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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是人们对春节联欢晚会的简称，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来讲，包括每逢春节（特别是除夕）广电媒体各个频道举办的综艺型晚会，如天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东方卫视“春满东方”春节联欢晚会等；多省市联合录制的春节节目联播；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录制的本部委联欢晚会，如公安部春节联欢晚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及组织举行的联谊或晚会，如中国文联春节联合晚会等。
而狭义的春晚特指每年除夕夜，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春节联欢晚会。自1983 年以来，中央电视台除夕联欢晚会秉承一贯的风格，以其实力、权威性和影响力成为华人世界年度最盛大的综艺晚会，领各类春节晚会之先。因此，提到“春晚”，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央视的春晚，即习惯将春晚以此代替之，而在《广播电视辞典》中“春晚”被定义为：“春节联欢晚会是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综合性文艺晚会之一，创办于 1978 年，1983 年起改为现场直播方式，于每年农历除夕之夜播出。”
，同时搜索百度百科，春晚词条被解释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通常简称为央视春晚，或直接称为‘春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农历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综艺性文艺晚会”
。故本文研究对象也特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在后文中简称为“春晚”。
广义上讲，春节联欢晚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6 年。1956 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推出一部记录电影，即由张骏祥任总执导，谢晋、林农、岑范、王映东任导演，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春节大联欢》，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的“春节晚会”。这部纪录片的特色在于真实地把当时社会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等各界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到一起。因此这部纪录电影中，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中国还有科学界的“宝石”中的华罗庚、钱学森；有著名的作家老舍、巴金、周立波；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新凤霞、袁雪芬、白杨、赵丹以及后来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著名工商界人士荣毅仁。他们欢聚一堂，走进新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春节晚会，展示了当时新中国精英们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当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1979 年，具有春晚性质的“迎新春文艺晚会”播出，这台由中央电视台独立组织的“茶座”形式的新春晚会，成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一届春晚。此后虽然每年都有不同规模和形式的新春晚会，但因为1983 年的晚会各方面都在以往的基础上各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并采用了直播的形式，所以成了更多电视观众心中的“第一届”春晚。而那一年除夕也由此成为日后人们提及春晚的“元年”。
自此以后，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国人过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道精神大餐，折射出中国变革的同时也引领着时代的发展。春晚在演出规模、演员阵容、播出时长和海内外观众收视率上，曾创下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综艺晚会3 项世界之最——世界收视率最高的综艺晚会、世界上播出时间最长的综艺晚会、世界上演员最多的综艺晚会。
20 世纪 80 年代的节目内容以主旋律歌曲为主，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欢愉的心情，涌现出《难忘今宵》《十五的月亮》《故乡的云》等一批至今传唱的歌曲；而 80 年代末特别是 90 年代的春晚开始注重情节，内容上也变得更加轻松，语言类节目增多，产生了《羊肉串》《虎口》《英雄母亲的一天》《懒汉相亲》《小九老乐》《打扑克》等经典节目，也捧红了一批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笑星”，另一方面随着开放程度的放宽和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港台明星成为了春晚舞台上的常客；进入新千年后，娱乐成为节目不容忽视的新要求，网络语言和以网络为题材的创作走进了春晚的舞台，一些前卫新潮的台词往往成为当年流行语言的风向标，同时各种选秀催生的“草根”明星也开始在春晚上崭露头角；而除了节目形式的多样和创新，春晚作为一种科技形象化的综合载体，在灯光、音响、舞美设计、道具等方面不断采用新技术，使晚会场面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尽管主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节目内容及形式创新了一次又一次，人们对春晚的评价也是起起伏伏，但除夕看春晚却始终是中国人情感的寄托。
社会学家、文艺家艾君在 2008 年中国网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活动中撰文说，“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从“春晚”25 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纪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文明海内外的节日文化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25 年的发展，“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概念被公众接受认可。
春节是中国人千年承袭的传统节日，也是整个华人世界最看重的一个节日，它意味着旧岁的终结和新年的开始，更是一个象征着团聚的特殊时刻。城市化的进程使得传统的民俗活动受到地域、场地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无法传承，而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使得春节联欢晚会这一电视综艺晚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中国人民俗文化缺失的遗憾，以一种“新民俗”的形式庆祝除夕这一仪式性的神圣时刻。三十余年的春晚以相对稳定的“团结”“奋进”“欢乐”“祥和”等主题展开叙事；以电视媒体特有的声画合一的特点营造了一个其乐融融、举国欢庆的节日氛围；通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内容、形式、题材紧扣时代脉搏，塑造了一个个美好的时代形象；运用文本设计与安排上的处理，传递出国家、民族、社会等意义，制造意识形态的解读，鼓励人们稳定社会、维护现有的秩序。因此，无论春晚怎样发展，无论对春晚的评价如何起伏，人们仍然年年期待，因为春晚已经成为和中国年共生的一部分。
三十多年来，春晚以其特殊性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文艺形式，它既承载着人们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回顾，又寄托了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与 20 世纪 80年代春晚的轰动效应相比，如今春晚的影响力已慢慢衰减，人们对它不再是惊喜的心情与赞扬的态度，更多的是产生了无奈、厌倦和质疑，且这种负面的评价从世纪末的偶发变成了近两年的必然。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春晚成为了鸡肋，既有年年的期待又有年年的指责。纵观其三十六年的发展，春晚的现状既有时代的无奈、发展的必然，又有人为的制约。
20 世纪八十年代，春晚的兴起来源于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特别在精神层面上，精神的贫瘠和文化的饥渴使人们急需乐观向上的精神鼓舞和欢乐、祥和、喜庆的社会氛围。在此时出现的春节联欢晚会为大家献上了一台名人荟萃、丰富多彩的文艺盛事。这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与审美期待，同时文艺节目与传统节日的结合也为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的“年”文化注入了新民俗的特征。另一方面，电视的迅速普及也为春节联欢晚会进入家庭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迅速成长，中央电视台水到渠成地创办了春晚，发挥面向全国传播的特有优势，趁电视技术普及的“东风”，在除夕夜创造了一种文明、健康、多彩、欢乐的新型集体文化娱乐方式。其清新的时代气息迅速被全国人民认同和接受。
而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进步，当初春晚获得成功的某些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市场的繁荣使春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观众的心理和审美需求已经由“饥不择食”变成了“食不厌精”。进入 90 年代中期，伴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电视的发展，中国的电视频道迅速激增，在一些城市仅免费频道就由原来的几个发展到了几十个，同时电视文艺节目的数量和质量也与日俱增，仅中央电视台就先后出现了《综艺大观》《同一首歌》《星光大道》《欢乐中国行》等热门综艺节目，加之各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跨年演唱会、春节联欢晚会等。文艺的工业化生产使得这个时代的电视文艺节目不是太少而是过剩。因此，与 80 年代初的“供不应求”、审美饥渴相比，如今的中国百姓已明显表现出审美上的过剩和疲劳。在日常化电视文艺节目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观众必然对节日的盛宴呈现出高期待以及不满足的心态。而在电视之外，人们精神层面的选择也日益丰富，最典型的是网络的发展“拉走”原来固定在电视前的一部分人，网络春晚也成为了人们春节的新宠。这些变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带给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但也必然使央视春晚面临着外部的巨大压力。
春晚的“失宠”既有来源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也同时存在属于自身的问题。这其中有主观上多种因素造成的“硬伤”，也有身份赋予其不可承受的“软肋”。
春晚的硬伤大体表现在一些创作中的忽略和编导思维的固化上。首先，春晚的模式和内容在、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生活方面存在欠缺。除夕夜是凝聚了传统、亲情、欢乐的特殊时刻，而春节联欢晚会是每一个华人寄托了各种美好情感的精神归宿。说到底，春晚是给亿万普通百姓看的，因此春晚从形式到内容一定要贴近百姓才能真正赢得喝彩。历年春晚观众最喜爱节目的评选正说明了观众心中的这种倾向。例如《十五的月亮》《常回家看看》《吉祥三宝》等，都因为浓缩了乡情、亲情等要素，感人至深而红极一时。同样，那些反映工人、农民等普通社会一员思想、生活、情感的情节类节目也往往深入人心。而近年春晚在创作上，很难再出现当年那些街头巷尾反复传唱的歌曲，也不再有《英雄母亲的一天》《张三其人》《小九老乐》等温馨幽默的小品，春晚的节目让观众感到更多是在“延续”和“模仿”。
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春晚的舞台上却显露出了形式大于内容的趋势。豪华的舞美、耀眼的灯光、唯美而奢侈的服装、精致的道具一年胜似一年，似乎追求完美的奢华成了一种时尚惯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隆重的形式可以从一个侧面突出国家的兴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和节日的喜庆，但归根到底能留给人们长久记忆的不是技术的先进和形式的奢华，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反映时代体现生活的节目内容，如果过度渲染，则会给人喧宾夺主、铺张浪费的感觉。
再有就是演员阵容“老面孔”难突破。在对春晚的非议中，最多的不满集中在春晚的“老”问题上，最典型的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四老”弊端，即老班子、老路子、老面孔、老调子。
春晚的模式似乎永远是歌舞、语言类等大版块节目加上京剧、杂技和魔术等，特别是在主持人和演员的选择上也总是一些熟悉的老面孔。
春晚渐渐被冷淡的原因也来源于另外一些无法规避的社会责任。央视春晚作为春晚阵营里的“国家队”，肩负了更多的责任。除了提供高水平的节目以外，面面俱到也是节目无法承受之重。这种面面俱到一方面是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进入了试图取悦每一个人的误区。中国地域广博并拥有 56个民族，为了体现地域融合、民族大团结，每个省份每个民族都要兼顾；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里有老中青三代，因此节目中要包含京剧、民歌、流行元素也要有少儿节目；为了体现春节晚会的全民参与性，要安排非专业演员的参与，还要朗读来自国内外的贺电等等。这些都使弘扬主旋律的责任与观众兴趣需求间的平衡成为春晚面临的挑战。
总之，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春晚已经走过了辉煌并呈现出令人担忧的现状，而其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春晚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变迁、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对于春晚的研究既是一个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议题设置、文化传承的问题，又是一个媒介系统发展以及满足受众需求的传媒话题。春晚的多年实践，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书拟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在媒介依赖系统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分析三十六年间春晚呈现的相关特征为切入点探讨期间体现的社会背景因素、媒介系统和受众三者间的互动，特别是其中社会性因素与媒介呈现间互动造成的传播效果及其对受众的影响。一方面，假设这些呈现的内容并不是随意的组合而是根据一定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架构后具有完整的意义结构的系统，对于春晚的研究可以解释其中的整体倾向性；另一方面希望探求春晚呈现的特征和社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即春晚是否能够体现社会变迁、是否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此外，本研究中拟以此探讨在春晚三十六年的发展变化中，社会性因素和媒介系统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影响受众依赖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