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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央视春晚自身特征的探讨是本体研究中主要关注的问题，例如春晚创作的回忆，春晚主题、节目的评论等。此类文章中既有对早期春晚的怀念，又有进入 90 年代中期后对节目的评议，而更多的是近年来对春晚及其类型节目的反省和思考，以及对于进入新世纪的春晚来说如何发展创新的探索。
央视春晚始于1983 年，但那时候的春晚只被看作是一台安排在除夕夜播出的联欢晚会，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对八十年代春晚的探讨更多体现于对日后春晚质疑和思考时用作参照物，或是盘点经典的记忆，总体来说“春晚开局顺利、一片赞扬声”。
言君在《1983 年春晚往事》一文中写到 “1983 年的‘春晚’开始了大 胆的创新，成为电视业内的改革先锋：第一次用现场直播，第一次用主持人 串场，第一次用电视与观众互动，而王景愚表演的《吃鸡》和李谷一演唱的 《乡恋》的‘解禁’……将欢乐和笑声传递给‘不敢言笑’的人们” 。1983年央视首开直播春晚，这一年也在后来被称为“春晚元年”。当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在《难忘除夕夜——从 1983 年春节联欢会谈起》中回忆说：“ 在这 之前电视台年年除夕都要搞春节晚会，但从来没有引起过太大的轰动。以前 经验不足，设备条件不具备，再加上十年动乱的耽搁，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是 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一次呢？辩证法有一条规律说，量变的积累可以引起质 的飞跃，现在该飞跃一下了 ”。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春晚的初步设计方案预想为四条，一是改变录像播出为进行现场直播，二是设节目主持人，三是在演播现场设热线电话，调动观众参与意识，四是请国家高层领导人出席晚会与民同乐。除了第四个设想在 1990 年才得以实现外，其余三条方案的实施不仅使当年的春晚一炮走红，更为以后的春晚奠定了基本的模式。大多数中国人也同黄一鹤一般所感“ 从 1983 年开始，这个叫人‘牵肠挂肚’的春节 联欢晚会就走进了我的生命 ”。
张凤铸在《挖掘精品重在创新——为纪念中央电视台创办春节联欢晚会20 年而作》一文中指出， “晚会的主题和基调确定为‘团圆、欢乐、希望’， 从此，每届的联欢晚会基本上是沿着这基调唱下去的，只不过各届分别做出 小的调整，大同小异，总是以喜庆、团结、欢乐、祥和、奋发向上为基调 ， 让广大观众高高兴兴过大年，团团圆圆过大年，在欢声笑语和审美满足中过 大年，达到‘团结、鼓劲也、希望、振奋’的社会效益” 。不仅是主题，在内容表演方面，这次晚会邀请了各界艺术家参加表演，“ 整台晚会熔仪式性、 节庆性、民俗性、娱乐性、新闻性、抒情性、知识性、趣味性、交流性于一 炉。以年味浓郁、民俗十足、欢歌笑语、融洽祥和为审美特征。从此，奠定 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基本框架”。 而在类型节目上，王景愚的代表作、哑剧“吃鸡”开春晚哑剧小品之先河，从此春晚上陆续涌现了众多经典小品，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艺术新品种。1983 年春晚在物质尚且匮乏的年代惊艳绽放，不仅奠定了中国春晚的基本模式，也成为能收看到电视的中国人心目中最温暖和珍贵的记忆。
1984 年的春晚被认为是春晚的第一个巅峰。而在导演黄一鹤眼中这一年的春晚格外重要和艰辛， “这是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并走向成熟的一年， 是晚会在国内外的轰动效应空前强烈的一年，是经历艰难坎坷最多的一年， 也是在晚会结束后，所有主创演职员都百感交集、激动地抱头痛哭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的晚会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 1983 年晚会基础上，如何 更上一层楼，以满足观众对晚会骤然增长的期望。二是在这一年中我们国家 将面临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迎接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 署，……另一件大事是当时正在开展清除精神污染活动。这一切无疑对本届 晚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两大背景的影响下，春晚大胆将“一国两制”构想引入晚会，成为 “寓政治性于艺术性的一次很好的尝试”。 黄一鹤认为，这场历经曲折但非常成功的晚会创造了许多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第一次把‘茶座式’的晚会形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第一次邀请 了港、台艺员回归大陆，参加由官方正式主办的春节晚会，第一次如此集中 地将文艺界的一些‘大腕’名流聚集到春节晚会中来，第一次以喜庆欢乐为 情绪基调的春节晚会中，‘插入’了情绪的‘反差’，安排了“动情”的情 节，第一次较为完善、系统地使用了电话点播、有奖猜谜等手段，调动了观 众的参与意识和观赏情趣。” 张凤铸也指出“1984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 摸准了当年海峡两岸要求祖国统一的心愿和寻根问祖的动向，在‘爱国、团 结、欢乐、活泼’八字上谱写动人心弦的艺术华章” 。这其中涌现了传唱至今的《我的中国心》成为游子歌唱祖国的代表，显示了中国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同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它显示了总导演黄一鹤的胆识和艺术鉴赏力”。
在不多的研究春节联欢晚会的文章中，普遍认为1985 年的春晚是春晚历史上的一个“教训”，这也是对 80 年代春晚仅有的批评。1985 年春晚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但是“ 场地大、难掌握、散而乱、调度乏术。加之，节 目长、粗、洋、弱、商业味太浓，台港味太强，赞助券扰民，广告多得烦 人，批评声不断，晚会遂告失败 ”（张凤铸，2003）。
在经历了痛定思痛后，1987 年的春晚被研究者认为是春晚的第二个巅峰。此后，春晚进入了平稳上升期。在不多的追忆文章中，作者提到80 年代后期的春晚时都会提及那些脍炙人口的创作，如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血染的风采》《故乡的云》《爱的奉献》，小品《羊肉串》《英雄母亲的一天》《懒汉相亲》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大批日后的春晚常客。
总之这一时期的春晚在研究者们心中有较好的评价。也是研究者们在日后的回忆中更多关注的，认为 80 年代的春晚心思巧妙、贴近百姓、演员精炼，在主题、模式、内容等各个方面为今后的春晚奠定了基础。可见，这一时期春晚的成功，更多胜在“新”，电视文艺晚会这一新鲜事物的产生、春晚节目形式和内容上的大胆创新、贴近生活、紧跟时代，使刚刚迎来改革开放、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尚处于饥渴状态的中国观众如饮甘泉，从而构成了对于媒介传播内容的高度依赖。
进入 90 年代对春晚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 90 年代中后期，春晚已经趋于成熟，主题风格等方面呈现了相对稳定的趋势，研究者们在予以肯定的前提下也提出各自的建议。
蔡骧在《春节晚会在“除夕”》一文中认为 1994 年春晚中“ 来自民间的 节目清新如山野之风，吹散了城市舞台的陈腐之气……专业文艺工作者以轻 新幽默者效果最佳，……它们传递给观众的信息，远超过节目本身” ，充分肯定了这台晚会的“山野之风”和“群众色彩”并希望“ 更多地利用电视 可以同步及时传播的功能，以中央电视台为枢纽，把春节晚会办成全世界华 人共度除夕的联欢晚会 ”。
1996 年的春晚采用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会场直播，罗九湘在《晚会：春节文化的主食——兼谈九六春节晚会》一文中肯定了这一创新， “编 导打破了常规，传统里出了新意，一般中见了神奇。‘三地互传，共映直播’ 打破了原有一地一台的局限，展示了卫星电视的高科技手段，令晚会变幻多 姿，引人入胜 ”，并指出“ 今年晚会的成功，显示了制作者们破除旧的框架 与限定的胆略 ”。而金希章在《为了这顿年年难烧年年烧的“荧屏年夜饭”——1996 年春节联欢晚会札记》中从幕后的角度评论了这次创新晚会创办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即在选取节目、操办节目、形式翻新三个方面的艰辛。此外，胡智锋在《“1996 年春节联欢晚会”感言》中也总结了这次春晚的新经验，即“ 在主题的开掘上 1996 年晚会在‘欢乐、祥和’的一贯主题 基础上又增加了富于时代精神的‘凝聚、振奋、辉煌’……在内容的把握 上，注意了‘寓教于乐’的追求与实现……在节目组合上更加精巧、更见功 力……节目形式上也有一些新意……节目播出、节目编排形式的创新……节 目组织得更加成熟” 。同时也指出“ 整体节奏还缺少变化，某些节目话题较 为陈旧、篇幅过长等” ，希望“ 能留给今后的晚会去逐渐总结、解决”。 陈孝英在《春节晚会的新界碑——看中央电视台 1996 年春节晚会漫议》中充分肯定了三地共播这一创新形式，并提出了其对春晚美学规律提供的重要启示 “关于思想性、艺术性和新闻性的统一，关于创作新节目与改造旧作品的辩 证关系，关于雅俗分赏与雅俗共赏的关系” 。但同时，也有文章指出了这场晚会的瑕疵。如晓民在其《落套怀旧疏误——九六春节联欢晚会反思》中认为晚会虽有三地互传共演直播，但 “总体框架和大构件并没有突破往年的 路数” ，存在演员老面孔，歌曲多为怀旧作品、字幕（文字）错误、小品较少等问题。
在关注 1997 年春晚的文章中，更着重于晚会在营造氛围方面的重要作用。范咏戈的《徜徉在艺术与民俗之间——1997 年春节联欢晚会随想录》赞扬了春晚将传统民俗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特点，通过 “咬定晚会的‘兴奋 点’——精品节目——不放松”和“准确把握晚会整体氛围，在丰富中求主 导，在主导下展示丰富” 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使观众徜徉其中。沈卫星更看重春晚营造轻松、愉快气氛的重要性，在其文章《中央电视台的贺岁‘大宴’——1997 年春节联欢晚会观后》中谈到 “看过中央电视台’1997 年春 节联欢晚会后的一个总体感觉就是轻松、欢快、祥和，它使观众头脑中那根 一直绷得紧紧的‘弦’开始松弛下来。在编导者营造的平和、自然的艺术氛 围中，整场晚会显出了一种素朴、协调的美”， 并指出“ 尽管这次晚会传统 多于创新，但是，另一个特点也很显著，这便是晚会的欢娱性”。
此外，由于积累了一定的晚会观看、对比经验，一些研究者开始纵深关注历年春晚中某一类型节目。如何青志的《诙谐的狂欢——近年中央电视台新春联欢晚会部分获奖小品审美特质论》从诙谐文化的视角，论述了 90 年代央视春晚部分获奖小品的审美特质，强调了小品语言狂欢化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而夏瑒则关注“歌曲”这一春晚中的传统版块，在其文章《20 世纪央视春晚中的流行音乐初探》中以 20 世纪央视‘春晚’为立足点，考察了它在流行音乐传播中的作用，认为春晚对流行音乐“ 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这些是和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意识形态性质以及它 作为大众传媒对收视率的天然追求分不开”。
总之，经过了早期的惊喜和新鲜，人们对于 90 年代的春晚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这一时期的春晚一直力图在稳定成熟中寻找突破，而对于每年不同的尝试，研究者们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的评价。用春晚历任总导演郎昆的话总结为，春晚具有民族化、综合化、喜剧话的三大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春晚应该走向庆典、走向时代、走向生活、走向民间、走向纵深、走向纪实、走向世界、走向高科技。而这八个“走向”正是对于春晚中所体现的社会、媒介和受众三者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期望。
进入新千年，随着春晚的继续成长，人们对其关注也越来越多。相比之前的 20 年，新世纪的春晚本体研究批判多于肯定，集中于讨论在业务方面春晚的停滞现状，以及春晚还该不该办、要如何办等问题。一些文章在对春晚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在大多研究者眼中，2002 年的春晚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批评与建议的文章在对这一年春晚的研究中占了大多数。研究者们主要认为这次春晚缺乏精品，究其原因在于节目缺乏艺术性和真实感而出现了俗变之势。
吕新雨在《解读 2002 年春节联欢晚会》一文中，以批判的视角探讨了春晚在营造时空感方面的作为，点评了几个代表性节目的得失，指出为春晚打造的场景和改变的节目，往往失去了纯粹的艺术性和生活的真实感，同时春晚的镜头语言也多了商业化的体现。而在文章《没有终结的艺术俗变——2002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综评》中，周粟肯定当年春晚在艰难中进行的创新努力之后，挑剔了其“老套乏味的面貌和身踞其后的艺术俗变大势”，指出 “春节联欢晚会其实应当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艺术的标尺必须矗立在前， 这样才有娱乐的丰富性和美感享受，也才有真正意义的凝聚人心、鼓舞精神 的作用。在艺术俗变大势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艺术化的年节盛餐，依然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胡妙德在《变与不变——兼谈 2002 年春节联欢晚会》中也同样认为，2002 年春晚虽力图对振奋高扬的民族精神加以表现， “但按 更高的要求衡量，在整体上感到火候不够，力度不强……缺乏精品，导演在 时代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把握上不够准确，成为晚会的遗憾”， 在节目方面 “这届晚会就歌舞、小品、相声这三大支柱来说，总的看来并不理想，缺乏 脍炙人口、扣人心弦的精品节目，而更多地停留在热热闹闹的浅表层面”。 具有同感的还有文艺报、钟艺兵在《我看 2002 年春节联欢晚会》中也认为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遗憾是精彩的节目太少。关键的问题是创作跟不上来， 或者说是节目选得不够精彩” 。杨新敏在《2002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点评》中直面指出了 2002 年春晚存在的问题，即“形式上，跑马圈地，粗放经营”和内容上 “华词丽句，远天远地”。
对于 2003 年的春晚，学者们的文章中给予了少有的肯定，认为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亲民”“富有时代感”。仲呈祥在其《新的民俗庆典 美的文化大餐——喜看中央电视台 2003 年春节联欢晚会》一文中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 这台晚会，基调鲜明，激情灌注，贴近民心，讴歌时代，从人民 群众普泛存在的友情、亲情、父子情、夫妻情升华到中华民族的祖国情、民 族情，令‘小感情’与‘大感情’水乳交融，从而尽可能做到有艺术的思想 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自始至终既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艺术氛 围，又毫不说教地富有感召力地自然呈现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这台晚会，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弘扬主旋律’与 ‘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台晚会，还十分注重强化艺术本体和 讲究艺术节奏，努力处理好艺术与技术、演唱与伴舞之间的主从关系，处理 好节目与节目之间连接链条的张与弛、动与静、充实与空灵、热闹与抒情、 豪放与婉约的辩证关系，使整台晚会气势宏大，情绪饱满，结构匀称，节奏 明快。 ”同样，白小易的《对春节联欢晚会定位和创作理念的再思考——兼评 2003 年春节联欢晚会》也给予了同样的赞赏，文章力图“ 用一种动态的 眼光将 2003 年春节联欢晚会置于当下电视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分析与思 考 ”，以期通过对当年春晚的评析引发对整个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理念和定位的再思考，从这一视角出发认他为 “2003 年春节联欢晚会应该得到肯定性的 评价，因为在总体创作理念上，该晚会完成了“娱乐化创作理念”对“教化 创作理念”之否定的否定，从而使春节联欢晚会的创作理念在经历了 20 年 的探索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歌盛世 颂中华——观 2003 年央视春节晚会感言》中，唐玉籍认为 2003 年春晚的特点在于平民化的视角极大地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是较为成功的，有创新、有进步，是“与时俱进” 的，“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人为的贴标签，没有乏味的说教，却同样完美 地弘扬了晚会的主题”， 节目有特色且推出了不少新人。楚卫华在《形势与内容的双重创新——我看CCTV2003 年春节联欢晚会》也肯定了 2003 年春晚在形式内容创新和平民化这两方面的看点。
但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何晓兵也在《春节联欢晚会杂谭》中指出本次春晚需要改进的地方，即 “歌曲节目有待进一步提高”“小品节目应进一步深 入民间，深入生活”“戏曲节目要百花齐放”“音乐剧要更有中国传统文化气 息，与作为中国年节民俗仪式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总体风格和气氛相协调”。
相对于 2003 年的小起色，2004 年的春晚又让观众在进一步的期待中遭遇了失望，评论界也出现了相应的声音。郑向荣在其《艺术的晚会和民俗的晚会——2004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读解》中面对收视率高，满意度比头一年稍有下降的趋势，肯定了当年的春晚在艺术上保持了一定的水准，能够承担 “聚焦大众情感，唱响时代旋律” 的任务，但作为综艺性春节晚会除了艺术上的考量，还应思考 “为什么与其他电视文艺节目相比人们对于它有 更多的要求？春节联欢晚会能够得以存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而他认为春晚和其他综艺节目相比的特点就在于“ 内容上的庆典色彩，艺术手法上注意 融入庆典（尤其是喜庆）色彩，具有仪式特点的‘零点时刻’要突出安排” 并指出艺术性和民俗性并不是“两股道上的车”，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正是春晚创作在模式化与创新中可以参考的新思路。张明巍、姚玉芹对此持相同意见（《总结经验 锐意改革 与时俱进》），针对收视率下降的现状提出央视春晚应该总结经验，针对 “没有通过与观众交流形成饱满的现场气氛” 和 “节目品类不够多样、质量有所下降的问题” 锐意改革，让春晚回到艺术本真上来，并且要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
2005 年央视春晚尝试改革，提出了“开门办晚会”的口号，面向全国征集策划案和优秀节目、对入选节目进行修改、对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优秀组织者进行奖励，充分体现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质量为先、公开透明的特点。这一做法在春晚中初见成效，改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认可。楚卫华在其《我看 2005 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肯定了这种做法，认为 “确实给今年的晚会 带来了许多新意和锐气”体现在“增强节奏感”“发掘民间力量”“民族元 素现代化”“拓展复合节目形态” 几方面，但晚会的不足仍是缺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品。究其原因是“ 歌舞类节目比重较高；晚会结构有些模式 化；语言类节目质量尚待进一步提高”。 仲呈祥在《盛世大联欢荧屏谱新篇——观中央电视台 2005 年春节联欢晚会感言》中也认为 “今年，开门办 好春节晚会，依靠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的协力同心，使过年的这道精神大餐 ‘更上一层楼’，再创收视率历史新高，实现了‘盛世大联欢，荧屏谱新篇’ 称这台晚会标志着当今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水平 又登上了新的台阶，诚不为过。” 旗乌兰在《春节联欢晚会哪能停》中说 “我觉得应该积极肯定 2005 年晚会的进步，原因在于它抓住了晚会的本 质——联欢。思路清晰，且大多手法生动，抓住了亲情做文章，整体文化品 位贴近生活而不落俗套。” 并由此认为，春晚瑕不掩瑜会“一路走好”。而耿文婷从另一个高度肯定了 2005 年的春晚，她认为 2005 年春晚满意度的明显回升确证了春晚所开辟的崭新道路，即迈向民主之路，这体现在其体制上的改革，实行开门办晚会，以及在节目内涵上体现的对内“反躬自省”。
2008 年春晚的观众满意度为进入新世纪 8 年来最高的一年。在经历了年初的冰雪灾后，人们带着对奥运的期待开始了新的一年。春晚上的相关主题也体现了这一点，让人们回到温暖的期盼中。汤天甜在《2008 年央视春晚——痛并快乐地成长》一文中谈到 “不讨论收视率调查的准确度与可信 度，但央视 2008 年春晚与往年的春晚相比，无论从节目样式、视听美感、还 是专业技术保障等角度看，确实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经过意义非凡的 2008 年，2009 年春晚的设置与安排再次成为万众的焦点，能否浓缩出过往一年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的精神，是人们评价春晚的重要标准，而在研究者眼中时代感成为这一年度春晚探索的重点。周敏在《内容为王，形式为圣——从 2009 年央视春晚看电视节目制作的创新》中认为2009 年春晚进行了创新， “而这些创新思想也折射出当今我们电视节目的制 作理念：在内容上走群众路线，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当年的春晚“ 以‘中 华大联欢’为主题，抗震救灾、‘奥运’和‘神七’发射作为晚会的重点内 容，将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就作为晚会的主线贯穿始终”。“而如何表现这些 内容，就成为重中之重” 。其另一篇文章《新瓶装旧酒：看 2009 年央视春晚形式上的创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同样，冯晗在《2009 年央视春晚特色分析》中肯定了这次春晚的特色，认为其 “展示改革开放成果，构建和谐社 会，营造盛世景象；节目兼具民族性与创新性，适合大众口味，增强了参与 性；紧贴时代发展，关注社会热点和国计民生”。 李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其《关于电视文艺创新三题——由 2009 年央视春晚引起的思考》中指出这次晚会的成功在于 “电视文艺的创新要符合社会、时代、经济的发展，要 顺民意合民心，要让观众感到惊喜、得到享受”。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彭俐在《缺少朴实欢乐的 2009 年春晚》里认为本次晚会 “整体感觉平淡，使人兴奋的亮点不多” ，晚会缺少朴实的欢乐，即民间的欢乐、大众的欢乐、老百姓的欢乐。万阕歌在《央视春晚的“软伤”》中指出 2009 年春晚总体上值得称道，但仍有一些“软伤”，即 “形式 大于内容，演唱节目缺乏原创、亮点，节目名称名不符实的较多” 等。
可以说，2009 年春晚是近年来难得的杰作，也得到了学者和观众空前的赞誉。但似乎 2010 年春晚并没有乘胜追击，因此在研究者眼中明显批评多过赞扬。除了高科技带来的视觉惊喜，内容上的缺陷引发了又一次对春晚未来的思考。虎年春晚的一大特色是现场运用了高科技体现“虎跃龙腾闹新春”的热闹，30 多块LED屏幕营造的美轮美奂成为一大亮点。孟繁军在《美的惊喜与美的领悟——由观看 2010 年春晚所体会到的》一文中盛赞了这种视觉美带来的惊喜和冲击，认为美的领悟源于从视觉美到认知美的升华。程奇芳也在《视觉盛宴精神会餐——虎年央视春晚评析》认为“美轮美奂的舞美设计”和“绚丽缤纷的灯光设计”是虎年春晚的一大亮点，也为歌舞表演增添了光彩。但较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呈现。在《“亲民”也要尊重艺术规律——虎年春晚得失谈》中彭静认为“ 春晚过度依赖网络用 语的亲和力却忽略了更为本质的艺术规律本身，也有漠视受众心理之嫌。” 并认为 2010 年春晚小品类节目的败笔 “是过度藐视艺术规律与低估受众欣 赏水平的产物，是盲目追求宣传效果与模式化受众心理的产物”。 陈中华在《春晚失于“大一统”意识》中谈到观众对春晚积怨甚久的原因时说 “我以 为多年来春晚的策划及编导们的指导思想错了，过时的“大一统”意识把他 们束缚住了，节目已很难适应当今丰富的社会生活了”，“春晚遭弃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它承载的内容太多，尤其是承载的娱乐以外目的内容太多，使它不 伦不类了” ，而改革的唯一方法是 “没必要让 13 亿人都守着同一舞台，盯着 同一幅画面”。 此外，2010 年首届网络互动春晚的播出也为研究春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高皓亮、靳赫在《2010 年央视春晚与网络春晚的比较》中从传播者角度、晚会内容、受众、传播渠道、受众互动、参与方式等方面比较了两者间的差异，在为网络春晚出谋划策的同时，也给传统央视春晚研究提供了借鉴。
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面对春晚无可抑制的颓败之势，学者们除了点评某一年晚会的成败得失，更对春晚连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梳理，反思一些“软伤”或“硬伤”需要如何解决，认为从根本上要为“年”寻找新的坐标，探求在现代文明和文化的背景下，如何为春晚重新定位（陈大立，2005）。
祁建的《细读春节联欢晚会的七处硬伤》概括了 20 世纪春晚需要反思的问题。张步中在《春节联欢晚会盲点透视》一文中盘点了春晚走过二十一年后的盲点，即 “忽视受众审美趣味的位移”“重形式革新轻内容创新” “迷恋明星令受众生厌”以及“忽视除夕夜受众的生理、心理特点”。
多年来，形成春晚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部分的研究者能够较为客观地认识其中主观与客观的因素。在郝爽、刘永祥的《央视春晚如何再度辉煌》指出央视春晚影响力下降的原因在于晚会“ 在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上有 着明显的差距”“只有明星大腕支撑，难以求新求变”“重形式，轻内容，有 点本末倒置”， 而其走出困境 “要从‘收视率居高不下’的陶醉中走出来” “要从‘取悦每一个人’的误区中走出来”“要从‘一家独占，一家独办’ 的模式中走出来”。 而崔希洋、高欣在《春节联欢晚会是否仍是年夜大餐》一文中从受众的角度分析，将春晚一年不如一年的客观原因归为 “生活水平 提高、要求提高、众口难调”。 《平平淡淡也是真——浅谈春节联欢晚会》一文思考了春晚应该如何办的问题，指出 “从 1983 年开办至今，春晚中的狂 欢性被逐渐消解，渐渐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象征色彩和宣传的意味。”“无 论从主题定位，还是内容或表现形式上都体现了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这 些都使春晚不堪重负，而另一方面 “除了政治因素，作为观众的老百姓也自 然不自然地给春晚增加了一些束缚。 ”观众的 “期望值过高”和“把看春晚 当民俗” 也使得本来是娱乐性电视晚会的春晚背负了太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金柱的《回归电视本位——对改革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思考》可以用来概括当前此方面研究的观点， “其一，晚会节目的发展变化跟不上受众 所处环境的巨大变化。……其二，电视晚会已经到达一定‘审美极限’…… 其三，‘平民狂欢’不再是“春节联欢晚会”所独有。” 而当前春晚的问题存在于 “首先是节目形式过于稳定、创新不足。由于电视的传播特性所致， 观众只能是‘从形式到内容’。……其次，节目内容单调。……再者是栏目 的策划包装不够突出。”
面对当前春晚的现状，研究者们开出的“药方”不一。金柱认为回归电视本位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途径， “要回归电视本位来对待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就必须要分析栏目的运作环境究竟如何，再想方设法地做出合理调整。 首先是目标市场，或者可以说是目标受众。……其次是明确栏目定位。…… 另一点则是要保持栏目的延续性和扩展性。……同时‘春晚’完全应该拥有 自己的外围产品或者称为‘增值服务’” 。文布则认为春晚应该办得短而精，而非面面俱到（《春节联欢晚会宜短而精》，1995）。也有的学者认为春晚要继续，不只是节目编导人员的创新，同时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这里既有对晚会的集思广益，也有对春晚收视观念的转变。李珊在其《从博弈论角度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困境》中指出近年来央视春晚观众满意度不断下降的原因在于 “央视春晚创新变化与观众对高标准高质量的追求之间的差距，以及 各省级春晚的加入促使春晚市场的多样化，这促成了央视春晚的困境。”对 此，张凤铸也有几乎相同的看法，撰文《挖掘精品重在创新——为纪念中央电视台创办春节联欢晚会 20 年而作》中回顾了春晚 20 年的经验和教训，指出 “春节晚会要长期办下去，而且要把这一品牌保住和发扬光大，这是大多 数人的愿望。”但“现在的矛盾是：一、广大电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很快同 电视晚会节目质量提高较慢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二、观众的高期望值与节目 创作质量跟不上的矛盾。 ”希望能够为春晚“减负”“降温”并得到各界的扶持，并指出春晚的振兴应该是 “小剧组、大社会、齐努力”。
2010 年代后的春晚研究更为成熟和多元化，周敏在《试论后春晚时代的困境与出路——以 2011 年央视春晚为例》中，提出了“后春晚时代”的概念，以此概括近几年人们对春晚从“膜拜”走向“批判”的状态，认为目前的春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包括 “观众审美心态的变化”“网络时代的 冲击”以及“其他形式的春晚层出不穷” 等，同时认为后春晚时代的出路为 “取材要广泛，内容要贴近生活”“提升艺术品位，多从正面去弘扬主流价值 观”“多一些原创的语言与新的表现力” 。这刚好是“后春晚时代”需要思考的一些话题。近几年涉及春晚主体部分的研究除了常规话题外可以归纳出新的议题，一是时值春晚三十周年，各界开始盘点和展望春晚的过去与未来，二是对主创人员个人风格与春晚关联的评议和争论，三是对春晚中主流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要素是否要体现以及该如何体现的探讨。
2012 年适逢央视春晚诞生 30 周年，春晚采用“零广告、零冠名、取消赞助商席位”，诚邀观众回家过大年，并在节目设置上大胆革新。针对这场而立之年的晚会，涌现了部分盘点三十年春晚历程和探索春晚发展方向的文章，肯定了春晚对于中国人的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存在意义同时，也在思考其如何顺利度过“而立之年”。张颐武认为春晚经历的 30 年见证了中国电视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除夕夜的“新民俗”和全球华人所熟悉的文化符号。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多样化以及人们越发见多识广、趣味越发复杂，春晚虽然面临众口难调的窘境但仍不失为中国社会最关注的晚会，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可替代。而说到 2012 年这一“致敬 30 周年”的春晚，他认为2012 年的春晚 “放下了重负，放手一搏，大胆尝试脱离已经相对稳定的模 式……虽然这些寻找和探索仍然有不少可议之处，但已经获得了观众的相当 程度的接受。” （《“放下”的魅力——2012 年央视春晚的启示》）邹媛媛在其《春晚三十年：中国当代现象和文化形式解读》中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 会文化风尚决定着这一时期‘春晚’的形式和内容。反过来看，‘春晚’的 诸多形式和内容也可以反映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形式。”
邹欣、任金州的《“春晚”还缺啥——龙年“春晚”后的思考》站在春晚三十年的交汇点，以 2012 年春晚作为个案切入，探讨了春晚的“变”与“不变”，并结合春晚的文化定位和观众的反馈，思考了春晚的欠缺，文章较为中肯和扎实。于隽的文章主要肯定了春晚的创新，认为其魅力在于“贴近”——贴近年俗文化内核、贴近时代审美需求、贴近电视表达，认为“ 创 新之美来源于创作者对于生活的深入体验、观察和对艺术规律的不断探索和 把握。” 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及回味。郭镇之的文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认为春晚的 30 年是从服务大众到召唤大众的变迁，在探讨 2012 年春晚的回归基础上，回顾了 30 年春晚的重要节点，并分析了春晚在当下“失宠”的原因，指出 “春晚从服务人民变为召唤大众的转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 变迁。商业化并不是春晚衰落的主要症结，重新整合碎裂的社会才是关键问 题。” （《从服务大众到召唤大众——透视春晚 30 年》）
2014 马年春晚因为聘请跨界的冯小刚做总导演，吸引了众多目光，既有观众的期待，又有各方的关注。因为春晚“开门”外请导演和团队意味着明显的改革，而这一改革不仅是一台晚会的革新，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思潮在一台综艺晚会中的投射，更是中国文艺在向商业“招手”。可以说这是春晚在2010 年代最为出挑的一年，事实证明冯氏春晚犹如一颗石子投进了常规化的央视舞台，引发了历年春晚后最多的评议。
对于这一年春晚的第一个关注点即“改革”和“创新”，及其背后的意义。张颐武认为请冯小刚和社会人士、央视团队共同打造晚会 “这种合作办 春晚的方式，确实有创新，体现了央视开门办春晚的决心和吸纳公众意见的 真诚。” “新颖的面孔”“开放的精神”和“创新的追求”体现了央视全面迈开“开门办春晚”大步的一年，它所做出的努力可以为日后进一步开放打下基础、提供经验。（《春晚，寻求“开门”与“创新”》）
2016 年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在评价 2014 年春晚时认为，“在继承和发扬历届‘春晚’优秀传统的基础上，2014 年‘春晚’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开拓和探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特色。”……“做到了‘有特色、有提高、有创新’，实现了‘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思索和建议，以便 “在节目创作思路、内容制作、实践经验等方面不断更新 和升级，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观众” （《“春晚”创作“再扬帆”——探析央视“春晚”的理念创新和未来发展》）。赵凤兰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肯定了2014 年春晚创新的意义，认为春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电视文化崛起的重要标志，而它的成长和变革同样也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窗口和缩影。“开门”可以 “真正将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人才引进，摒弃阻碍艺术发展的 传统思维和僵化的机制，汲取社会精英和民间高手的才情和智慧，让优秀的 精品艺术冒尖，让投机的伪艺术‘下岗’，让‘吃政府饭’的演出脱掉‘官 帽’走市场”。 （《春晚一小步改革一大步》）
对 2014 年春晚研究的第二个关注点是春晚革新的效果，即“温暖”与“回归”。魏南江认为这一年的春晚“以平实彰显温暖，以回归实现超越”，冯氏春晚的特点体现在轻松的基调、平实的叙事和凸显中国元素，这使晚会回归了文艺大联欢的本位，回归了服务于人民的本质，回归了春节的温暖和喜庆。王欢认为2014 年春晚的温暖回归一是体现在主持风格及串词内容由官方回归民间，二是体现在节目形式上设置了致敬春晚经典的环节，三是以重现“民族时刻”代替政治强调，体现了建构想象共同体手段的回归（《解读马年春晚的温暖“回归”》）。冷淞、张丽平执笔的文章《温世事沧桑暖中国人心》，认为 “2014 年央视春晚以‘暖人心、正人心、喜人心、炫人心’的 特色气质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特色电视文艺的创新典范。”
但即便如此，冯氏春晚也并没有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仍然有人认为春晚并没有因为冯小刚而走下庙堂。正如冯小刚在和网友互动时所说“ 大多数人 对我执导春晚有期待，但我其实非常想讲一个问题，我个人的能力，面对这 么一个有30 多年历史的春晚，这么多年下来，它已经成为一个新民俗，想改 变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很难。” 对此，较多的人持有同感。周思明指出 “他必须抛开自我运作的思维模式，与电视游戏规则达成必需的妥协与接轨， 也就是说，冯导需要收敛自身的锋芒，适应央视春晚的诸般考究，因此，其 困惑和不适在所难免” （《央视马年春晚：“年夜饭”烹出新滋味》）。
另一方面，这一年的春晚评析也第一次与“资本”“运作”等商业词汇连在一起。张建伟在《冯氏春晚的风光碉楼》中指出 2014 年春晚舞台上由冯小刚本人“执意保留”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歌曲《万泉河水》并不恰当，特别是前者，带有深厚的文革烙印，可能会使仍然健在的文革受害者很不舒服。而之所以保留这两个节目，可能是与冯小刚在海南的个人投资有关。同时还指出一些演员的安排存在着向华谊公司进行“利益输出”。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王南的《冯氏春晚是资本欢场艺术墓地》，同样援引了“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的调查报告《春晚被疑沦为华谊利益输送大平台》指出了上述两个疑问。
此外，还有少数研究关注了 2014 年春晚在全媒体下的发展、晚会进程中的观众互动等，但都不作为研究的主要视角。
备受争议与关注的 2014 年春晚过后，2015 年春晚的总导演重又由哈文担任，春晚也似乎重回“正轨”。和 2013 年一样，在经历过一个备受关注的节点或标志性春晚之后，哈文导演的这两届春晚无功无过并没有引发学界和业界过多的话题。
相比之下，2016 年的春晚又是一个“话题春晚”。对 2016 年央视春晚的研究除了编排、节目、舞台效果等方面创新的评议以外，其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成为近两年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和研究视角。
2016 年春晚导演吕逸涛在自我评价当年春晚时指出， “本届‘春晚’从 多个角度和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也对转型之中的中国文艺创作进行了新的 探索和尝试，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体现，更是在保留‘春晚’创作传统上的升 级。 ”首先就是恪守党媒的宣传理念、坚持政治挂帅指导文艺创作，其次是突出“中国梦”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最后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重点突出家国情怀。卜晨光在评述2016 年央视和各地卫视的春晚 “深刻聚焦其宣传意识形态、观照百姓情怀、传播国家（城市）形象的价值 取向，这在今年的多台春晚中均有体现，只是权重、形式、节奏有所不同”。 这其中 “2016 年央视春晚以高度的仪式感和宏达叙事突出了中国梦的主题主 线和思想内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力量、强军肃纪、中国道路、 丝路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创业等贯穿始终。” 周思明认为 2016年春晚的主题既恢宏大气又体贴入微 “展示出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带领下 实现“中国梦”的坚定决心，以及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的必胜信心。” 晚会主题很好地融合在具体的节目中体现出来。对于 2016 年央视春晚引发的舆论热潮，洪长晖在《识媒者生存：央视春晚的三重挑战》中指出，2016 年春晚是观众吐槽最多但主流媒体评价最好的一年，这其中的差异体现了新媒体时代、受众分层和大众泛化对央视春晚的深层挑战。2016 年春晚中渗透意识形态的细节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故事里传承意识形态和中国梦。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2016 年春晚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渗透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好形式，例如马骁在《寓教于乐的好形式——浅析 2016 年央视春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中指出，这一年的春晚歌唱爱国情怀、传递诚信能量、承继友善传统、体现敬业精神，很好地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另一些研究从受众调查的角度反映了观众在这一问题认知上的差异。源清智库的舆情分析指出2016 年的春晚评价走向了两个极端，即民间舆论场一边倒的吐槽和官方媒体一边倒的点赞，同时该研究也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刘佳等人基于 2016 年的春晚提出了“观看央视春晚能否提升受众政治认同”的问题，央视春晚的社会总体关注度仍然很高，但有少部分民众也并不是每年都看，其次大多数受众对其承担的构建家国想象、弘扬我国主旋律文化的作用和传播政治文化的功能持积极认同态度，且总体上受众的政治认同能够通过观看央视春晚获得提升（《观看央视春晚能提升受众的政治认同吗？——以 2016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除此以外，另有一些研究专注于意识形态、国家形象、符号建构等方面，均归于后面的春晚衍生理论中，此处不再赘述。
2017 年春晚并无大的槽点和波澜，对其本体研究也基本集中于常规性的话题，如节目形式创新、舞美效果突出、体现家国情怀等。陈寅和杨洛琪在《2017 年央视春晚创作的三个关键词》中认为这年春晚的创新体现在“总体设计、节目编排与跨屏传播凸显新意”“实景演出、演员遴选与舞美设计凸显炫美悦目”“晚会主题、创作理念与结构布局凸显家国情怀”三个方面。周思明也认为 2017 年春晚 “以传承为基石，以创新为引领，体现了我国文 艺界薪火相传的繁荣局面，让这台举国瞩目的盛大文艺晚会在传承往届春晚 常规特色之余爆出新特点，彰显新风范，既青春热辣、激情奔放，也轻松活 泼、养眼养心，体现了青年新锐力量多、语言类节目多、亲情类节目比重 大、大江南北五地联欢等突出特点”。 此外相对上一年，2017 年的央视春晚表达更为含蓄，将中国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寓于节目中以“情”来表达。一些文章也探讨了 2017 年央视春晚在意识形态引领上的这些特征。例如孙红震认为 “央视 2017 年春晚在营造‘全民狂欢’与 ‘欢乐中国年’的同时，较好地融入了主旋律和正能量，高扬起当下电视文 艺节目应当承载的价值引领与担当大旗” （《2017 年央视春晚节目的价值担当与引领》）。
2018 年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第一台春晚。这一年的春晚被讨论最多的是舞台和节目中呈现出的“走向世界的中国”。不同于前几年的春晚，2018 年春晚面向全球呈现中国，从“中国梦”到“世界之中国”其开放和包容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大多数的论文也体现了这一点。
王秀梅认为2018 年央视春晚是一场充满中国味道的视觉盛宴，立体化的呈现、3D效果的逼真展示、新媒体黑科技带来的全新视觉冲击，利用舞台构建出中国汉字“中”形象强化中国符号，分会场设置凸显了地域特色，节目的设置和海外演员的选用体现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播（《一场充满“中国味道”的视觉盛宴——从央视 2018 年春晚说起》）。周思明指出 2018 年春晚 “仍以央视一号演播厅为支点，携手贵州黔东南、广东珠海、山东曲阜和 泰安、海南三亚四个分会场，用五彩斑斓、四海欢腾的热烈景象，展现出万 千气象。整台晚会力求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地域文化，场面大气、炫 丽” 。向云驹谈春晚观感时说 “这是走过 35 个春秋的央视春晚，也是乘着党 的十九大春风与全国人民一起豪迈跨入伟大新时代的第一个央视春晚。央视 春晚甫一亮相就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奇与惊喜”。 这台晚会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节目佳作迭出，同时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4K等新技术助力了节目创新和舞台开放。持有类似观点的论文还有很多，例如陈曦的《媒介仪式观视角下的春晚传统文化传播特色——以 2018 “狗年春晚”为例》也认为2018 年春晚是具有强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仪式，一是通过节日的多彩绚丽弘扬传统文化、二是通过“黑科技”、新媒体的创新表达传递祝福、三是国际传播彰显文化自信。
总体来说，对于各年度和各个时代春晚的回忆和评价，是研究春晚最基本的要素，通过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每一年春晚的得失。而笔者将这些文献按照年代划分也为了方便按照本研究中的框架进行设置，以便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春晚各方面的发展和社会变迁间的同步性。当然在这些共生的变化所造成的改变中，除了其在模式规划、节目编排上的体现，同时也包含了媒介发展、技术创新和受众需求变更对于春晚的客观影响和主观评价。因此，对春晚本体研究的梳理使我们首先将“春晚”与“时代”联系在一起，而在众多的文献中也引发了几点思考：一是上述大量“编年体”式研究春晚的论文，主要是每一年春晚播出后对该年度晚会各个方面的点评，角度不同、有褒有贬，其中在创作思路、节目编排、演员选用、节目主题等方面的评论对本研究颇有启发，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哪一年度的春晚，主题和节目内容如果能够真正地反映当年社会变化、浓缩人情世故，都会获得观众的认可，并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反之将会出现“受累不讨好”的尴尬；二是，通过按年度对春晚本体研究进行归纳也发现，逐年的评论缺乏一贯性，对于春晚呈现的某些特征缺乏系统地归纳和思考，尤其是近几年这一问题更为明显，大多数论文集中于就事论事地评价春晚节目本身，似乎已经无奈地接受了春晚的现状，默认了现有模式而不再思考它将何去何从，对某一现象规律性特征以及背后的驱动力分析无法给出完整的论述，以及较难发现将多年社会变迁与春晚发展这两条线索联系起来进行佐证的论文，这也为本研究的探讨提供了进一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