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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所述的研究内容，本研究力图展现社会变迁、春节联欢晚会、受众需求三者间的关联，因此为了避免单一方法和视角带来的局限，本研究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
提到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意识形态”，春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如何理解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理解央视春晚的意识形态性，是本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或框架。
意识形态（ideology）在字面上可称为“观念学”或“理念学”，最初由德斯蒂·德·特拉西用来指一门由他提出的新学科——观念科学。随后的百年中意识形态意义的发展随着时代发展有所不同，这其中在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中，马克思的阐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为一种批判手段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 Granmsci）则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从而建立了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
“霸权”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葛兰西将之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理论公式，把现代国家的形式看作“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成为新型的国家。而霸权又可分为两种，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霸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或“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而霸权的根本问题是维护文化上的霸权。在大众传媒时代，这种霸权社会更加明显。大众传媒一方面维护领导集团的利益，为其歌功颂德，灌输他们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持自身所赖以生存的观众群，大众传媒又使其他属于各个集团的、个体的观念充斥进来，使社会中冲突与共识、统治与抗争在文化霸权之下进行最根本的运作
。
霸权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地位，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提出创建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由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转向社会和哲学研究——意识形态、文化、伦理的方向，确立了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承载者，在现代社会中“争霸”的关键地位，为合理地解释大众传媒的现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
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认为，国家权力的掌握不能仅仅通过统治阶级的暴力来获得，国家整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以统治阶级为中介而产生，只有“国家机器”才能解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国家存在的必然性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一方面关注将权力和统治符号的关系纳入实际物质活动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中；一方面关注三者之间的形成过程，指明意识形态、意识和传媒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为大众传媒批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
总之，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的观点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突破了当时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简约的阶级分析论、传统唯心论等各种思潮。他们将意识形态理论纳入到社会总体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并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视角具体考察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等现象，其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为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进展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模式。
相比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领域，他立足于现代社会背景，丰富了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并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中进一步探讨了意识形态、社会、现代文化、大众传播几者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个方面，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分析首先要关心的是象征形式与权力交叉的方式。它关心的是社会领域中意义借以被调动起并且支撑那些占据权势地位的人与集团。因而将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研究定义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意识形态现象就是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有意义的象征现象。”
。
同时，汤普森将意识形态的运行归纳为五种一般模式，即“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分别可以简述为：其一，统治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合法而加以建立和支持，即被描述为正义的和值得支持的，可以通过合理化、普遍化和叙事化等象征建构典型谋略在象征形式中表达出来；其二，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辞，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其三，意识形态的第三种操作法是统一化，可以通过在象征层面上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其典型谋略是标准化。统一化可以借此成为另一种象征建构方式是所谓的统一象征化。意识形态运作的第四种方式是分散化，统治关系可以不必通过把人们在同一种集体中建立起来，而是通过分散那些可能对统治集团造成有效挑战的人和集团，或者通过使潜在反对势力面向邪恶、有害或可怕的目标。而具体化则是指，可以通过叙述一项过渡性的历史事态为永久性的、自然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第二个方面，汤普森基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大众传播一般特点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背景，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大众传播的发展如何改变了社会互动的性质以及现代社会的经验模式。而相对于关注特定传媒信息的具体效果，汤普森更加关注技术媒体的配置如何有助于重组和重构社会互动。在他看来，现代文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是一种电子媒体的文化，在其中口头与书面的传播方式已得到以电子媒体为基础的传输方式的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而以电视媒体这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大众传播工具为中心，汤普森阐述了技术媒介在四个维度的互动影响：
第一，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们跨越时空距离而互动，这可以极大地有别于典型的面对面情境下的互动，媒介技术可以把社会互动与实际地点分开。第二，媒体影响个人用来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方式，媒体技术的新发展使个人能和他人以新的、有效的方式传播交往，个人会根据媒介技术所能提供的条件和技术支持调整其传播行为（例如，拥有一部电话一般会改变一个人与他人的互动形式和互动本身的性质），特别是使在时空上广泛、分散和遥远的沟通成为可能；同时，把社会互动与物质场所相分离，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了个人安排自我展示的方式和程度。第三，媒体影响个人对他人做出回应的方式，特别是那些处于远方的他人。正如媒介技术发展可以使个人影响远方的他人一样，技术媒体也可以为对在空间和时间遥远的他人做出回应的个人创作新的机会和可能。第四，媒体也影响了个人在接收过程中行动与互动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影响了日常生活诸领域中将接受媒体信息作为常规活动的那些社会组织。
第三个方面，汤普森基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的关联，重点关注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今天需要怎样去理解和探讨，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从专注于技术媒体的性质和传媒机构的组织改为另一种分析，即在这种考虑下面向传媒信息的内容以及该内容在特定环境中使用和取得方式的分析”
。基于现代化的背景以及媒介发展的特性，汤普森提出了四个主要的论点，为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一套理论方针。
他认为，其一，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但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因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层面是关注的焦点，它不但作为象征形式（汤普森将意识形态现象的特点表述为有意义的象征形式，指的是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用于建立和支持统治关系
）的流通与传播渠道，而且作为产生时空上延伸的新型行动与互动及新型社会关系的机制。因此，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既讨论传媒机构生成与传播的象征形式，又讨论生产与接收这些传媒化象征形式的行动与互动背景。
其二，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因为它使象征形式能够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意识形态的构成主要来源于象征形式所传达的意义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而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现象的宣传语传播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电视的出现，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现象的群众性和群众潜力。电子媒体使象征形式以空前规模进行流通，同时除了加强了流通能力，电子媒体大众传播的发展也修改了象征形式生产与接收的进入方式。
其三，我们不能只通过分析传媒机构的组织特征或传媒信息的特点来分析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对于传媒信息的分析必须联系接受者采用信息时的具体背景和过程加以分析。也就是说，对于大众传播意识形态性质的分析，需要放在传媒技术发展互动的框架来重新定向——分析传媒信息的结构与内容，必须联系到它们在基础互动框架内生产和基本接收区接收，并联系到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维持的准互动以及传媒信息内容后来从其中结合和阐述的社会互动——而这些连锁的互动框架总是包含于某种结构方式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机构中。
其四，大众传播的各种媒体以及它们造成和支持的准互动性质，决定了这些媒体所传输的信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广泛参数，但它们并不构成这些信息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这些广泛的参数是意识形态从中出现的一些界限条件，但并不决定这些现象本身。
对于春晚的研究无法脱离其发展的社会背景，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巨变使一些问题的思考必须考虑调整研究视角和框架，试着用“转型”和“发展”的研究立场和方法，探索问题，得出结论。因此无论是对春晚本体的研究还是对其意识形态生成的研究，我们必须综合社会背景和媒介技术发展——这两个催生央视春晚产生的“父体”和“母体”，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通过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其晚会主题、节目主题、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考量，让人们在科学、系统、真实地认识春晚的同时，探讨其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输。
媒介系统依赖论被认为是一个全面透视媒介与整个社会结构中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并用于不同层次分析的理论视角。它较为完整地阐述媒介信息系统与社会成员个人、群体、组织及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并专门从这种关系的角度考察媒介社会效果的理论，以其审视大众传播效果背后的媒介——受众——社会关系的独特视角，受到国际大众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借鉴此作为另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春晚三十六年历程中所展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困扰。
桑德拉·鲍尔－洛基奇有关这一理论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她于1974 年在全美社会学协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信息观念》。而首次明确使用“依赖模式”这一概念并详细阐述“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主要假设和观点，则是她和梅尔文·德福勒于 1976 年合作的论文《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见下图）。此后，1986 年，鲍尔－洛基奇等主编的《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1989 年，德福勒与鲍尔－洛基奇出版《大众传播学诸论》，在书中再度拓展了该理论。
图 1 媒介系统依赖状态（鲍尔－洛基奇和德福勒，1976 年）
如图所示，该模式是一种社会系统模式，它将大众媒介看成是积极参与处于社会行动的社会、群体和个体层次上的维持、变化与冲突过程的信息系统。在此模式中，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是决定大众媒介效果出现的条件。其中，社会体系根据它的稳定程度而变化，这就刺激和影响了信息的发送与接收；受众随社会体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大众媒介因社会体系和条件的不同，在数量、多样性、可靠性及权威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功能也会有所不同。
同时，该模式也显示了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些关系的确切性质因社会而异，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也将影响其对受众的可能效果。首先，媒体系统在有些社会中被严密控制，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则拥有更大的能力来独立影响社会。媒体与其受众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媒体优势跟随或反映受众，但在其他时间（或地点）则更可能扮演一个引导或控制的角色。上述各种差异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各社会系统因其稳定程度而不同。该系统可能是已稳固地建立了（但会面临某些暂时的混乱或内部危机），或者很虚弱并处于连续变化和不稳定状态之中（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它甚至可能濒临崩溃（如战乱、革命，或经济灾难等）。一个社会越动荡，社会危机越大或不确定因素越多，它就越需要信息、导向和定义，重申旧的价值观或提倡新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信息的提供和接受。在这些条件下，受众对任何现存的信息系统都将更加依赖。其次，各媒介系统因其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多元化，以及应付社会系统和受众需求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媒体越具备这些素质，它在社会上就跃居于中心地位，受众也就越依赖它。然而，如果存在着来自民间或专业网络，甚至来自境外传播所提供的另类信息，那么受众的依赖程度会打折扣。再者，各受众因其对媒体的依赖程度而不同。社会精英群体和某些非精英的少数族群可能具有各种另类渠道。受众群也会因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和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构成。
该模式和相关的理论在此后被两位作者展开成为一个过程模式，以描述每个受众成员对媒介的依赖是如何进行的，称为“媒介系统依赖效果过程模式”。但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所突出的是传播媒介与社会、受众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以此来标明媒介系统实际上是社会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子系统，或者说在社会高度发展、媒介技术急速进步的今天，把这种“依赖”看作是三者之间的“互动”更为贴切。
众所周知，春晚产生和发展的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不断变化、发展和转型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媒介系统在制度和技术上高度发展的三十年，社会的变迁、媒介的发展使得大众在媒介接触和需求上也产生了变化。因此，本文希望探讨以此作为理论框架，在除夕这一具有神圣感、代表性的时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时代产物中，凝聚的社会、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即在这一浓缩的典型媒介环境中，社会的变迁、受众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是否构成了其对于春晚的依赖；同时，社会不断发展使其关系愈加复杂，大众媒介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的功能越多，则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也就越深；而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功能越重要，则此社会对媒介的依赖也就越大。因此在春晚中，能否如实恰当地反映社会，特别是一年中的社会变化，也会影响受众对其的“依赖”或者说传播效果。笔者认为春晚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媒介环境的进步和更新、受众的需求和认知几者间存在某种关联甚至是互动，希望通过研究对此问题一探究竟。
综上，本文力图淡化春晚在文艺、技术等领域的课题，聚焦于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媒介，在除夕这一特殊时刻所传播内容蕴含的各种深层次因素，及其与社会、受众的互动以寻找影响受众接受并产生效果的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呈现，并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对媒介内容以及受众接受产生效果。同时，本领域以“媒介依赖系统理论”作为框架的研究比较少，且都是对于元理论的介绍和对其发展的探讨，并关注于媒介情况改变导致“受众依赖”方面的变化，而应用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社会变迁对于媒介呈现和传播效果的文章更为罕见，所以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创新的可能。
内容分析属于描述性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由于内容分析法可以广泛地用于分析各种形式的手写或印刷体文献以及音像资料等文本所包含的信息，将文本简化为数字，因此成为当前涉及媒介研究的各个领域中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
针对内容分析有多种定义，Walizer和Wienir（1978）把内容分析定位任何采用系统的程序研究信息记录内容的方法；Krippendorf的定义为：内容分析是根据信息对产生信息的环境进行有效的、可以验证的推断方法；Kerlinger（2000）认为内容分析是以测量变量为目的，采用系统的、客观的、量化的方式，研究和分析传播行为的一种方法，等等。
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指向了内容分析的系统性、客观性和量化性的特点，本研究拟采用内容分析法来研究 1983 年至 2018 年央视春晚全部内容，不再做抽样，以确保本研究的全面、系统和客观。
当前，内容分析法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性或特征、从信息内容推测信息传播者的态度、研究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从媒介内容推论传播效果以及建立媒介效果研究的起点等
。其中，描述内容的倾向性或特征，从信息内容推测信息传播者的态度、从媒介内容推论传播效果较为适用于本研究。研究中拟以节目为分析单位，通过内容分析研究央视春晚节目主题、节目类型、节目表演者等方面，揭示媒介传达内容的特征和整体倾向性，找出其中所隐含的信息类型、模式及意义，特别是这种特征和倾向与社会发展、受众需求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编码分析以一个完整节目为一个分析单位，不包括主持人串场词、植入广告、国家领导人讲话或致辞、各界人士拜年致辞或短信朗读等。由于三十多年中春晚影像资料保存过程中的损失，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如演员个人问题、现场直播中出现差错等）造成的节目在作为资料录制过程中被删减等问题，选取样本与当年直播版本存在微量误差。
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称为案例研究，是社会研究中的一种类型，是与统计调查相对而言的。“个案”一词出自医学、心理学和法律学研究，即个别病例或案例。在社会学中，个案研究的对象从个人扩大到团体、组织、社区、社会
。随着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个案研究方法的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也逐渐采用这一方法进行民族志的研究与探索。
个案研究是系统地研究个人、团体、组织或事件，以获取与客体相关的、丰富的资料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当研究者希望了解或解释某个现象时，常运用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不仅仅能够用于探索性研究阶段，同样也可以用来获得描述性或解释性的研究数据，或者用于在研究和分析不同现象和数据中使用。
但另一方面，个案研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缺乏科学上的严密逻辑，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强，并且非常耗时，有时还会产生大量的难以归纳的数据，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格外注意。
在本研究中，拟采用个案研究法，以央视春晚中小品节目的主题特征和主角人物形象为主要分析对象。之所以选择小品节目为样本是因为该节目样式自 80 年代作为独立的节目类型引进春晚以来，已经逐渐成为近年来春晚的重头戏，是整场晚会中受众最为期待的部分。而小品以其紧凑的节目时长和虚拟的场景浓缩了真实社会，基本上其主题选择、情节冲突、场景设置能够反映一年中民众关心、关注的社会问题。对该节目的个案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探寻春晚中体现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中各阶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