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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伦·拉尼尔
的《第三文化》（2000）使用了“控制论极权主义者”一词描述那些宣传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数字乌托邦观念的学者、科学家、研究人员以及发明家。他不否认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思考和交流的方式。但是他对计算机发展的普遍性说法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控制论极权主义者声称算法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虽然有些国家还没有能力完全参与其中。数字鸿沟并不是关于所有权差距以及是否有机会接触像互联网一类的数字技术。由于有些人可能接触到了互联网，却不能对其有效利用，因此，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知识才能有效利用计算机技术。拉尼尔提醒我们，当计算机科学家构想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大部分人口正在担忧生存、食物、健康和清洁水问题。
控制论极权主义的主要原理包括：信息模式为我们了解现实提供了一条根本出路；自然和人类都是一种可以通过数学原理表达的信息模式。过去的人们认为宇宙是一块巨大的钟——像机械装置一样根据牛顿运动定律以固定的方式运转；更近一点，有人主张宇宙及整个自然都是某种巨大的算法装置。依靠计算机数据处理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于 2003 年完工，其结果是使得生物学从一个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学科变成了一项新兴的信息科学。如果开始明白算法不只是一个人为定义的结构，而是存在结构的一部分时，我们才可以完全领会自然所给予我们的算法机会。另一方面，科学家提醒我们：“切勿将算法原则普遍用于DNA和人类生命领域。”
人类机体中并没有所谓软件和硬件之分，也没有任何可以简单执行的指令。将计算机程序与DNA进行类比的困局是：系统的总体逻辑可能与程序运行一台计算机的方式很像，但那并不是说系统里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程序。由于各类技术产品和服务都嵌入了数字编码，它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成了当代文化生活里的基本构成单位。但我们必须警惕网络极权主义，尤其是当它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漠视其他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以及对现实的解释的时候。
有学者向控制论极权主义发起全面挑战，他们对于技术的推崇方持批判立场，认为是媒体促使了技术乌托邦概念的产生。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有人刻意想要隔绝、压制和排斥任何有关反技术乌托邦的观点”
。甚至诞生了“虚拟阶级”的新术语，暗指那些带有阶级意识的虚拟现实制造商、发明者及计算机科学家。而他们的阶级意识是分别基于创业意识、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对信息互联网的控制意识之上。
虚拟阶级的理论认为社会体验是一种类似“假肢效应（prosthetic－after effects）”的幻觉：人类机体受虚拟现实情结的诱惑，变成了一个待加工的、娱乐性的、可贮存的被动档案。虚拟阶级中持霸权主义一方可以行使权力，控制技术发展和技术分配，这便是虚拟阶级理论带来的一系列类似真是社会中的典型问题之一。虚拟阶级这个概念的诞生，有个不可忽视的背景，由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硬”意识形态纷争的快速衰落，以及虚拟阶级这种“软”意识形态的兴起，20 世纪 90 年代成了最典型的一个时代。但提出这个概念的著作是在千禧年之交写的，而那时，社会互联网时代还没有到来，很多全球性社交倾向的互联网巨头的发展还未成熟，有的甚至还未诞生。但其他学者，如以利·巴里瑟（Eli Pariser）（2011）与洛里·安德鲁斯（Lori Andrews）（2013）之间的争论，突出强调了具有霸权主义特质的互联网巨头，比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以及杰夫·贝索斯（Jeffrey P Bezos）（Amazon CEO）。因此，不能忽视复杂的社交网络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如GNU计划
、自由软件基金会（FSF）或知识共享对于虚拟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它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会批判地看待全球资本主义关系，促使我们正确对待那股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渗透入科技的庞大力量。
随着虚拟现实在现代媒体中的不同呈现，它已然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霸权行为试图将特定的概念与支持当权者议程的强势话语交织在一起。例如，互联网、万维网和虚拟现实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早期都是美国政治议程的重点。在 1991 年的 5 月，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成立了一个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就关于虚拟现实与科学、技术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举办了讨论会议。会议表明：会议讨论了关于日本研究虚拟现实的竞争力以及美国投资虚拟现实技术的经济优势。与此同时，英国的贸易工业部（DTI）和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也在 90年代期间加入了虚拟现实知识的构建潮流中。DTI的委托报告《汇聚技术：新知识驱动经济的结果》（1998）写道：“虚拟现实如果运用于教育、设计、制造业和商业之中，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同样地，ESRC也于 1997 年至 2000 年开发了一个涉及 25 个学术机构、价值 300 万英镑的虚拟社会项目。”上述阐明了虚拟现实技术与经济和技术问题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尤其推动了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变革。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系列研究，体现了围绕数字技术对“话语”周密的分析。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大肆宣传使得公众认为“网络可以平衡社会阶级、分配个人工作以及促进精神层面的沟通”。但是，其他一些“话语”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是如何支撑某些财雄势大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仍旧无法解释数字技术是如何与乌托邦思想并行的。随着我们对技术驱动的新型社会性研究的深入，我们不仅有机会探索网络文化，还可以探寻网络合作是如何产生那些有利于文化形成的符号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的确，技术、文化和日常实践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因此，我们要清楚，单单技术是不会引起社会或文化的变革。技术决定论存在弊端，因为它是以一种单向运动且过分简单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因此，讨论这个需要考虑到数字技术与社会文化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方面都有所反响。技术通过创新、企业家、政府引导及消费实践等不同方式贯穿于文化和社会当中。正如西班牙传播学者卡斯特尔所理解的：“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没有技术工具，人们就不能理解和解释社会。” [1]
[1]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西班牙名Manuel Castells Oliván）现任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及政策、规划和开发学院共聘教授。观点引自其著作 Local and global ：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