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

民治作为官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主要形式有以下三种：

1. 宗族管控。封建社会由不同氏族组成，每个大的家族都推举有齿德者为族长，管理宗族事务，化解民间纠纷。大家族设有宗族祠堂，设立祭田，筹集慈善基金，建立族内扶危济困机制。比如，乾隆四十二年，抚宁城南街举人单槐筹集善款，建立单氏宗祠，族内人造册登记，制定族规。兴建四十间临街门市出租，建立祭田千亩，每年收取房租、利息“五百金”。“体先人惇睦之心，以其余租用，赡族人之不足于力者，以释其怨，恫族人之中有空乏也，老幼为之养，吉凶为之周，族人之穷于无告也，孤寡为之抚，鳏独为之恤，无力读书者为之立塾以教之，有志制科者为之资斧以成之”，使单氏成为远近闻名、富甲一方的大家族。

2. 民间慈善。一种是自愿捐输。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富裕绅士，深明大义，为国分忧，为民解难。每逢灾荒之年，地方官号召他们出粟赈灾；每逢兴办公益事业，乡绅出资协助。明朝万历年间，卢龙县人、监察御史韩应庚致仕还乡，家道殷实，乐善好施。“世有隐德”，曾祖韩文“富而好施”；祖父韩诚“益大其业。嘉靖中，岁屡歉，先后贷乡人粟至二万石，不责其偿”，乡民称颂。万历三十三年大饥，韩应庚“输粟公府，而施糜掩骼无虚日。又鬻负郭田数百亩，以瞻郡邑两庠贫士，无不交口称颂”。崇祯三年正月，清兵攻打永平府城时，韩应庚妻子刘氏及儿子诸生韩原洞“以五千金诣监军犒师”，韩原洞亲自登城御敌，战死疆场。其弟韩应奎，曾任华阴、蓬莱等县知县，辞官归隐后，“常以睦族济人为念，绝不一干有司。岁大凶，施粥以济人饥，给羊裘以救人寒，邑人德之”。乾隆年间，临榆县诸生王名标“凡有益地方之事，不惜财力为之，远近皆称为善人”，“自雍正年间施药救人，其后世相承无替。乾隆三年，捐住宅地东西两丈余，辟为南北通衢，以便人行，名遵义胡同”，“乾隆四年，捐修白桥并舍桥南西岸房基地，建水坝，立石碣，又筑白桥南石桥一段，于房后菜园南凿井，以资里閈饮。乾隆五年，捐修郭西石河内石桥东西两段，计石七十余丈，凡三年而成。舍菜园数百畦与高姓种，以充搭撤遵义桥之费。当初设渝关书院时，捐重资以襄事，又竭力捐仓谷。乾隆九年，独力修西门口道，扶杖鸠工，寒暑不辍。”另一种是劝捐勷赞。凡有公益性事业，财力不足时，劝说富绅赞助。比如，抚宁县黄牛顶上有一座金大定时所建的望海红沙寺。“正德四年僧李道敏募吏部听选官杨福贵重修。崇祯十六年僧云祥募邑庠生冯景运重修。康熙四十五年僧庄福募台头营外翰王养凤、庠生茹瑜、董启瑞、岁贡茹珩、许青云重修”。又如明朝万历年间，抚宁县科第不振，陕西按察司副使王胤祥还乡期间，在紫金山捐资修建文峰塔一座。康熙年间，抚宁学宫倾圮，乡绅冯泰运“捐资二百余金，助修抚宁学宫及制铜祭器二百四十二件，以光春秋祀典”。道光年间，“临榆、建昌之交有大横岭，陟降二十余里，崎岖险阻”，临榆贡生梅朝荣“倡捐劝募开凿之，二年蒇事，遂为坦途焉”。

3. 乡规民约。明清时期，大多数村都有乡民民约，制定地方性法规性条文，约束村民的行为。比如，为保护仙台山及五峰山一带山石资源和文物古迹，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昌黎县知县刘崧岳颁布实施了《为永行禁止凿挖山石碑记》，禁止附近村民开山采石，明文规定：“前已屡示晓谕，不许凿毁。嗣后，或恐无知之徒私自取携，致损风脉。间亦有之。爰镌诸石，永行禁止。倘敢有再取此山一石者，地方人民立即禀究。即本山住持亦不得辞巡察之责焉。”

每个村都设有青苗会、护秋组织或者山林保护组织，凡是毁坏青苗，偷盗粮食，盗砍树木等，都要受到惩罚。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临榆县驻操营半壁山村合会公议所立“护秋公约”，明文规定：“会众演戏告明，严申禁约，以儆后患。如有犯禁者，与众公罚；若抗拒不服，会同呈官究治，但不许被赚徇情，受贿卖放，又不得欺善畏恶，挟仇排陷，一有是弊，天日鉴，神雷击。凡树木，无论枝干生死，不准偷砍。凡采薪，不准挖根。凡树沟，无论男女，不准拾梨。如犯禁，或罚或送官究治。凡田园，不准践捋。骡马牛罚钱一千，驴罚钱五百，羊罚钱二百，猪鸡打死公用。人无论男女，轻，小人罚钱一千，大人罚钱五千；重，会同呈官究治。”

明清两朝之所以能够挺立六百余年，与其社会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当今社会仍有较大借鉴意义。 wplDA22WW7rTfS+weLAKTlf5+fX8oNGp7yhh39Chjr5EDexBy4KeNwRKP88Ztm59