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法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 即使此说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明历史需要充分关注这个民族的城市文明史，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这个观点，在中国城市文明的漫长历史中，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都市个体，本应该成为我们探究整个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要对象。然而，在“两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的城市社会学视野中，当无数社会学家和城市学者，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北方都市，以及近代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的时候，曾经辉煌到极点而后迅速销声匿迹的扬州，却被严重忽视了。正如现代作家曹聚仁曾自豪地宣称，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1500年的光辉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当代人则更为直接地高喊：“扬州是唤起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地方。”“扬州和关于扬州的文史，正是其中最有力量的历史博物馆，它站在这里，每天给人们讲课。它说：‘请看，这个伟大民族曾经创造过并还在创造着多么让人神往的人类精神文明！’”

扬州究竟在中国古代都市文明历史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创造了怎样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资源还有多少鲜活地存在于世人面前？它们具有怎样诗性审美的本质和特征？这些文化资源在今天如何开发？这些既是我们当下进行扬州文化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市文化资源分布不可缺少的课题。

首先，在区域文化学层面上，地域文化研究长盛不衰，尤其是自古以来在中国文人心目中占据特殊地位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学界对此各种形式的叙事、歌咏和阐释，都标志着这片土地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虽然在地理区域上，扬州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江南”，但是，在历代文人歌赋诗词中，扬州被赋予的审美文化精神，与江南文化有着家族遗传的类似性。对江南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往往溢出了太湖流域，而辐射到江淮地区的扬州，由此导致了扬州与江南之间暧昧纠葛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扬州被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江南范畴加以叙事和研究时，往往停留在秀丽的自然地理风光、浪漫的诗情画意这一“宏大叙事”层面上，缺少对扬州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为此需要对扬州文化资源加以“微观叙事”，彻底廓清、梳理一下扬州文化资源的矿藏。

其次，在中西文化语境纷争的层面上，自20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凸显强势地位的西方话语（包括都市文化），一度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话语和本土经验缺失的焦虑和恐慌，无论这种焦虑、恐慌和对抗是否合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构建中国话语和本土经验的声音日渐高涨。以所谓的本土地方经验和话语来彰显中国文化语境，其细节和局部固然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构建一个与西方都市文化语境不同的深层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应对都市全球化风雨的一个必要选择。而以扬州文化资源为对象，从文化学、文学、历史学等综合视角，对其加以研究，无疑是构建中国话语和本土经验深层结构的延续和细化。

最后，在现实意义层面上，都市全球化的狂潮席卷整个中国，包括扬州在内的长三角城市不仅被裹挟进了这次伟大的进程，而且，成为中国都市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都市化进程为中国城市带来了充满诱惑的物质利益、生活消费、感官享受和刺激娱乐的同时，也把都市人缠绕在快速的生活节奏、紧张的心理压力等问题上。在日益明显的现代“都市病”面前回顾、眷恋和开掘古代中国都市的审美文化资源，已经成为都市化进程下的中国都市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课题之一。扬州在历史上一度创造出高度自由的审美文化，其成就不应仅仅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从思想资源借鉴、再生产的角度来说，扬州都市文化厚重的审美思想资源，既可以为当下扬州都市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也能够对整个长三角地区城市，甚至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审美文化建设起到很好的比照、借鉴和生发作用。

是为序。

张兴龙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