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末清初永平府境内军事聚落的变迁

（一）从卫所制到八旗、绿营制的转变

清初新兵制的推行：八旗、绿营之制并行

辽东爆发战事以来，总兵“时援辽境，官如传舍，兵若借乘” ，自天启二年（1622年），辽东经略孙承宗始定经制，设立营伍。后营制因势变通，更定不一。明亡清兴，兵制大变，永平府境内既有八旗兵驻防，又有绿营兵把守。

永平府境内驻防的八旗规模较小，顺治初设山海关、喜峰口防御各一人。康熙十四年（1675年），山海关总管一人，防御八人，满、蒙、汉兵700有奇。寻喜峰口增防御二人，冷口防御一人，兵多则60人，少则12人。乾隆八年（1743年），改山海关总管为副都统，增协领、佐领诸属，满、蒙、汉兵共800人，分左右翼。

绿营兵是永平府境内军事驻防的主要力量。顺治元年（1644年），参照明朝兵制，定直隶绿营之制。 康熙《永平府志》载：“国朝新制，止设副将一员，守备二员，定为驻防城守营，兼管山、石、燕、建等处，及海防各营路焉。” 永平府境内设山永协镇副将一员，协标左营中军守备、协标右营中军守备各一员，山海卫、永平卫各设守备一员。顺治六年（1649年），山海路（原设参将）、石门路（原设游击）、建昌路（原设参将）改设都司一员，燕河路（原设参将）改设守备一员。管辖的边墙，东自山海路南海口起，西至中协太平路白羊峪止，共长360里。 设海防三营，为蒲河营、南海口、刘家墩，置都司一员、守备二员。

从明至清的改朝换代，使永平府境内外的军事形势急剧改变。明季蓟镇的军事压力巨大，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时侵犯，终明一代，增兵添将，边境安宁之日无几，而满族入主中原后，永平府境外没有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军事压力顷刻间消逝。与之相应，永平府境内的军事防卫力量大大缩小，从将领至士兵的数量都远小于明季。例如明时永平府境内边防最重的山海关，清时军事建置不断裁撤，八旗、绿营兵员不及千人。康熙《山海关志》卷首载：“明初建关，设一卫、十千户所，领军万人，以侯伯统之，兵制非不善也。厥后无事，兵渐分，守渐单，以部使管关，以守臣司兵，以本卫挥爵视篆，晏如也。迨中叶，朵颜三卫时有举发，则易守臣为参戎矣。旧额军士外，增游兵，募新兵矣。守臣原隶石门路，至是则割一片石为界，畀山海，屹然自为一路矣，兵制为之一变也。至末季有事于辽，则设经理，与南北二部为三镇，增兵十余万人，从此忽分忽合，互更互调，营制不一，最后则特为一镇，马步兵丁二万五千人，定为经制，与辽镇等，兵制又为之一变也。天祚有德，归于国朝。二十六年以来，典章文物灿然明备。先是撤镇，以副帅统其众，未几又撤副帅，以一游击领城守营。彼时兵犹存数千人，山海路参将改设都司矣。此后海防为重，乃设沿海三营，裁游击，以城守事务归并山海路，只存兵马步三百人。” 山海关，明季设防之重，非同一般关城，至清，山海镇及总兵撤销，山海路参将改设都司，其军事建置明显降低。清代永平府境内军事建置的降格说明了境内的军事力量不再以防御外族入侵为主要职能，而转变为以安民抚民为主。

境内七个卫的撤销

明代设置于永平府境内的七个卫，包括山海卫、抚宁卫、永平卫、卢龙卫、东胜左卫，兴州右屯卫、开平中屯卫，至清代实行新兵制后，诸卫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小，先相互归并，后被裁撤，在军事建置中逐渐消失。

顺治七年（1650年），抚宁卫归并山海卫，其卫地多拨补滦州。康熙《山海关志》卷二载：“（顺治）七年（1650年），以卫地多拨补滦州，将抚宁卫并归山海卫。” 顺治九年（1652年），卢龙卫、东胜左卫、兴州右屯卫归并永平卫，卢龙卫、东胜左卫地多拨补滦州，兴州右屯卫地多拨补迁安、遵化、三河、玉田。 至此，永平府境内止剩三卫，为山海卫、永平卫、开平中屯卫。

开平中屯卫，康熙六年（1667年）裁。《大清一统志》卷十九载：“本朝康熙六年（1667年）裁卫，十四年（1675年）移三屯营把总驻此。”此后改称“开平营”。其卫地及人口并入滦州。

永平卫，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裁。《大清一统志》卷十九载：“永平故卫，在府治南，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本朝二十七年（1688年）裁。”其卫地及人口并入卢龙县。

山海卫的裁撤时间文献记载略有差别，本文采用《大清一统志》与《临榆县志》上的说法。据《大清一统志》卷十九载“本朝乾隆二年（1737年）建临榆县，卫废”，乾隆二年（1737年）裁山海卫，改设临榆县。乾隆《临榆县志》卷首《临榆县志序》载：“临榆，故山海关地也，我皇上乾隆纪元之二年，改卫为县，易军而民。” 记载与《大清一统志》所载一致。又据光绪《永平府志》卷三十一载“（乾隆）三年（1738年），裁山海卫，改设临榆县，拨归卫地，于近县内拨归本县”，记载裁山海卫的时间为乾隆三年（1738年），似有误。清初山海卫治隶属于抚宁，自改设临榆县后，易军为民，编社废屯，实现了从过去的军事卫所转变为行政县。县域所属土地的十分之五来源于抚宁，十分之一来源于滦州，又将原卫地的十分之三划归抚宁、昌黎、乐亭，至此形成了东西长70里，南北宽230里的县境。

永平府境内七个卫建于明洪武或永乐时期，至清乾隆时全部裁撤，历时三百余年。卫所建立以“寓兵于农”开始，最后以“易军为民”而结束。明初于边境设置卫所，官军沿边屯种，自供粮饷，即能保国安民，又为朝廷减轻兵饷负担，明后期，军屯制败坏，卫所屯田基本丧失了补充粮饷的作用，而且辽东战事愈演愈烈，兵饷已经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至清，永平府境变成京畿内地，不再是边疆之地，境内遗留的卫所失去了“寓兵于农”的军事意义，裁撤不可避免。撤销境内卫所有利于精减地方权力机构，统一事权，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军事聚落向城镇的转变——以山海关为例

军事聚落随着边关军事形势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从明代至清前期，军事聚落整体上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繁荣、衰落的过程。清兵入主中原后，长城地带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本区域众多明代军事聚落转变为普通的城镇或乡村聚落。清时永平府境内大部分聚落经济发展缓慢，靠近交通要道的聚落，经济发展相对较快，逐渐成为区域中心城镇。下面以山海关为例简要说明军事聚落向城镇的转变过程。

明末清初山海关的政治、经济职能的扩展

山海关从设关之初，就被赋予重要的军事职能。但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山海关的军事职能经历了从快速膨胀到迅速萎缩的过程，其军事地位也发生了上下起伏的转变。而与此相反，山海关的政治、经济职能却不断发展与加强。

明末山海关地方政务管理形式发生了变化，文阶官员设置增多，行政权力逐渐细化。明初山海关内设兵部分司主事管理本关地方事务，督率守关官军，验查批引文凭，查缴违禁货物，巡缉捕获不法分子，接待建州海西入贡等。 明万历十七年（1389年），设管关厅，管理关税。因“经抚衙门军务旁午，民事繁剧，且学政提调诸务，本卫指挥不便弹压” ，也归管关厅略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山海关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海运。天启元年（1612年），设山海户部分司及海运通判。此后户部分司在山海关成为常设，负责管理海运，将军需物质转运辽东。明末从山东半岛登州至辽东金、复等州的海运航道废禁，于是山东的物质改由山海关辗转输往辽东。天启二年（1622年），设山海理刑推官，负责审理军民诉讼案件。

及清，明设于山海关内的兵部分司主事，户部分司主事、海运通判、理刑推官等均被裁撤，唯有管关厅保留下来，并且其行政职权进一步扩展。扩展后的管关厅职权包括：其一，当税、流寓、差牛驴猪羊税、课朝鲜进贡筵宴四项，系管关厅管理；其二，永属州县给发过关文引，俱赴管关厅挂号；其三，关内道一应事务俱关厅首领，管辖抚、昌、乐三县；其四，原明代设于山海关的用于供应军需的积储仓库，如山海关义仓、山海卫预备仓、学仓、南海仓等俱废，只存山海仓。自顺治八年，山海仓归并管关厅管理，负责征收昌黎、乐亭、抚宁三县并山抚两卫、石门寨、大毛山、义院口、黄土岭各处米豆草料，支放营兵月饷并过往满汉官员行粮；其五，山海卫原属本厅，其上行文移本府，牒行本厅，本厅转行该卫，例用牌票。 由此可见，管关厅的职权由明代的仅管理关税扩展至上述五个方面，与山海关守备等军事官员的地位不相上下，管关厅除不具备军事权力外，其余地方上的公共行政事务几乎尽归所管，行政权力愈趋集中。

明末山海关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重困过之”。康熙《山海关志》载：“山海虽列诸畿卫，实与他畿卫不同，即非边卫也，而重困过之，何者？他畿卫皆附有司，山海不附，且去之远。边卫多偏僻，山海当孔道，且为外贡所经，不附有司与边卫同，而孔道往来之费边卫所无也……矧地狭土瘠，征役丛委已弗之堪，而复困以此可乎？” 山海卫不附有司又当孔道，说明山海关既缺少指挥使司的粮饷拨补，又不得不承担孔道往来之费，以致山海关地区征役繁重，民生贫弱，经济发展迟缓。

清朝建立后，山海关的军事政治大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即所谓“关介两都之间，尤升平无事，民生不见兵革，靡有烽烟之警、战斗之虞” 。清初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康熙《山海关志》：“革命之初，兵撤旅散，闾井萧条，民无素蓄，一旦食贫困惫，几不支矣。三十年来兹培生聚，较前渐有起色。但满汉杂处，农少商多。” 短短几十年，山海关地区人口增多，商贾往来如织。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解除海禁。山海关复设钞关由户部监督掌收税课，商贾踊跃，航运发达。此时的航运不再以军需转运为主，主要用于差贡与贸易。

山海关内集市发展很迅速，与清初山海关的集市频次相比，到设置临榆县的乾隆二年（1737年），其集市频次增加了一倍。清初期山海关的集市，“六日期集在东罗城；七日期集在南街；八日期集在西街；九日期集在北街；逢五逢十日期集在西罗城” ，而设县时集市发展为“月之每旬一、六日，县署前；二、七日，南街；三、八日，西街；四、九日，北街；五、十日，西罗城” 。设置临榆县后，不仅集市频次增加一倍，而且其中在东罗城的集市也迁移至城内县署前。市场位置由城外罗城迁至城中心，市场辐射力增强，民间经济活动进一步活跃。因此，乾隆二年（1737年）设置临榆时，山海关的经济发展已较明末与清初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因此，正如乾隆《临榆县志》所载，“临榆故军卫地率多屯营，自国朝休养生息百余年来，无征发戍役之事，爰改为县，编社废屯，而比户联甲，遂与他邑等” 。山海关经过清前期的发展，其政治、经济方面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军事的干预与影响，撤销山海卫已成必然，而且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经贸活动更加活跃，从而奠定了设县的物质基础。乾隆二年，临榆县的设置使山海关的历史进程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撤卫设县后城镇面貌的变化

从明末至清初，山海关增建了西罗城，城镇空间扩展，适应了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入清以后，城内原明代建的公署衙门、仓库、军器局等多已废弃不用或改换门庭，撤卫设县后，为了适应新县治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城内建筑不断增修及新建，城内面貌较清初又有不同。

城内原明设公署一部分废弃，一部分转为新的机构（参见表4-1）。演武场渐废，神枪库、神器库、傍义仓、羁候所、山海关义仓、山海卫预备仓、学仓、南海仓、社学废。原明户部分司署改为县署，乾隆五年（1740年）重建，在城南门内；原兵部分司署改为山海路都司署，在城东门内；原关内道署改为察院，在城内文昌祠右；原山海卫署改为朝鲜馆，原朝鲜馆改为常平仓；原山海卫学改为县儒学，在县署西。管关厅、山海仓、迁安驿的名称沿用，位置也未改变。

另有一部分公廨为设县后新建。如典史署，乾隆五年（1740年）建，在县署仪门外；钱粮库、赃罚库，乾隆五年（1740年）建，分列县署堂东西；常平仓，乾隆六年（1741年）建，在县署北；新狱，乾隆五年（1740年）建，在县西，旧狱在城西北，明杨嗣昌建，新狱建成后，旧狱暂羁往来递关罪囚。

现根据万历《永平府志》、康熙《山海关志》、乾隆《临榆县志》所载，制临榆县设置前后山海关城内主要公廨沿革变化表（如表4-1），此表可以直观地看出从明末至清初这段时期山海关城内各主要机构设施用途的变化。

主城内街道、城门、城楼等得到了重修重建。东罗城明设三门，康熙四年（1665年）堵塞南北二门，将关门从主城东门移到东罗城东门。西罗城复建，使山海关主城、东罗城、西罗城三城连为一体，城内公廨或废弃或改建或新建，学校寺庙等文教机构也被相应的重修、扩建，城内的军事氛围弱化，政治文教氛围增强，城镇空间扩大，山海关城镇面貌焕然一新。以现代山海关区地图为底图，结合表4-1中所列的公廨位置，绘制图4-1、4-2、4-3，三幅地图分别展现了山海关不同时期的城镇面貌。山海关城镇面貌的变化直观地反映出山海关城镇化过程及趋势，山海关从建立之初的卫城、经路城、镇城，至清改为县城，完成了从军事聚落向城镇的转变。

总之，清朝建立后，永平府境内实行新兵制，增加了清朝八旗的驻防，境内卫所已不适应新的国防形势，逐渐被归并、裁撤。境内的军事聚落，及清后大部分转为城镇或普通村社，不再具有军事职能，只有少数城堡，如义院口关、界岭口关、冷口关、桃林口关、喜峰口关等还有少量驻兵，继续承担着一部分军事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