。楼上设有四座宝帐：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皆集宝儿成（据《南部烟花录》）。宫室之外有上林苑、萤苑，上林苑为驰猎之场，萤苑为放萤之所。秋夜出游，不燃灯火，聚萤放之，灿若星光。江都四面皆在琼楼珠殿、奇花珍木簇拥之中。
再以扬州市民风尚为例，扬州人喜欢在吃喝玩乐上下功夫，形成一种热爱园林、花草、戏曲、饮食、绘画、诗文的风尚。在许多慷慨激昂的士大夫眼中，这是“玩物丧志”的生活，却成为扬州的一个重要习俗。虽然类似的风尚，在同时代的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但是，一方面，扬州市民风尚显示出不论贫富贵贱，“全城皆好玩”的味道。如“扬州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十分喜爱花卉。大家富户一般都有花园，稍次一点的，也有花房。这些花园、花房里一年四季都是繁花似锦、花木葱茏”
。另一方面，同样是吃喝玩乐，能够将其玩出水平、玩出文化的并不多见，扬州却将“审美的日常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做到了极致，世俗的日常生活渗透着高雅的审美情趣，清高孤傲的文人个性寄托在慵懒安逸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享誉国内的扬州园林、扬州花卉、扬州戏曲、扬州菜、扬州八怪绘画、诗文，见证了历史上扬州市民风尚对城市文化资源积累的重要意义。
四是交通运输文化资源。
历史上的扬州总是与诗文绘画、戏曲青楼、园林美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彰显扬州诗性审美文化特性的同时，也掩盖了扬州交通运输文化资源的巨大贡献。历史上的扬州曾拥有发达的造船、冶铜、铸钱、铸镜、制盐工业。
以唐代扬州造船业为例，历史上的扬州是一个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独特的港口地理位置，加上隋炀帝开凿贯通大运河，扬州成为江、海、运河交汇的港口，由此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造船中心。考古学证实，距今大约6500年前，古扬州位于长江和大海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上非常类似于今天的上海，属于典型的“襟江带海”，形成“陵山触岸，从直赴曲”的地理态势。
作为扬州最早的城市形态，邗城就紧邻长江断崖。“古邗城南沿临蜀冈南麓断崖，断崖下即为长江。”
汉唐时期，长江仍在扬州城附近流入大海，直至唐朝大历年间（766—779），曲江淤塞，瓜洲并岸，涌潮始消失。
唐代的扬州港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北侧，距离海洋很近。据史书记载，扬州向东至海陵（今泰州）界九十八里，自海陵东至海一百七里。扬州港是当时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满载丝绸、瓷器等中国货物的商船，从扬州起航后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奄美大岛、屋久大岛、种子大岛，到达日本的博多。或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商。9世纪中叶，扬州与交、广、泉三州并列为东方四大港口之一。
扬州造船业始于西汉时期，当时扬州设立了官方的造船厂。到了唐代，更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唐代宗大历年间，盐铁转运使刘晏在扬州建成了十个大型造船场，在他任职期间，共造了2000多艘船只。除制造适合江河中行驶的船只外，扬州还能制造大型的海船和端午节各地举办龙舟竞渡用的比赛船只。特别是从1960年开始，扬州陆续出土的古船，都出自唐代，可见，扬州造船业的悠久历史和便利的水上交通。
《朝野佥载》卷三云：“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今天的扬州，已经不再具有江海交汇的自然地理景观，但是，造船业依旧发达。报道指出，扬州已经建成了一批高水平和先进的造船基础设施，完成了仪征、广陵、江都三大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成为江苏省三大远扬造船基地之一。在造船规模上，扬州产能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
五是运河文化资源。
扬州因运河而兴，这是不争的事实。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使扬州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枢纽，由此奠定了此后东南大都的地位。其实，运河带给扬州的远远不只是城市经济的繁华景观，滔滔运河既是经济商贸之河，也是自然生态、文学艺术、风尚习俗、价值观念之河，它对运河沿岸扬州城乡的自然景观、城乡生态、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习俗风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聚集了扬州运河文化的丰富资源。
以文学创作为例，隋炀帝三下江都时，“从长安带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倡导学术、文学活动。博学多才之士潘徽、诸葛颖、虞世基等齐聚江都”
。上述文学才士在扬州期间，曾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虽然大部分已经失传，但是，其创作成就却被真实地记录在《隋书》《北史》《新唐书》等历史典籍中，它们成为扬州运河文化资源的宝贵财富。隋炀帝本人在扬州期间，也创作过许多诗歌作品。据学者考证，今天可以确定为隋炀帝南下江都所作的作品至少有《春江花月夜》两首，“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共星来”。隋炀帝在江都所作还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四时白纻歌·江都夏》等。虽然从内容上说，这些诗大多数是宣扬享乐，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但是，帝王积极推崇诗歌创作的行为，很容易刺激臣下和整个地区纷纷效仿，尤其是对扬州都市繁华生活、秀媚景观的歌颂，大大提高了扬州在国内的影响力，使得更多人对扬州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运河虽然与长江、黄河一样，同属于河流文明，但是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
运河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运河文学与一般河流文学的差异，即与“人工开凿疏浚”相关的批评、争议与想象的文学特征明显，由此形成了以诗歌为主导文学形态的扬州运河文学资源。
大业元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和邗沟之时，“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
。运河两岸杨柳依依的美景，成为一代暴君荒淫误国的罪证。在唐代，诗人们或讥讽隋炀帝荒淫残暴，或怜悯苍生，或吊古伤今，隋炀帝与扬州运河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隋堤柳》：“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杜牧的《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
罗邺的《汴河》：“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隋代有一首名为《挽舟者歌》的民歌，流传甚广，写的是隋炀帝下扬州强迫人民为龙舟背纤绳的痛苦不堪：“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住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隋炀帝开凿运河，乘龙舟南下扬州寻欢作乐，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客观上刺激了扬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清代历史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谈到邗沟时说：“吴、隋虽轻用民力，今漕河赖之。西门豹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百岁后期令子孙思我。谅哉！”
“虽一时徭役殷繁，贾怨百姓，然自是南北之商途畅通，遂开后此千百余载之富源，功罪固不可相掩也。”
基于此，唐代有诗人对隋炀帝开凿运河去扬州游玩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些诗歌都成为扬州运河文化资源的宝藏。
六是园林文化资源。
扬州以园林胜。历史上的扬州盛行造园之风，为今天的扬州提供了宝贵的园林文化资源。唐代，扬州已经呈现“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的园林盛景。南宋以后，园林之胜，首推湖、杭、苏、扬四州。明代，扬州著名的园林有皆春堂、竹西草堂、康山草堂、休园、荣园、影园、偕乐园、学廨苜蓿园、小车园、行台西囿等。当时从瘦西湖到平山堂一带，更是“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清代，扬州造园之风依旧，清初，扬州建有王洗马园、汴园、员园、贺园、冶春园、南园、郑御史园、蓧园等，号称八大名园。个园、何园更是享誉全国。至今仍然有大小30处保存比较完整的园林，其中，片石山房、个园、寄啸山庄、小盘古、逸圃、余园、怡庐和蔚圃等园林都“具有典型性”
。
明清的扬州园林，大部分是作为盐商大贾私家花园而修建的，例如，江氏兄弟修建的“康山草堂”“紫玲珑阁”，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行庵”和“师古斋”，郑超宗的“休园”“影园”“嘉树园”，黄晟兄弟的“易园”等。这些园林凝聚了各种造园艺术的精华，为今天研究和建造园林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扬州园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南北园林的艺术风格，兼有北方园林的开阔舒朗与江南园林的细腻柔媚，同时，明清时代的扬州还吸收了西方造园技术，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南北园林艺术，以及西方园林艺术的现实参考。例如，有“晚清江南第一名园”之称的何园，主体建筑为两排新颖别致的西洋楼，每幢楼面阔六大间，上下两层，串廊环绕，富丽堂皇。其清水红墙、木栏串廊、弧形拱券、百叶落地长窗，洋味十足。
另外，扬州园林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为今天研究和建造园林提供了思想宝库，还为城市文化的积淀与提升提供了范本。明清扬州园林是扬州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对生活富足的中上阶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通过观赏园林品味休闲人生，这成为令人羡慕的一种文化景观，并由此形成扬州独特而雅致从容的文化趣味。扬州富商们建筑私家园林并不是纯粹为私自享用，而是用来招待四方的文人墨客，作为诗文雅会的幽静之所。这就扩大了私人花园的公共功能，使得当时在城市中占据相当部分的读书人可以到这里游览赏玩。这些园林皆藏有大量图书，招纳四方文人名士，为其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供其在园林内读书唱和。扬州在历史上能够积淀深厚的城市文化，园林功不可没。
七是曲艺文化资源。
扬州曲艺包括评话、弹词（弦词）和清曲等。扬州平话和扬州弦词都是以“说”为主的艺术，在历史上本是同源，所以往往合称为“扬州说书”。扬州清曲则是以“唱”为主的艺术，又称“扬州小唱”“扬州小曲”“扬州小调”等。这些作品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在艺术形式上大多清新自然，具有浓厚的江南文化艺术审美特征。
扬州评话是扬州最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曲艺。评话也叫作“说话”，产生于明代中叶至明末之间，后来成为扬州市民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清代扬州城里说书市场的繁荣状况。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砣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干、张破头、谢寿子、陈达山、薛家洪、谌耀庭、倪兆芳、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扬州评话艺人达到二三百人之多，光是说《三国》和《水浒》这两部书的艺人，就将近百人。
其中，柳敬亭和龚午亭就是最著名的两个。柳敬亭原为扬州属下泰州人，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专门描写这位当时最著名的平话艺人的高超技艺。龚午亭则是清代扬州另一位传奇评话艺人，被誉为“空今古而独造者”，其演说《清风闸》享誉全国。据朱黄《龚午亭传》记载：“上自公卿士大夫，下至村妇牧竖，莫不知有午亭。其名声流布海内。道过扬州者归其乡，人必问曰：‘闻龚午亭《清风闸》否？’或无以应，则诽笑之，以为怪事。是以过扬州者，以得闻为幸，恒夸于众，以鸣得意。”
乃至当年的扬州坊间盛传一句谚语，叫“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意思是吃饭耽误了时间，龚午亭的书场就抢不到位子了。
除了评话、弦词、清曲等当时最普遍的市民文艺之外，戏曲也是当时市民非常喜爱的一种文艺形式。扬州本土戏曲之风向来就很浓郁，到了明清时代更是百花齐放。盐商们对戏曲特别喜爱，为了满足自身对戏曲艺术的消费需求，不惜重金发展戏曲艺术。明清时期扬州戏曲艺术之所以如此繁荣，盐商的资本投入和个人喜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往往蓄养家庭戏班，在重要节日和日常生活中随时欣赏，不惜重金聘请名角加盟，为扬州戏曲艺术的繁荣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还聘请制曲名家，招集各地戏曲班社会演。在盐商们的大力资助下，扬州成为清代全国著名的戏曲中心，全国各地戏曲班社纷纷来这里表演，国内城市南北曲剧名流也大多聚于此。据《扬州画舫录》卷五记载：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
作为一个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扬州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一直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由此在文化资源保护上获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早在2001年，扬州市编制了老城控制性详规，将5.09平方千米的明清古城分成12个街坊，逐一编制规划。
这一举措为今天扬州古城保护的完整性奠定了基础。2012年3月1日，《扬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扬州文化资源保护的系统工作正式上升到政府立法的层面。特别是2014年6月，扬州作为牵头城市引领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终获成功，证明了扬州在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扬州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现状，对于保护工作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文化资源的丰富便于明确保护对象，而“家底子太厚实”也不利于甄别筛选。这使得扬州在文化资源保护上，固然不必担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也产生了“米太多让巧妇无从下手”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源保护既涉及空间、经济等基础性的硬件条件，也牵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基本的制度环境，还关涉人的保护意识、审美观念等深层次主体要素，对此，在肯定扬州文化资源保护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遭遇的困境。
一是“不保护”“等保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扬州文化资源，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风雨雨，损毁情况一般较为严重。特别是古镇老街建筑文化资源，其物质形态的损耗更为明显。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许多资源有可能从此消失。
2014年，已经获批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江都大桥镇，仅团结街上就有100多处古宅，这些古宅大多为清代、民国建筑，房龄大多为百年左右，但是，这些老宅多数沦为空关房，大多数木架结构没有维护，任由破败，多数已经成为危房。不保护的客观原因固然在于“整体性保护经费缺乏”，但是，更严重的问题不是缺钱导致的“不保护”，而是消极的“等保护”。例如，该镇正在申报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如果申报成功，将加大对大桥镇古建保护的投入”
。历史上的旌忠寺是六朝遗址，清代为阮元治学之地，亦是纪念岳飞之地，后成为宗教寺院，这种历史变异使之面目全非。扬州历史上的11个名镇，今天除少数保存完好的外，相当一部分名镇已几乎无遗存。如宝应汜水镇拆晚清著名华家大院，以致汜水镇几乎无历史文化遗存。
级别不够高，国家划拨保护经费太少，文化资源就任由“露天暴晒”；级别升高，国家重视，保护经费充足，文化资源就可以“遮阴纳凉”。从表面上看，这是扬州古镇文化资源保护中的个案，从深层来看，当前扬州文化资源保护普遍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既然扬州文化资源如此丰富，国家保护经费就显得“僧多粥少”，不可能做到每一处文化资源都获批国家级的待遇，那么，如何去保护尚未申报、正在申报的“国字头”“世界头”的文化资源，以及没有申报、申报“国字头”“世界头”失败的文化资源，一味等待国家经费到手再去保护，之前让文化资源处于不保护和等保护状态的做法，都是对文化资源保护工作的一种漠视。这无疑是当前扬州文化资源保护亟待走出的一大困境。
二是“伪保护”“破坏性保护”。文化资源需要多种保护措施来“设防”，但是，设防必须以合理、规范与科学为标准，违背了这个原则，就变质为一种“伪保护”，不仅无法起到保护文化资源的作用，还会造成“二次伤害”，最终成为“破坏性保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许多文化资源不被列入保护对象，往往处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消亡”状态，一旦地方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更频繁，破坏的程度就更严重，消亡的速度也更快，从而演变为“沸水煮青蛙”的“突然死亡”。
这通常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某些古老的村落被确定为保护区之后，便进行过度的旅游开发，修建许多与村落不协调的旅游服务设施，严重影响古村落景观；二是某遗产被评定为国家或省级名录后，便片面地去开发它的经济价值，按照某些肤浅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制作被大量机械复制；三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刻意营造一些与当地民俗差异很大的“伪民俗”；四是错误地认为越原始、越落后、越怪僻就越能吸引人，把历史上某一时段的民俗或部分地区的民俗作为当代全民族的习俗；五是“西化”现象严重，模仿西式风格和模式进行装饰，半土半洋。
扬州文化资源保护也面临着这个困境，这与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区位，以及扬州本土文化特性有关。
一方面，1993年，上海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战略构想，扬州第一次融入长三角城市群。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扬州完全融入了长三角城市群。这给扬州城市经济带来重大机遇，也把它裹挟进了以上海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化建设的浪潮中，从而给扬州古城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影响下，有开发商把目光瞄准古城，想在扬州古城开发建设中分一杯羹，开始出现大拆大建的苗头，古城保护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2010年，扬州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生过唐代瓮城古城墙遭到人为严重破坏的事情。
如何在保持城市群或经济圈一体化的战略下，避免新城建设对古城的破坏，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古城，成为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后的扬州文化资源面临的困境。
另一方面，扬州审美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充满江南诗性文化的柔媚舒缓气质。这一特质深刻地烙印在扬州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上，而现代化过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审美精神的迷失，都市是名利场，都市中的男女早已经失去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兴致和耐心，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被裹挟进入长三角城市群的都市化进程之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将对扬州审美文化精神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芒福德认为，如果城市所实现的生活不是它自身的一种褒奖，那么为城市的发展形成而付出的全部牺牲就将毫无代价。
同样，对于扬州文化资源而言，如果各种保护和开发不是对扬州人审美生存状态的一种褒奖，而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驱动，那么，城市付出的牺牲也就毫无意义。因此，如何对扬州文化资源进行抢救性挖掘、保护与开发，是正在建设文化扬州、现代扬州的文化资源保护亟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