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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医学生物学基础理论与临床科学的学习，从1969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医学生物学领域的思辨性研究成果集中在1973年和1974年，在以课堂学习为辅，从课堂上主要接受老师教给的科学入门的钥匙，以图书馆相关的刊物论文和课外书籍的学习为主的方式下，进行了大量的学习研究。1974年开始进入临床课程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了距当地县城约有100多里的山区水库工地。头3个月做保健医生，后从事生产管理工作，自己带着对医学生物基础理论的强烈兴趣，在工地上一边从事本职工作，一边申请调到医学院校，希望继续学习医学生物学。在反复联系调动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了医学生物学学习，改为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主要是对自然观的学习研究。因为医学生物学的学习研究对设备和新资料的依赖性太大，而科学哲学对环境的依赖性稍小。
本节主要介绍自己当时在学校的学习环境、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1971年秋天，在全国首批工农兵上大学的热潮中，我被家乡大队公社送到衡阳医学院学习，原因是我的祖父是中草药医生。大队党支部也是基于这一点，1969年要我来当赤脚医生，进而送我去衡医学习。
当时衡医72级有400位学员，虽然高小文化的也有，但还是以高中生占多数。我进校时成绩并不好，自己1965年才进初中学习，1966年6月就停课了。一直到1968年底学校发了一张毕业证让我们回家务农了。初中语文、数学、外语只学完第二册、化学未占过边。这样的文化基础进了衡医，学习一个月后进行考试都是60多分。任课老师说，教这样的学生我非把金属表带撤下两节不可。工农兵学员的无知和低水平，能怨谁呢？怨声责道有用吗？不如拼一场。恰在这时学校接上级指示，用大半年时间专门让学生学习数理化课程。在这半年里我表现出了非常刻苦的学习态度与能力，从图书馆借来初高中的全套数学、物理教材，读了一遍，还作了6本学习笔记，把高中化学和“文革”前医学院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三大本教材不但通读作了笔记，还做完了每章节的所有练习题。直到今天，这些笔记还完美无缺地保存着。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各门功课都没有低于90分的。其实我所学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课堂教材。因此1973年到了新生入学时，校领导要我写了一篇介绍学习经验的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学习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发表在校刊《教育革命通讯》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也是一篇与科学学多少有些瓜葛的文章。
从第三学期起，还只是在课堂听课和做实验就能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内容，其余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对生物学和医学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我当时认为，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只要会操作就行，如果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则非懂运行原理不可。因此，我非常重视对各项重要知识的发现过程的了解，非常重视科学史的学习，非常重视有关研发活动的运行机制，同时也十分重视科学疑难问题探索，认为对科学疑难问题在理论上阐述清楚，或者总结出研究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成就和科学贡献。非常重视科学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所发表的文章和论著都有这个特点，关于方法性的研究的文字似乎占了整个文稿中的一半左右。在学习中特别重视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疑难问题。例如1973年春在生理学的学习中得知，眼睛的视觉细胞分圆柱细胞和圆椎细胞两种，它们各自感觉不同的颜色。1973年秋在光学学习中看到三棱镜可以把一束太阳光（复合光）分解为一个七色光谱带，而且不同颜色的光是由不同的波长和频率造成的。我把这两者的知识联系起来考虑，经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物质的颜色是由物质本质对光波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的结果，红色物质就是对红光被反射、其他光波都吸收，黄橙青蓝紫等都如此，白色是全部反射，黑色是全部吸收，各种视觉细胞之间对不同光的感应度没有质的差别，都是相同功能。不同颜色（不同波长和频率）的光通过视觉细胞产生不同频率的神经冲动，这种冲动在大脑中产生了不同感觉……我把这一看法写成文章请老师看，有些老师看了发笑，认为这学识浅薄的医学生探讨如此问题是瞎猜。然而不久之后就在《国外医学参考资料》上看到了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一次是在1972年秋学习了遗传学基本原理，1973年下期学病理解剖学时，了解了肿瘤的表现特点，把两者联系起来就猜到了基因的某些突变，导致癌症的原理，它们是“刺激——基因——酶系统——新陈代谢”体系的失控，由此导致肿瘤的产生。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在衡医学习阶段的研究，最突出要算对思维生理的研究了。当我的学习成绩被老师和同学公认为优秀后，我对智慧在于先天素质的论点特别反感，是一个批天才论的积极分子。今天我还是认为天才在于勤奋、方法、环境和机遇，如果不是智力病患者，先天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我当时欲从生理科学的角度批倒天才论。在这同时更多的是研究思维的生理机制问题。1973年从研究神经生理学入手，提出了：（1）人体思维与动物条件反射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自主思维（在没有外界刺激的状态下也可以有思维活动），而自主思维的原动力是大脑神经活动的自动节律性；（2）发展了知识贮藏的分子学说，即认为一个类似酶的化学分子贮藏一个概念，在大脑中早已合成了许多未被激活的类似酶元的东西存在，外界的信号经感受器转为神经冲动，该冲动传到大脑作为催化剂，激活一个类似酶元分子，形成一个知识单元贮藏起来。一系列关于思维研究的成果写成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交校革委丁副主任，丁主任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曾几次把我邀到他家里谈心，鼓励我好好学习，但学校不少老师对工农兵学员有些偏见，以为像这样一些起点低的学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对我的稿子总是一笑置之。特别是一些同学更是把它当笑话看待，善意的玩笑和嫉妒之心的语言兼而有之，一年下来不知多少，不堪入耳。
后来就改为在图书馆边读书边写见解，每本笔记都以“学习见解”为名，几年工夫下来，共写了40多本笔记，基本上掌握了当时的医学动态，并对许多医学重大问题都有了自己的新见解。如果后来组织上能提供最起码和最基本的医学生物学工作和生活条件，我应该有希望在医学基础科学上做出重大成绩的，当时有部分老师和同学也都是这种看法。
当时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领导天天要学员刻苦学习，说什么“要为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争气，为工农兵争气等等……。”在这点上，我是最听话的了，我的努力真是竭尽心力，达到了顶点，无法再加油。我每天清早六点钟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上床睡觉，其间除了吃三餐饭，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每天学习十四小时以上。中午休息，别人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而我却还躺在树底下，用树枝当笔，地皮当纸在默写着英语单词；晚饭后，许多同学都是三五成群地散步游玩，我还在努力学习。或许这正是该笑该吃的青年时代，是交朋结友的大好机遇，难道是不喜欢玩吗，不是的！是怕结识同学吗？也不是的。我当时觉得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就要废寝忘食地干，在这个金色时光，躲进树林中学习着。我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宁可掉下几斤肉，也要钻通几门课。
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兵卒，不是七老八十，还是黄毛娃娃，都免不了衣食住行。一个大学生的生活琐事可谓不多，但还是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我是各项集活动参加较多的，剩下的只有个人洗澡、洗衣、睡觉这点事，这本来花不了多少时间，自己还是觉得花时间太多，为节约时间，曾闹出了两件趣事。
一是衣服总是穿脏得不能再脏以后才洗一下，洗衣的次数比别的同学至少少了三分之二，即使洗了也是用水泡一泡，扭几下就出来了。每次洗澡换下来的衣服不洗，堆在那里，等积了几次，不管好与差的衣服都没有换的了才洗一下，洗一次前后不到半小时。一次小组政治学习，谈了自己的洗衣情况，全组的同学都笑起来了，他们戏称为“谷氏快速洗衣法”。
另一件是对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借了一本外国翻译过来的书籍在学，就寝熄灯的铃声响了，但还不愿放下书本。当时那栋寝室每层楼的正中一间是班部会议室，我独自跑到会议室，开亮灯，然后关上门读起来。晚上11点多班领导回来见会议室亮灯，跑来熄灯，发现有人学习。第二天在班上强调纪律时班领导说了这件事，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兴趣，大家都说我想当教授，成名成家，因此大家都称我为教授。这名字代替了真名，不管这外号是赞扬，是佩服，还是讽刺，反正在同学中传开了，我也不在乎别人的动机，还是一如既往地学习着。
从1972年到1973年上学期，日子也算平坦，虽然在同学中有些说三道四，但领导对我还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1973年下学期情况变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教学改革中要不要考试的问题，我本人也被卷进了这一风波，原因是这样的：
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是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在生理学考试时老师采取两份卷子的形式，先做一份60分的考卷，休息半小时后才做40分的。休息时同学们都在议论考题，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说我的题错了35分。这该怎么办？当时，不及格的给予补考，补考90多分的，100分的，同样是按实际考分登记而不是只算60分。因此，在后半场考试中我有意只做10分的题目，剩下的30分题目不开笔，想搞个不及格，以便补考打个高分。结果前半场只错两分，得58分，后半场做了10分全对了，共68分，失去了补考机会，成了在衡阳学习阶段的分子最低的一门课。我为此连续一个多星期坐立不安，找老师、找领导，要求补考，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心里还未平静的情况下，学校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学员在要不要考试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而且相互争论得非常激烈，相互写大字报。学校组织双方开辩论会。一般说主张考试的大多是些对学习比较重视，成绩较好的同学：而反对考试的多是些不爱学习，成绩较差的学员。我在与同学的交谈中表述过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专家名家都不是考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不少名家在学习册上是中等偏上的分数，而后来成了大器，许多考高分者后来却平平庸庸。反考试的同学问我是否同意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我顺口答应了，结果这些同学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而且字写得特别大，因为我是学校有名的爱学习者。在学校组织的辩论会上又请我去参加，我作为反考试方也去了。当时校领导与坚持考试的同学认为我只会读书不会说话，平常老老实实，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想到我用大量的马列毛主席语录，古今中外的大量学者成才之路为依据，说得对方难以招架，散会后校革委丁副主任说：没想到你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差。1974年，全国高校都停止了课程考试。
在这个运动中，我与其他反考试同学不同的是坚持了学习，别的同学们都在写大字报，开批孔孟会，我还照常天天待在图书馆，认真地研究再研究。这一举动得到了不少图书馆老师的同情，每次学校来了新书，老师们都向我推荐。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周老师，个子不高，人很胖，约有40岁，另一位是校革委丁副主任的爱人范翠芬老师，她们俩真正做到了百问不烦，对来图书馆来得越多的学生越热情，有时甚至让这些认真钻研的学生进入只有老师才有资格进去的书库中去查找资料。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人也是各有不同的，当时图书馆的老大姐曾老师对我并无好感，当她在图书馆看到别的同学都在找政治报刊、写文章，而我还在聚精会神地钻业务，便走过来恶狠狠地说：“别人搞运动你学业务，现在还是业务业务，你这是什么意思。”简单的几句既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立场，也使我对此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当时在同学中有一批好友，老班长李荣祥、活泼的唐冬元、大姐陆爱凤、吴建君等，我心目中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曹诗运，因为当他们只学了有机化学时，在一次交谈时曹诗运却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一天排出的水分子要多于吃进去的水分子。我问为什么，诗运说，我们每天吃进的糖、脂肪、蛋白质在体内通过生化反应后大多是以二氧化碳和水的形式排出来。我一想，对呀，怎么我没想到呢？从此我逢人便讲：曹诗运头脑灵活。另一个叫李红，李红入学时的文化基础与我差不多，进校后也不像我那样博览群书，认真研究，但很善于考试，几乎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偶尔打个99分。以后，凡人谈到李红时，我总是说，我真佩服李红。讨论业务问题，对掌握学术动态，发现问题并提出新见解时，我比她的话多一些，但在考场上我远远赶不上她。但当中接触最多的还是曹诗运，当时他对社会的了解较多，对社会的阴暗面看得较重，常说，搞业务没什么意思，不想好好学。我则是坚信不疑，总是说，您不要看到现在不重视业务，就以为长期如此，国家在十年后会这样吗？廿年后还会这样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顶点。我对自己当时的见解十分得意，洋洋自得。遗憾的是在80年代以后，也就是当时争论后的廿年后，自己则常发几句曹诗运那样的牢骚了。
在衡医学习时期，可算是竭尽了自己整个心力的，从经济上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到衡阳后，学校不要学费、吃饭不要钱，教材不要钱，笔记本自己买。学校第一年每月发给我六元钱，后来每月发给五元钱。家里时而给做点衣服，这生活当时在同学中尚属中等，但实际上我过得比谁都困难，因为把这几元钱用3-4元买书，1-2元买纸笔，这样就所剩无几了。几年下来，我身上穿的还是家里做的几件衣服，给人一种家境贫寒的印象。当时不少同学用学校发的钱每2-3月能添置一件衣服，几年下来，家里带来的土衣服就基本上不穿了。在这期中，家境好父母大量给钱的当然有，但多数还是靠当时的这点钱积蓄起来添置的衣服。
1974年9月，我跟随班上的一些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耒阳县人民医院上临床课。我的科技文化课和医学生物学的学习成绩相当可以，但临床课的成绩并不怎么突出。在当时大家都看不起当老师，而我却愿意当个医学基础课老师，因此，对临床课的学习没有足够的重视。我拿出了不少的时间继续学习医学生物学理论，同时力图运用医学基础理论去指导临床实践。记得有一次，我对不自觉磨牙的原理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当时的医学书上只说，寄生虫病人可以磨牙，但没有阐述清楚，寄生虫进入人体后是通过什么机理，如何引起磨牙的。我认为牙的功能是嚼，嚼是磨食物，为人体提供营养，因此睡觉后磨牙是人体营养的供求不平衡、营养不足导致。我的这一观点得到李红等一些同学的赞同，因为她看到甲亢病人、糖尿病人也大多会磨牙。
这个时候的我对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处事方法仍然是不成熟的，因这时的组长吴建君自称是大姐，曾多次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她是佩服我这小弟的，她当时再过三五月完全可以介绍我入党，如果当时入了党，对我的毕业分配，乃至后来的业务发展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临床课结束，分组实习时，我却顶替一位同学，离开耒阳，离开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于1975年元月到当时较艰苦的梅田矿务局医院去了。
在梅田矿务局医院，日子过得较平坦，但医院的业务学习条件不够好，老师也不像耒阳的那样和蔼可亲，同学们大多不太安心。学校考虑到这种情况，于1975年4月把我们转到资兴矿务局医院实习。
进入资局以后，我如鱼得水，全身而紧张地投入学习与工作。每天清早6点钟起床，洗漱之后弄一碗稀饭两个馒头就进了病房，把饭碗放在病房里，一直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回寝室，这其中的十多个小时除了吃饭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
我在病房里既做医生的事，也做护士的事。有时护士给病人发了药，我提壶水跟后面，给病人倒上一杯水，扶着病人吃下去。一有空我就到病房聊天，做些服务工作，因此得到病人的高度赞扬。有位瘫痪褥疮病人就曾写信给医院，介绍我的优秀事迹。
1975年是全国大力发展生产的一年，七、八、九月是战高温夺高产的年份，每次生产运动都要从机关抽人下井挖煤，医院也不能例外，但我总是有机会就争取下井挖煤，我去过周源山、唐洞、宝源等几个煤矿挖煤，但去得最多的还是周源。每挖一个班的煤，矿里发给一元二角钱补贴，但我总是不接受，在实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就把这钱买点东西送给经济特别困难的病人。朴实纯正的我想用自己勤奋无私的劳动得到组织上的重视。
实习时的儿科指导老师沈光乾是1958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被分来的，在当地医院上是业务上很有名的医生。第一次查房时老师指着一位半岁的右位心患者，不准我用听诊器，只用手叩诊出心脏的位置。我在班上的理论学习可以，但实验操作技巧并不好，叩来叩去，左边叩不出位置，对心在右边又不敢相信，因为这要多少万中才有一位啊。鉴于此，支支吾吾，好一会儿都没有个明确的答复。沈当众把我大训一顿。我气得要死，恨之入骨，但为了能顺利地完成实习，也还是照常积极上班。不久之后，来了个病情十分危急的三岁女孩，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民孩子，患的是重度中毒性痢疾。当时她体况很差显得十分瘦弱，人已昏迷，不能吃任何东西，40度的高温持续不退。沈医生给她打退烧针完全无济于事，用粒子腹膜透杆法也没有解决问题，当时只要稍一疏忽，女孩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沈医生带着学生日夜值班守护，用冰块物理降温、腹膜透析办法等，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患儿终于会说话，会吃东西了。对一个无权势可攀，无金钱可捞的农民孩子能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是感动，直到现在还常提起这件事。由于在这个科的实习比较认真，我感到受益匪浅。
在内科实习时，实习指导老师汪遵玉医生带了两个学生，即我与吴苏湘。吴是领导干部的女儿，人很灵活漂亮，与老师更亲近些，实习期间的表现也不错。实习结束请老师写较详细的评语时，我心里想，小吴的评语一定会比我的好，可是结果不是这么回事，两人的评语基本一样，只有一两个词汇略有差异，对我的用词还好些。我又一次受到了感动。后来，我成为老师，给学生写评语，也是向家境不好，对我淡漠一点的同学倾斜。我经常说：“在资局医院确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道德高尚的老师。”
我在资兴矿务局医院实习时很热心共青团的活动，那时候经常办刊，开学习讨论会，我积极投稿，抄毛笔字张贴，在批判会上发言。当时医院的团支部书记武芝凤是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孤儿，住在食堂边。我们在那里不到一月就互相认识了，她向我学外语，我就把饭碗放在她上班的工作室里，每餐从食堂里买好饭坐在她工作室里吃，一直到实习结束（共六个月）。武芝凤的好心眼，对社会较客观的分析，都对我后来的为人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些影响。
1975年秋天，教育系统中的“学江西共大，学朝阳农学院，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从1967年学校进驻军宣队和工宣队，军宣队不久就撤了，但工宣队一直没有撤，他们在学校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学校正处在扩建初期，同届400个同学毕业，就要留40人。当时从几个方面看，我都应该留校，一是学习成绩在当时全校同届学员中是优秀的，二是外语水平可以，三是知识结构方面，我明显是基础理论水平高于临床技术水平，理论研究能力好于实际操作能力，四是当时社会上并不看重老师，同学大多只愿当医师，不愿做老师，而我却很想做基础课老师，五是当时工宣队对留校名单征求过各教研室及相关老教师，提我名字的不少。因此我一直打算留校。
俗话说：“一好遮百丑”，可有时却是一缺遮百好，即当时我不是党员，工宣队在那个形势下不能不看重这一点。当时成绩突出的十来位同学大多数是团员，而不是党员，这批人后来被赶到基层去了。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犹如菩萨失去了灵魂，整天闷闷不乐，与好友的说话没了，拍毕业照也不参加了，领导的“道路曲折”之类的用语，我感到纯粹是漂亮的托辞，骗人的鬼话，我感到这辈子再也没有前途了，一直是低着头，默默地收拾着东西，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上了去火车站的汽车，看到街上一盏盏路灯，留恋得泪水涟涟，低头不语。
衡阳医学院学习结束到青山垅水库管理局工作头一年（1972～1973年）继续的医学生物学的学习研究，我写出比较成熟的3万字论文《思维生理与社会》一篇，小篇论文10来篇。本章收录了当时的大部分（约40％）稿子，有一小部分稿子中有化学分子结构式，打字员不愿打也就放弃了。文章中提出一些值得一试的医学生物学观点，现举几例。
1.人体思维的关键是自主思维，即在没有外界环境刺激的情况下，也能坐下来思考。同时认为大脑神经的自动节律性是人能持续思考问题的原动力。
2.人对物质颜色的感知，认为眼睛与大脑不是对不同颜色的质的区别性感觉，而是因为不同颜色的光波（没有光，物质就不能表现出颜色，就没有颜色），有不同的波长和频率，不同波长和频率的光波对人的刺激程度不一样，传导波与大脑的接受和分辩也不一样，由量的不同、量的差别转化为不同颜色的质的差别。
3.生物进化原理上，提出生物结构进化与功能进化的关系，是结构上的加法（增加2个结构要素的复杂程度）可以带来功能上的乘方（机体活动增2次方的复杂程度）关系。
4.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产生是太阳能的作用，地球上相关物质进行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使物质结构上升到一定复杂程度的物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的表现。生命的本质是物质进化到一定程度的特殊表现。
5.中医寒热辩证关系，用西医的酸碱平衡原理进行解释。
6.头部针灸原理进行了西方医学的解释。
今天将这些思考的内容发表，对医学生物学或许没有参考价值，但作为自己进入科学殿堂的入门之作，有一份特殊感情，因而保留在此。
（198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