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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永平府虽然时时处在民族争战的侵扰中，但政局一直归明政府掌控。历史演进到1630年，在明朝政府统治中永平府的历史却出现断层，皇太极从1630年正月初四日占领永平城，到五月十四日守将阿敏弃城而归，近五个月的军事驻守，给永平府打上了后金政权的烙印。
皇太极从占领永平城到守将弃城而归，具体进程如下：天聪四年正月初四（明朝崇祯三年）黎明，皇太极率领的八旗兵攻克永平府城；初六，皇太极在永平城举行了检阅仪式，封赏功臣、部署驻守部队、安抚明朝降官降将；二月十七日，皇太极率参战部队旋跸回师。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皇太极回到沈阳，随即命令留守沈阳的二贝勒阿敏和贝勒硕讬率部南下，与驻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的参战部队调防。天聪四年五月，永平等四城接连失守，阿敏等贝勒率部弃城引还，四城归入明朝。
1629年的皇太极入关征战，后金政权一改以往不同八旗兵快速出击，掠杀成功后，急速回师的战法，不仅派驻军队占领遵化等出关要道，还以永平、滦州、迁安为驻地，对永平府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军事占领，并在占领期间，发布一系列的敕谕、命令、口谕来整肃军纪、安抚民心、鼓励生产，真正以君主之道治理永平。具体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皇太极挥师东进，意欲先取永平作为驻军之地，而招降不从，于是便强攻。这本是后金一贯的风格，可皇太极却在提拔任用卜文焕、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等官员兵将的一系列敕谕中多次言明，“我承天命，欲安生民，兴师前来，因永平人不降，故攻取之。”包括随后的致明帝书及致明诸臣书中也一再强调：天既赐我以机，我何故弃之而返耶？我于天赐之地，耕屯以守，尔八府之民，岂能安意耕种乎？和“人固可欺，天亦可欺乎？”不仅打出上承天命、天不可欺这样的旗号，来攻占永平，为自己出师正名，而且言明自己上承天意且天意不可欺，极具无奈为之之情，引人谅解。皇太极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强调自己军事进攻的合理性，攻克永平非为侵占，实乃天意为之。既承天意，战争便合理了，这有利于收服民心，进而扭转后金兵在明朝汉人心中的印象，为自己争取了主动。
皇太极所攻取的永平等城池皆位于遵化以东，山海关以西，占稳此地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切断京城和山海关之间的联系，关宁防线的维持毕竟主要还是靠关内的供给；第二，永平、滦州、迁安三城如同皇太极在关内安插着的尖刀，可以作为囤积战略物资和军队的基地，然后实行他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这样就在关内站稳了脚跟。
皇太极攻占永平、招降滦州、迁安后，吸纳了一大批明朝旧官吏与兵将，前后共发布了擢用敕谕十五次，提拔任用汉官汉将三十多人，提拔任用永平道员白养粹为都堂、永平革职副将孟乔芳为副将、永平革职参将杨文魁为副将、永平都司杨声远仍授原职、永平户部陈慈新仍授原职、卢龙知县张养初为永平知府、沙河堡革职旧将卜文焕为游击、台头营副将王维成仍授原职、建昌参将马光远为副将、建昌中军白彦为游击、建昌中军孙绍业为都司、迁安知县朱云台仍授原职、迁安县指挥李印宗、潘玉昭、徐贵仍授原职、迁安典史严恭仍授原职、永平卫掌印陈景华与卢龙卫掌印王庆义和东胜左卫掌印陈延美三人仍授原职、提拔滦州革职旧将李继全为守备、升滦州州同张文秀为知州、提拔建昌张文贤为守备驻守边门冷口等。
皇太极盛情接纳了永平诸城的明朝降官、士人，可谓人数多、地位高，即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及部众，更不乏饱读诗书的儒生如诸生宋应元、生员陈钧敏、王钰等。尤其是高级降官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马光远、李继全、王维成等，他们作为武将，部众很多，军中影响力很大，许多旧日部将誓死追随，所以一旦这些将领招降到皇太极旗下，那么他们所统领的那支队伍也就投诚到了皇太极麾下。如建昌参将马光远招降后，整个建昌守军全部追随，原地驻防为后金效力；台头营守将王维成招降，所有台头营兵将一起投诚，为后金镇守台头营这个重要边门。如明朝革职旧将孟乔芳、杨文魁招降后提拔为副将，给予马匹、甲胄、弓矢并统领本城兵士四百人，管理永平军务。录用的大批明朝降官则管理着所属地方归顺人民，如提升白养粹为巡抚、张养初为知府，管理永平；授迁安知县朱云台原职，管理迁安；升张文秀为滦州知州，管理滦州。同时这些降官降将还负有连带效应，如马光远招降后，作为大明朝堂官员的哥哥马光辉、弟弟马光先均从北京携家眷投奔后金，并得到皇太极的重用。
皇太极为笼络这些汉族高官，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如皇太极移营于永平东门外山冈上，命军士披甲胄环列城中，归顺文武百官及生员等朝见，皇太极当场把身上穿的黑狐裘脱下赐给白养粹，又分别赐给率先归顺的五名官员每人一件貉裘。后来皇太极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自永平来见，皇太极“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饮食同之”，并以金杯赐三人酒。从昌黎回永平北河岸驻营后，皇太极又赏赐建昌副将马光远貂裘、黑狐帽、玲珑（革呈）带玲珑刀、玲珑撒袋和雕鞍马，赏赐非常丰富，可见重用程度。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即将回师沈阳前，在御帐饮酒赐宴麻总兵官（麻登云）、贾朗中（贾维钥）、杨副将（杨文魁）、孟副将（孟乔芳）、臧游击五名降将，言说明帝视将士之命如草芥，常驱于死地，言外之意自己则爱惜兵将，不过从皇太极当面嘱咐或发敕谕明令贝勒们，对攻上永平城的阿山、叶臣及猛士二十四人“后遇攻城，勿令再登”来看确实言行一致。正是因为皇太极的爱惜兵将且知人善用，永平降将中一些人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与挖掘。如马光远，在清崇德四年（1631年）六月，皇太极设汉军四旗时，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如孟乔芳，皇太极设汉军八旗时，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孟乔芳任副都统，孟乔芳招降被重用，以至于崇祯皇帝得知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故而崇祯与皇太极两大帝王在此一点上，无须比较，容人之量，用人之能就立见高下。
皇太极提拔重用这些明朝降官降将，极大地缓解了后金对刚刚占领地永平诸城治理时所需人才之不足，同时通过笼络这些汉官，也极快的聚拢了人心，消弭了永平人民的反抗，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
攻克永平城后，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游击高鸿中、阵获总兵官麻登云等执黄旗于城上，通谕官军百姓，俱令剃发。同时为收揽人心，对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一是指示凡本城汛兵，给予马匹甲胄弓矢，交杨声远、孟乔芳二副将率领；二是外来兵丁，尽收其军器，只身放还原籍；三是打开城门，“纵城外庄村百姓，各还其家探望”。
而永平府这样的百年京畿重镇，只凭一时的军事占领根本不可能人人都甘于做顺民，于是对于一心想做明朝忠臣的汉官及汉民，后金则采取铁腕手段，血腥杀戮，以达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如黎明城破，皇太极下令“敌兵不降者杀之”；如永平城通判张尔云，因不落发，被斩首示众；如周生员家人李春旺，扬言尽屠满人与尔等宜在被屠前先死等语，于是李春旺以鼓惑众心被枭首示众；同一天被杀的还有金有才，会说诸申语，曾与副将杨文魁和部分村民相斗，诸贝勒命人诛杀，将其尸首悬于街市示众。连形迹可疑的平民都可能被妄指为奸细遭到诛杀，所以铁血政策还是威吓到永平人，以至于后来再无这样的反抗记录。后来随着局势的平稳，皇太极不得不又下旨“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杜绝兵士滥杀。这样安抚政策与镇压手段并行，对稳定刚刚占领的永平局势意义重大。
此次入关，皇太极不断以敕谕、上谕、书信、口谕等不同形式，连续发出整肃军纪的命令，强调约束部众不准杀掠降民，对于行窃的兵士、杀掠的兵士颁布具体的惩治标准，不准滥杀降民、降官，强调兵士秋毫无犯。
即便命令再严厉，抢惯了的后金兵士有时还是难改“恶行”。如喀喇沁蒙古曾到迁安抢掠，二贝勒得知后亲自写信，明确指出“致误农事，我等亦不容尔等留此，必调兵驱逐出境。”皇太极也高度重视，于二月十四日，写信给喀喇沁部卓里克图、岱达尔汉、西兰图、沙木巴等人：“尔等须严加约束部众，不得侵扰剃发归降之民。若杀降民，必杀其杀人者以抵命，抢掠者则应按律惩办。其一汉人，固不足惜，然杀掠降民，必致他处来降之民，将不复相信我也。”明确指出“违背我言，不严加约束部众，杀掠降民”的危害程度是再得不到汉人信任以至于不降。虑之长远，皇太极当天又下旨驻永平、遵化等地诸贝勒大臣：“明帝之民，天若佑我，则其民即我民也。以我之民，而我加以侵暴，则已服这国，奖非我有之他国人民，亦无复来归者矣。守城诸贝勒大臣等，宜严饬我军士。嗣后，若有杀害剃发归降之民，则鞭一百，刺耳，并罚取安葬银，给予被杀之人。行窃者，勒令赔偿所窃之物，并鞭八十二，刺耳。抢掠者，亦按盗窃论罪，牛录额真、章京若有不知者，照失察之例，治以应得之罪。若知情不举，则与首犯同罪”。这样的命令一天两发，可见皇太极对整肃军纪的重视，对普通兵士杀掠抢夺行为的约束。
不仅如此，皇太极对诸位贝勒大臣则提出“凡事皆当处之以义，毋贪黩以利已，毋偏庇以徇人，则在下士卒悦服，天亦嘉之”，教育贝勒大臣以义处事，承天意而动，顺民意而行。
正是因为皇太极严明军纪，屡次下谕旨不准侵扰百姓、不准杀掠降民，致使饱受明末官吏欺压的永平府百姓，甘心做了后金的顺民，确如皇太极在当年五月写给刘三、刘四、刘五的信中所说的“若孤军深入他人之境，而肆意抢掠，则我军焉能驻此数月之久耶？我能驻此，是我行善人民投顺之故也。”可见皇太极此时深谙君主治理之道。
按照气候来说，永平府地区早春时节就已开始农事活动，而后金占领永平地区已是早春，所以社会秩序稍稳，皇太极就下旨“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并多次催促百姓及时耕种，勿违农时。为鼓励生产，政府不但派遣官员视察催促，还拨付给百姓耕畜，可谓用心良苦，如正月二十日，皇太极交付张养初知府耕牛八十二头，命令他散发给百姓无耕牛的人家，用来帮助耕田犁地。正月二十二日，又亲自派遣四位大臣，“持书往谕归降各村及时耕种”。皇太极还口谕济尔哈朗、阿济格、萨哈廉等永平管理者们：“再命降民，从速耕种，再谕不愿耕种者，我等不信之。”二月初二，皇太极致信滦州诸位大臣“催彼地人民，从速耕耘”。二月初五，皇太极在御帐内赐宴麻总兵官、贾朗中、杨副将、孟副将、臧游击五名降将，感叹“民不得耕耨，何以为生？”，强调粮食乃是百姓活命之本，为百姓不耕种将无以为生而深深忧虑。二月初八，皇太极又一次遣书给滦州诸位大臣：“催滦州人，从速耕种”。鞍山堡千户钱奇志为表投降诚意，牵二头牛来永平请令旗，皇太极命令白都堂给他招降书及令旗，耕牛退还。
能在刚刚占领区内多次为农事活动而下谕旨，派遣大臣视察，拨付耕畜与农资，对因自己驻兵屯守而导致的百姓不得耕耨进而生出何以为生的深切忧虑的人只有皇太极。而这也直接源于他的惨痛经历，《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条记载：“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而造成“国中大饥”皆因一年中后金先征朝鲜后攻锦州，既违农时又误农事所致，所以永平之战后，皇太极抓住农时，积极倡导农事，督促百姓开展农业生产。勿违农事理念是封建时候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最难能可贵的政治境界。
除上述五方面外，永平府还于二月初六日，在白养粹、崔及弟、张养初的奏请下，依照明朝旧例在钟楼下纳税交易人、马、牛、骡、驴、羊及膻羊等，由诸申大臣二人、汉人大臣二人，负责具文抽税。皇太极还命守城兵士将汉人分置城内一隅，拨与房屋一一分晰，书其姓名于门枢处停当，令各照门帖居住，将被杀戮的尸骨在土山上掘坎埋葬等，还留下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镇守永平城，并命令济尔哈朗、萨哈廉办理永平府事务。应该说永平历史上穿插归属于后金政权的这一时期，还是比较符合百姓生存意愿的，只是阿敏弃城而逃时血腥的全城大屠杀，掩盖了皇太极以君主之道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所取得的成就。
（1）《太宗实录》卷六
（2）《满文老档》
（3）《清太宗实录》，卷七
（4）清代蒋良骐著《东华录》卷二，27页
（5）《贰臣传》第二卷
（作者系卢龙县电大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