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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从“全国一盘棋”的研究视角出发，宏观地把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分为中原地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地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地区、云贵高原地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沿海地区、沿海诸岛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这种“板块—走廊”学说，体现了费孝通对中国民族地理格局的总体认识。在此基础上，后来他提出了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对于当代的民族地理格局，人们的普遍认识是“汉族多居中原，少数民族聚居周边”，“大杂居，小聚居”。
不论费孝通的“板块—走廊”学说，还是其他人的“大杂居，小聚居”观点，都是当代人对古、今中国民族地理格局的概括性、总结性认识。那么，历史时期的人们又是如何认识当时的民族地理格局的呢？
对于民族地理格局的认识，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中国的西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构成、丰富的文化习俗，是一个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的地区。此地区自古为多民族地区，进行该区域的民族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往学术界对历史时期西南民族的研究涉及面较广，研究也较为深入，在民族的源流、种类、分布等方面建树颇为丰厚。但在民族地理方面多关注若干民族的具体分布情况，而较少论及当时的人们对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的整体性认识与划分观念，因而关于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是怎样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如汉晋、唐宋、明清时期）人们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有何内容和变化？其发展演变有何规律？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研究。因此，笔者拟以西南地区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对我国历史时期人们的区域民族地理观进行系统的探讨。
目前学术界未见对民族地理观概念的专门阐释。要界定“民族地理观”，首先应分析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民族观、地理观以及民族地理。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
，和民族观相似的概念有族群观、民族思想、民族史观等。崔明德
等研究认为民族观适合于概括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观点
，考虑到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故选择“民族观”这一概念。对于地理观，目前学术界没有明确界定其概念。唐晓峰认为地理观念比地理知识高一个层次，是一种概念性认识。
和地理观相似的概念有地理思想、地理学思想等。笔者认为，地理观是人们对各类地理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根据地理学的各个分支，人们又将地理观分为社会地理观、文化地理观、政治地理观、经济地理观、旅游地理观、语言地理观、历史地理观等
，其中也应当包括民族地理观。在众多对民族地理的解释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最具权威性，民族地理是“研究民族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和演变的地理背景的领域”，是“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交叉领域”，“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分布”。
结合以上对民族观、地理观、民族地理的阐释，并参考民族地理观的已有研究
，笔者认为，民族地理观是人们对民族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和演变的地理背景的认识观念。民族地理观涉及内容较多，其中对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认识最具整体性和宏观视野，故本书侧重探讨人们对一定区域内民族地理分布格局整体性、概括性的认识与划分观念，而不专门关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具体的地理分布状况。
但凡“认识”，都有认识的客体和主体。民族地理观的认识客体（即认识对象）是一定区域内的民族地理分布状况，本书主要指民族地理分布的整体格局。民族地理观的认识主体是对民族地理格局有一定认识的人群，历史时期民族地理观的认识主体本来既包括华夏（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既包括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也包括普通百姓。但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各类书籍资料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并且大部分史籍出自汉族人士之手，少数民族撰写的涉及民族地理格局的资料极少。所以，本书所探讨的民族地理观更多反映的是历史时期汉人中的知识分子、统治阶层的认识与观念。
我国古代的民族地理观包括全国性的民族地理观和区域性的民族地理观。全国性的民族地理观，即以大一统的视角来看待全国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如华夷“五方之民”格局论。区域性的民族地理观，是对某一地区民族地理格局的概括性认识，如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本书探讨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包括多个层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对整个西南地区“华—夷”民族地理格局的全局性认识与划分，例如汉代人们对西南地区巴蜀（华）—西南夷（夷）格局的认识；第二个层面是对西南区域内民族地理格局的局部性认识与划分，例如司马迁将西南夷地区划分为西夷、南夷两部分。每一层面中的民族地理观，既包括时人对民族地理格局的认识（如明清人的民族“杂居”、“聚居”观），也包括对民族地理格局的划分（如明清人的行省划分观）。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畴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泛指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上限远自原始社会时期，不过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从周秦以后才开始形成，因而本书的研究时间从周秦时期起。此外，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地理观，本书在结语部分也会有所涉及。
“西南”是我国常见的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它是本书研究的空间范围，因而厘清“西南”概念是本书研究的前提。“西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方位，表示西和南之间的方向；二是指地区，表示西南部地区，第二层含义源自第一层含义。本书的“西南”，主要是指中国的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的范围，今人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狭义的“西南”包括如今的川、渝、滇、黔四省市，广义的“西南”则还包括藏、桂两地甚至湘、鄂西部一些地区。
在历史时期，“西南”一词隐含着一个视角前提，即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是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西南方、西南部）。
从古至今，不同时期人们对西南的区域概念认识是有差异的，人们对西南区域范围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来看，汉晋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主要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的“西南”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徼内）的西南地区，广义的“西南”还包括唐宋统治区域外（徼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徼内的“西南”范围有所扩大，除了云、贵、川三省外，还包括广西以及湖广的民族地区，有人还把西藏囊括进来。
在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之前，人们通常会为之界定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本书则不给“西南”划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西南”区域概念及范围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如果研究者人为地划定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则不一定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区域整体。例如，倘若我们界定西南的范围包括川、渝、滇、黔、藏、桂六地，但实际上汉晋和唐宋时期这个范围却不是人们心中的“西南”
，那么我们在研究汉晋、唐宋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时，就不宜将此六地视为一个区域整体并探讨人们对其内部的民族地理划分。因此，本书在研究各个时期的区域民族地理观时，以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西南”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当然，历史时期的“西南”有一个相对稳固的核心区域，如古代的巴蜀、西南夷地区，近现代的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不同时期的“西南”范围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局部变化，故本书研究的“西南”区域范围在不同时期虽然有所调整，但主体部分变化不大。
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涉及民族史、历史地理、文化人类学等专业领域。历史时期西南民族、西南民族地理及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民族史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多年为之奋斗探索的重要领域。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民族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同时也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以及分布变迁状况，与历史民族地理关系较为密切。西南民族史中涉及民族地理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
学界撰写的中国民族史著作较多。在中华民国时期，就出版了三种较有影响的《中国民族史》专著，集中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三部书的作者分别是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吕书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十二族，分别进行考证阐述，其中将西南诸族析为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等五族，依次论述其起源、发展、分布等问题。
王书以中国历史分期为章节，以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同化为主线来进行介绍与讨论，各章节引经据典，介绍了历史上各个族群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个族群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
林书将历史上的民族与现代民族联系起来，将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十六族系，其中涉及西南地区的有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僰掸系等，均引用史料简要论述其在不同时期的情况。
这三部著作都涉及了西南地区的一些主要民族，但论述较为简略，同时由于时代所限，这些早期带有初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史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量有价值、有分量的论著。20 世纪 90 年代有四部民族史著作集中代表了民族史学的成就，分别是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
。此外，还有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概要》
、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
、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
等多部民族史著作。这些著作或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发展状况，或以区域为单元论述不同地区的民族发展情况
，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都涉及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起源、种类、分布、发展等内容。有些论著也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某些民族思想，如华夷五方格局思想。
这些研究成果为西南民族地理及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学界对我国单个民族历史的研究更为丰富和突出。许多前辈都倾力于其中，如马长寿著有《氐与羌》
，方国瑜著有《彝族史稿》
，江应梁著有《傣族史》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有《羌族史》
，为族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局面。20世纪8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专家学者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西南地区的数十个少数民族均有了自己的一本“简史”。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专史丛书》，如伍新福、龙伯亚著《苗族史》
、伍新福著《中国苗族通史》
、吴永章著《瑶族史》
、郭大烈等著《纳西族史》
，该套丛书对于单个民族史的研究更为深入。此外，还有王辅仁等撰写的《藏族史要》
、易谋远撰写的《彝族史要》
、吴荣臻、吴曙光主编的《苗族通史》
等族别史著作。
学界对中国古代的民族或民族政权也多有研究。如尤中编著的《南诏史话》
、李昆声、祁庆富合著的《南诏史话》
、黄懿陆的《滇国研究》
、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论文集《夜郎史探》
屈川的《都掌蛮——一个消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等著作分别对这些民族或民族政权诸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许多专题研究。例如，张福的《彝族古代文化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彝族史，范建华的《爨文化史》
论述了三国至唐代爨区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对单个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该民族的起源地、地理分布和变迁，但研究时往往只关注于这一单个民族，而很少考虑整个西南地区的民族地理状况。
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某一区域民族史的耕耘。对于西南地区，尤中的著述比较丰厚，他的三部专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和《中国西南民族史》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从远古至清末的历史，考证翔实，史料丰富，对古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源流、分布区域都有深入探讨。
胡绍华著有《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分为上篇西南民族和下篇中南东南民族，上篇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南各民族社会状况。
王文光等撰写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主要包括各少数民族与统治民族的关系、该地区的民族政策等方面内容，不过对西南民族地理的探讨较少。
张增祺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地区）民族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为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其他学科的支撑。
除了对整个西南地区民族史的研究外，更多的是分省民族史研究。如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尤中的《云南民族史》
、侯绍庄等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
，管维良的《重庆民族史》
、吴永章的《湖北民族史》
、游俊、李汉林的《湖南少数民族史》
、伍新福的《湖南民族关系史》
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史著作如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的《四川通史》
、《贵州通史》
、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
、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
、伍新福主编的《湖南通史》
对西南民族也多有论述。
此外，有关西南的整体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地区史、古国史、地方沿革史、辞书、史料汇编等方面研究不断涌现出新成果。
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史进行各种专题研究的论文数量则更多，不胜枚举。但这些从民族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大都只关注西南地区的民族起源、种类、分布、发展等具体内容，而较少探讨历史时期人们对西南民族地理的认识观念。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历史地理学者在研究中不可能完全避开民族问题。在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水平。西南历史民族地理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以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历史上民族与民族地理问题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成果。史念海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特辟一章撰写“历史民族地理”，全章共六节，第一节、第二节探讨了华族和夷族的分布地区，第六节论述了西南地区族类的分布及其发展，是早期历史地理学界以“历史民族地理”为题的专门论著。
可惜此后大部分以“中国历史地理”为题的著作都没有专题论述历史民族地理。安介生近年撰写的《历史民族地理》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著作，对中国八个时期的民族地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论述了早期的民族地理理论，但仍然没有专门研究不同时期的区域民族地理思想。
探讨西南历史民族地理的著作则不少。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对民族构成异常繁杂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政区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其中大部分内容与民族分布情况有关，是西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必备的参考书。
蓝勇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第一章首先探讨了历史时期西南地区人种体质特征的地理变化和少数民族源流与语言族属，并在“西南历史服饰文化地理”等章节中也有涉及民族地理的研究。
李寿、苏培明编著的《云南历史人文地理》第四章“云南历史民族地理”论述了云南各时期的民族及其分布。
还有学者研究某一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如郭声波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
、朱圣钟的《历史时期谅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
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彝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吴永章、田敏的《鄂西民族地区发展史》则论述了从先秦至清代鄂西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诸方面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历史经验与教训。
对于一些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学界极为关注。如明清时期的百夷地区、苗疆地区，研究成果都较为丰厚。对于百夷地区，尤中
、江应梁
、胡绍华
、于秀情
等人探讨了百夷的分布区、发展演变、名称含义、经营政策等内容。对于苗疆地区，伍新福的研究成果显著，他的《苗族史》、《苗族历史探考》、《中国苗族通史》有大量篇幅都是讨论湘西苗疆的有关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系列学术论文专门探讨湘西苗疆的历史与文化。对于苗疆的区域范围和涉及的民族，游建西
、徐晓光
、任均尚
、杨胜勇
、孙秋云
、李良品
等人都进行过探讨。吴荣臻、吴曙光主编的《苗族通史》第二册为“第三部分苗疆分理期”，论述了公元前 223 年楚灭至 1872 年咸同起义失败这段时期内的苗疆历史，尤其对唐宋时期的苗族五大聚居区、苗疆的土司治理等方面有详细探讨。
此外，学术界对于苗疆地区的民族起义、经济开发、文明传播、社区构建、边疆治理等各方面都有相应的研究。但关于古人对苗疆民族聚居区认识的研究还相对阙如。
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统治政策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羁縻制和土司制的研究上。关于羁縻州的研究，迄今较系统的论著有谭其骧的《唐代羁縻州述论》
、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郭声波的《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也是研究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历史地理问题的著作，包括各都督府辖羁縻州的建制沿革、交通格局、地望等内容。土司制研究影响最大的则是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
和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
。众多的学术论文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土司制度的评价、土司制度的区域研究、土司制度的族别研究、改土归流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土司设置、地理分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为西南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边疆史地之学，作为一种特殊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本身应为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
西南边疆史地在新中国成立后 60 年的时间内呈现出较为繁荣的研究局面，在西南边疆的变迁与历代设治、历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西南边疆与徼外地区的关系、西南边疆开发史、历代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多的成就。
可见，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是西南边疆史地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已有的研究专著中，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探讨了先秦至清代西南边疆范围的变迁，考证细致而严谨。
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研究秦汉至清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对西南边疆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比例。
方铁的《西南通史》是研究西南边疆的一部巨著，该书以100 万字篇幅，阐述远古至 1840 年西南边疆（今滇、桂、黔、川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演变的历史，其中包括历代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观、历代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历代的民族政策和治边思想。
关于西南边疆研究的论文更多，大都是从西南边疆的开发、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治理政策及思想等角度出发，和本书探讨的西南民族地理观存在较大的差异。
关于我国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格局，前述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等领域的论著已有所涉及。比如，很多学者都对先秦时期“五方之民”民族分布格局进行过阐述。对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林超民认为“西南夷”的“西南”是巴蜀的西南。
童恩正
、田继周
认为《史记》等书将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两部分。此外，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对中国民族格局及其思想有所探讨。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国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
在此后的 20 年时间里，学术界对这一理论做了多方面的学术探讨。
费孝通在此之前还撰文探讨中国“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板块—走廊”学说，这是他对中国民族地理格局的总体认识。
其中，位于西南地区的“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区域”概念，近些年成为了民族区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众多，先后召开过多次学术会议进行研讨，编集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
、《李星星论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
等论文集，出版了《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
等专著，“藏彝走廊”研究系列丛书的其他一些著作也正陆续出版。还有学者从民族地理学的宏观角度对我国的民族地理格局作了划分，如管彦波在其著作《民族地理学》中提出将我国划分为东北历史地理民族区、北方长城历史地理民族区、西北历史地理民族区、西南历史地理民族区等四个历史地理民族区，并论述了现今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特点。
这些都是学界从全国或区域角度对我国整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地理格局进行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但关注的仍然是客观的历史民族地理格局，而没有专门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民族地理格局的认识。
民族观及民族思想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我国历代都有不同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对传统民族观（以及民族思想、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儒家文化与民族观、中国传统民族观（以及民族思想、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演变、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民族观、民族思想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民族地理观也属于民族观的研究范畴，但目前研究民族观的论著较少涉及这一领域。
学界对地理观、地理思想或地理学思想的研究也非常丰富。普雷斯顿·詹姆斯、杨吾扬、刘盛佳、赵荣、保罗·克拉瓦尔、理查德·皮特、唐晓峰等人就写有以“地理思想”、“地理学思想”为名的著作。
而从各地理学分支的角度来探讨地理观的论文也不少，有社会地理观、文化地理观、政治地理观、经济地理观、旅游地理观、语言地理观、历史地理观等方面的研究。
不过，地理学界对民族地理观的探讨依然很少。
对于民族地理观（或民族地理思想）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集中在对先秦“五方之民”格局论的探讨上，童书业
、田继周
、唐嘉弘
、陈连开
、王钟翰
等众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述。对于汉代的思想，于逢春的论文以《史记》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等问题，涉及了中国“正史”中的华夷地理思想。
邹立波通过文献记载分析了汉晋史家对西南民族进行的“徼内”与“徼外”的一种划分
，实际上这也是史家的一种民族地理划分思想。
在理论探讨方面，台湾学者王明珂著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羌在汉藏之间》
、《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
等书，他提出了“华夏边缘”的理论，强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华夏人认识边缘民族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他的研究拓宽了民族史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的崭新视角，可为民族地理观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专门探讨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目前仅有黎小龙、马强、安介生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过论述。对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黎小龙撰文论述了“五方之民”格局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并对比了《礼记》与《史记》中反映的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差异。
安介生在其著作中也对“华夷五方格局论”的由来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之的态度以及它的兴衰历程。
对于区域民族地理观，目前学界只有对西南地区的研究。黎小龙撰有《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一文，该文首次对历史时期的区域民族地理观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西南区域民族地理的萌生、形成和在汉晋时期的嬗变历程。
马强在其专著《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中探讨了唐宋时期人们对西部民族地理的考察及思想，其关注焦点主要是时人对西南民族地理的考察、民族地理体验与“蛮夷”文化观念的认同，重点不在于剖析时人的民族地理观。
[1]
因此，学术界对于汉晋之后唐宋、明清等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内容、变化及其原因的研究仍相对阙如。
对于本书探讨的地理空间——“西南”的专题研究并不多。大多数学者只是在研究西南地区相关问题时，简单地提出一个自己所界定的“西南”范围，而较少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比如，方国瑜认为“西南地区的范围，即在云南全省，又大渡河以南，贵州省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西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但大体相同”，此“西南”主要指西南夷地区。
尤中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中简单提出，“元、明、清时期中国的西南部，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之地”。
童恩正指出“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藏自治区”。
方铁在《西南通史》中所指的西南地区，“是古代中国的西南部边疆地区，即历代封建王朝疆土的西南部边疆，包括今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西南部，以及在各个朝代受封建王朝或西南地方政治统治的中南半岛的一部分地区”。
20 世纪 80、90 年代学术界编撰有《大西南战略研究丛书》、《西南研究书系》等丛书，对西南地区的相关问题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尤其是《西南研究书系》的“总序”和《西南研究论》、《西南与中原》等书对“西南”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也论及了西南地区的范围。“总序”认为，“西南”一词首先代表的是某种相对的方向和方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着某种较为稳定统一的含义，这种认识极为精辟。
杨庭硕、罗康隆在《西南与中原》中从文化差异角度简要界定了西南与中原的地域范围，认为“西南”一词，是指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系个民族文化的稳定流播区，以及包括孟——高棉各族文化在我国境内的实际流播区，并梳理了历史时期西南与中原的关系。
徐新建的《西南研究论》是目前关于“西南”概念最为系统的著作，书中有两章专门论述“西南”概念从方位到政区到文化的演变历程，但其主要是从“西南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不同时期西南地区的地位，而没有关注不同时期人们认识的“西南”的地理范围。
此外，黎小龙曾撰文辨析过周秦两汉“西南夷”、“南夷”、“西夷”这些称号的方位文化观念。
马强在《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第一章中论述了商周秦汉时期朦胧的西部地理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西部地理的认识，部分涉及这些时期人们的“西南”概念及范围。
李绍明在西南民族的研究综述中简要讨论了 1920 年以后“西南”概念的变化过程，但仍没有专门讨论此前人们对“西南”概念及范围的认识。
直到 2010 年，张轲风发表《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一文，才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从西汉至近代“西南”区域范围的认识演变，为“西南”区域概念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不过，此文并未完整探讨所有历史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如对先秦和唐宋时期的“西南”就少有论述；并且该文的个别观点仍有待斟酌，如认为汉晋时期的“西南”主要以西南夷分布区为核心范围。因此，本书在研究各个时期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之前，要对“西南”的区域概念及范围重新进行梳理和界定。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对民族地理观的研究仍不够系统和深入。目前学界关注最多的是先秦“五方之民”格局论等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研究较少，这样就使研究停留在宏大的层面，不够深入细致。即便在已有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中，除了对周秦汉晋时期有所论述外，对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都没有专门探讨。因此，本书选择具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典型性的西南地区为例，从先秦至明清，对历史时期人们的区域民族地理观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探讨其嬗变原因、影响因素等规律，以期对民族地理观问题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民族地理观，是介于地理学与民族学的交叉领域。因此，本书以地理学中的区域划分、感应地理等理论和民族学中的民族认同、“华夏边缘”等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区域划分（regionalization）是在分析研究基础上对某一特定地区空间上的划界。区划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即自然地理的区划和社会经济（人文）区划。两者划分的指标是不同的，人文区划不强调自然地理要素和自然景观区域，人口、生产、运输、村镇、文化以及他们的特征、范围、强度和功能上的交织，成为人文区划的指标。
人文区划分为单项的人文区划和综合的人文区划，民族地理区划属于单项的人文区划。人文区是一种客观存在，从理论上来讲区与区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能够在地图上画出几条线状界线。但与实际情况相对照，这种线状界线有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实际的边界总是成条的或成片的，为过渡地带。所以，任何一个人文地理单元内部都存在着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从特征明显的中央地区逐渐演变为宽阔的过渡地带。民族地理区同样存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如汉族核心区、少数民族核心区以及它们之间的过渡地带——杂居区，这在唐宋等时期体现得极为明显。
在区划时，可以采用主导因素法或综合分析法来划分人文区。本书采用主导因素法来分析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区域划分，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区域内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依据不同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西南地区进行区划。当然，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历史区域民族地理观，因此需要探讨的不是笔者或其他的当代研究者对民族地理区域的划分，而是历史上的人们对民族分布格局的认识及区划观念。
人们对民族分布格局的认识及区划观念，与地理学中的感应地理有关。感应地理学（ geography of perception）是研究人们对不同地理环境的感应认识特性、形成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领域。由于“感应”一词在哲学和心理学上通称为“知觉”，因此感应地理亦称知觉地理。历史感应地理强调，历史地理学研究必须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上研究当时人类对环境的感应认识过程。
国内已有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尝试利用感应地理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例如，张伟然借鉴感应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将“感觉文化区”概念引入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中。感觉文化区是文化地理区的三种类型之一
[1]
，指的是既得到居区域内居民认同，又得到区域外人们广泛承认的一种区域意识。张伟然在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时，运用“感觉文化区”概念对今湖北省境的形成过程进行过探讨，同时还认为中国有许多独特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概念，诸如南方、北方、楚、秦、晋、燕赵、齐鲁、巴蜀以及塞北、江南、岭南之类都可以归属于感觉文化区的范畴。
之后他又在研究唐代文化的地域差异时，借用“感觉文化区”和“地理意象”的理论，探讨了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华文化空间分布范围及其内部的区域差异，其理论和方法具有创新和启发意义。
本书不管在研究“西南”概念还是区域民族地理观时，都可以利用或借鉴区域划分、感应地理等相关理论。
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或称族群认同），是民族研究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认同”最早是心理学上的术语，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后来这种个体和群体的认同广泛应用于民族学。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
族群认同的研究理论是在对“族群”的界定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有客观文化特征论、主观认同论两种取向。族群认同的客观论认为族群是一个实体，是族群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族群在体质、文化等方面相区别的社会实体。族群认同的主观论认为族群还可以是一种主观性“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可能与其他族群在体质、文化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却主观区别于其他族群。主观认同论又有工具论（情境论）与根基论之争。
不论客观特征论还是主观认同论，抑或主观论中的工具论与根基论，都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是此而非彼，那是因为他们对内有着强烈的基于共同文化因子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意识，对外具有明显的文化客观性特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血缘等）。民族认同包含着民族分界的意识，一个群体认同于A民族，也就意味着与非A民族的分界。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辩”、民族地理观都是民族认同意识的体现。本书研究的民族地理观，就是运用民族认同理论去探讨人们（主要是华夏人／汉人）对各地民族及民族地理的认同或排斥观念，即认为某民族属于华夏族（汉族），该地区属于华夏（汉）之地；或者某民族属于蛮夷民族，某地区属于蛮夷之地。
在主观认同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族群边界（ ethnic boundary）理论，其开创者是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巴斯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其“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族群边界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族群的其他理论以及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边缘理论”。该理论提出，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由界定并维持族群的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在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及变迁中，客观资源环境、历史记忆等因素起到关键的作用。
他将“边缘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提出“华夏边缘”这个概念，并探讨了“华夏边缘”的形成、扩张、延续与变迁过程。王明珂的“边缘理论”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民族的边缘，更将其理论引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为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历史上中原华夏人（汉人）眼中的“华夏边缘”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西南地区也如此，如巴蜀地区在周秦时期尚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到汉晋时逐渐被人们认同为华夏之域。故本书在研究中原华夏人对西南地区民族及民族地理的认识时，可运用民族学的这些相关理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观，因而收集、整理并分析历史文献是本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本书利用的历史资料包括正史、地理总志、地方志等富含民族地理信息的典籍，还涉及奏章、诗文、笔记、游记等各类材料。在分析、利用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应注意三点：一是涉及我国各民族的资料一向极为丰富，仅单个时期的资料就汗牛充栋，整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自然是浩如烟海，笔者不可能对历史资料涸泽而渔，只能在尽量掌握较多资料的情况下重点关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二是历史文献资料都有特定的史学语境，在利用相关材料时要深入剖析它们反映的是哪个历史时期的哪些人群对哪个阶段的民族地理格局的认识。三是关于古代民族地理的认识、思想和观点的记载，比较零散而琐碎，需要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具有概括性的思想观念。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深入资料之中，又能从资料走出来进行全局性的思考。
历史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研究时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外，还可利用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时人对民族地理的区划时，可运用地理学中的“感觉文化区”理论和区域划分方法，去分析人们心目中的“西南”区域范围以及人们对民族地理单元的划分。在研究西南民族地理观时，应采用民族学的民族认同理论去诠释汉晋、唐宋等时期华夏人对巴蜀、南中等地区民族认同的变化，还可运用“华夏边缘”理论去分析华夏人对于华夏之外民族地区的认识观念。
[1] 另两种是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参见Terry G.Jordan， Lester Rowntree. The Human Mosaic .New York： Harper＆Row， 1990，13；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6 ～ 327 页；王恩涌等编著：《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