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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现有的关于新媒介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逃不开对技术的理解，新媒介是在通信网络基础上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方式的媒体形态，例如认为新媒介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熊澄宇）；“构成新媒介的基本要素是基于网络和数字技术所构筑的三个无限，即需求无限、传输无限和生产无限”（黄升民）；还有认为新媒介是“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另外也有从媒体的时间前后来划定新媒介的，如业界中经常谈到的“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介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
以上对新媒介的界定，来源于新媒介技术特征和传播特征的总结，事实上，“新媒介”这个概念的确立方式类似于“后现代主义”概念，某种层面上讲是相对的。对新媒介概念的把握须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纵观人类媒介发展史，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新媒介的实质。甚至有种说法，不关注新式媒介的人会被宣告过时，因为媒介与未来，已经合二为一了。
当然媒介的发展从来都没有与技术发生过断裂，新媒介的技术“灵魂”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尤其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为要，而虚拟现实从某种层面上讲，不停地拒斥着时间，因为在“涉及技术的东西的文化中，任何东西都谈不上有什么持久性”
。从古代的用金属当作传声筒的发明到贝尔的电话机；从拉斯科洞穴
壁上的影子发展到今天的 3D影院；从古希腊人的水下传递情报到当今无所不覆盖的互联网数据服务，这些重大的媒体发展史实都告诉我们媒体本身就是技术史，对媒体的掌控须朝向未来。不断发展的媒体本质中所蕴含的时间性部分地宣告了媒体自己的过气，布鲁斯·斯特灵（Michael Bruce Sterling）
在 1995 年开展了一项名为“僵尸媒体研究”的项目，重在寻找并保存被人们遗忘的、实验失败的或没有广泛传播开来的媒体与通信技术，例如旧式互联网论坛、只读光盘、视频游戏、老版本软件等网络或数字技术作品，所搜集的作品有的轰动一时又迅速被更新，有的存在于项目策划阶段，作为一个展示品单个出现，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如今都已销声匿迹了。因此媒体的时间性应当成为考察新媒介概念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然而一旦展开关于媒介时间性的思考，便会遇到哲学层面的难题。因为时间维度是人类自身奠基要素之一，人类自身深浸时间之中，而又反思时间，于是形成了一个无法跳脱的悖论，用隐喻的说法就是：一个人试图用自己的手抱起自己，无论他力量多大，最终也是徒然。因此试图考察媒介时间维度的观念，对人类而言，似乎又无奈地只能将其本身作为一种隐喻来理解。媒介技术，从目前所拥有的历程来看，并不属于人，更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非人的，因为它抗拒有机体的组织结构，对人而言，媒体的角色尽管有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延伸”，但终归是假肢，所以不具备某种永恒，才会将“版本”迭代进行到底。不仅如此，生物有机体的惰性
，又可称为对时间的滞留特性，加之人的“视听触”三种知觉方式所覆盖的范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远距离扩大化趋势
的深层矛盾，共同驱动了媒体技术历史上的一切重大发明，如齿轮及钟表装置、机械及发动机装置直到如今的数字技术及计算机设备等。因此，类似人类文明的发展，媒介的变迁并不存在一个最优化指向，正如同古代人类文明成果在今天看来依然卓越，古典艺术并不“落伍”，机械钟表的滴答声甚至比数字电子时钟的报时人声更加动听。媒介，并不是从原始的东西发展到复杂而全能的一种箭头指向，我们当今所拥有的各种媒介并非“优于”过去的媒介。
因此，新媒介的“新”也只是存在于世俗时间观念上的新旧之新，而并非媒介本质上的“新”。或者干脆说，凡是媒介就都是新的，只是看相对哪个阶段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